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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河会战:改变战局的关键一战 - 第一章

时间:2023-07-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没有一场战争比马恩河会战更具争议性,在如此短时间之内,引起更多人的论述,激发更广泛的兴趣,以及造成更多的传说。图3马恩河不过,各种争议至少足以显示,马恩河会战若说是肉体的胜利,不如说是联军赢得一场心理战。马恩河会战胜利的主因,与一名英国火车服务员兴奋的想像力,以及与前往奥斯坦德的一群临时访客有关?不过,从边界德军各军团司令部发回的第一批电讯,显然将状况过度渲染。

马恩河会战:改变战局的关键一战 - 第一章

没有一场战争比马恩河会战更具争议性,在如此短时间之内,引起更多人的论述,激发更广泛的兴趣,以及造成更多的传说。另一方面,这段1914年9月危机,使德国作战计划走上崩溃之路,并改写了历史。可以说,德国马恩河败北之日,真的等于输掉了整个战争,事实上在某方面也确实如此,很自然地,自认为打赢这场仗而应获殊荣者,必然不少。

第一件传闻是,福煦因将德军中央部分驱入圣贡(St.Gond)的沼泽地而赢得这场会战。甚至到现在,除了法国,其他国家的一些著名历史学家仍不顾事实与时间,让这种说法流传着。

尽管这种说法有如投石于水,涟漪不断,法国却另有一些有见识的看法,对于谁该接受这项殊勋,功劳应记在总司令霞飞,抑或在加列尼身上有着激烈争论。加列尼曾是霞飞的上级,大战时则是部下。加列尼曾自巴黎,朝德军克卢克军团所暴露的侧翼发动猛击。德军的这部分侧翼,当时正准备从巴黎前方朝内回旋通过。有一学派坚决认为,霞飞曾有对德军发动反攻的构想。但这些人绝大多数相信,霞飞这一构想起因于加列尼。由于加列尼主动发现反攻机会,使霞飞感受压力而决定反攻。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当霞飞沿索姆河一线进行首次反攻失败后,很早即放弃一切新攻势。如果不是加列尼这一火爆决定与坚定的却敌信心,当时法军的撤退还会继续。时至今日,学者都已能作冷静的判断。即使我们认为此一决定与霞飞有重大关系,事实显示,不论攻击位置的确认,还是攻势的发起,皆出自加列尼的指示。此外,这样的论调也驳斥了霞飞拥护者的另一看法。他们说,加列尼匆促行动搅乱了大局。我们知道,加列尼的行动如果拖延24小时,将使德军有机会完成先前被加列尼搅乱的防御性兵力的配置。

其实德国也风行相似的争议——下令德军撤退的举动是否错误?谁应该负这要命的决定之责?是一军团的克卢克,二军团的比洛,或是统帅部代表亨奇(Hentsch)中校?

图3 马恩河(1914年)

不过,各种争议至少足以显示,马恩河会战若说是肉体的胜利,不如说是联军赢得一场心理战。其实,大多数名垂青史的胜利亦复如此——实际作战并非致胜之首要,重要的是,战事的关键取决于交战双方指挥官的心态。战史应论述双方人员的思维与情绪,配上一些事件的背景叙述,以凸显真相即可。然而,典型的军事史,却往往反其道而行,易令人产生错觉。这些军事史经常巨细靡遗地描述战斗,然后以统计数字来评估致胜的原因。

由于马恩河之战有明显心理议题需探讨,所以有人已对当时各方指挥官的心态详加分析。即使如此,由于分析者充满“战斗情结”,使分析方向仅限于军队正面冲突时的情形。然而,某个富于联想意义的事证未被放上台面检视。这件事可能变成一则耸人听闻的问题。马恩河会战胜利的主因,与一名英国火车服务员兴奋的想像力,以及与前往奥斯坦德的一群临时访客有关?或至少可问,我们可以将这些卑微的“杰出人士”的行为,与加列尼的事,一并构成胜利的主因?

等我们研究德国指挥官心态,发现这些联想并不很离谱。在这次会战发生之前与发生之际,德军指挥官经常忧心忡忡地瞻前顾后,回头察看他们后方的状况。他们害怕联军攻击他们在比利时与北法之间漫长的交通线。事实上,德军指挥官的紧张有些道理。话需从头说起。英军副参谋长亨利·威尔逊曾有一套想法。他希望将英国远征军如典当品一般押在法军左翼,像盲肠一样将英国远征军与法军左翼绑扎在一起。因此,当盟邦要求英军在比利时海岸登陆,不论提出的时间是否过迟,都被威尔逊这项政策所否决。但另一方面,此时比利时野战军的行动,虽然受到安特卫普德军的监视,德军却为了监视他们,使得兵力严重分散。更有甚者,比利时野战军使德军陷于长期的苦恼。

丘吉尔先生在此刻也动起他富有创意的脑筋。虽然他手头的资源缺乏,他派遣了一旅陆战队,在阿斯顿准将指挥下前往奥斯坦德。丘吉尔并下令尽量公开报道他们的行动。这支部队遂于8月27日登陆,停留在岸边一直到31日为止。

现在我们要转到另外一边来看。9月5日,也就是法国军队朝向克卢克军团进击的那一天,德军统帅部代表亨奇中校赶来探视这个正遭受法军威胁的军团。他劈头一句满是不好兆头的泄气话,“坏了!第六、七军团被堵住了。第四、五军团正遭遇强烈抵抗……英国新到的军队正在比利时海边上岸。另外听说有一支俄国远征军也在同一批部队当中。我们撤退是免不了了”。不过我们从其他资料中得知,这3000人的陆战队,其实被德军统帅部想像成4万人,俄军则被说成8万人。

因此,德军侧翼兵力相信自己的后方正受到严重的威胁,这倒面临了严重考验。于是统帅部开始考虑撤退;至少在这段紧张的日子里,这样的认知必定悄悄地侵蚀德军的士气。即使统帅部曾怀疑过英军在比利时的消息不实,但他们已满脑子都是撤退的念头。当9月9日亨奇再度前往前线全权处理此事时,他说:“撤退应该开始了。”其实德军不仅已开始后撤,同时遇上从比利时传来的恼人消息。当天比利时野战军从安特卫普突围,只是,战斗在短时间内就已结束。但这项威胁性消息的心理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现在德军已“归心似箭”,而且迅速弥漫,战局随之逆转。

历史应公正评价丘吉尔先生的巧计,以及阿斯顿将军的少数“闲逛的陆战队员”。不过惊人的“俄国迷思”对此也有所帮忙。这迷思从何而来,为何扩张至此,简直不可思议。就我们所知,丘吉尔先生曾建议以秘密方式将俄国远征军运入西战场。是否建议案曾泄漏风声,然后使过程加油添醋般过分渲染起来?然而,长久以来的一般看法,是将有关的传闻归因于一名铁路服务员的兴奋想像力。此人曾在一列运兵夜车上工作,车上尽是说盖耳语(Gaelic-speaking)(1)的士兵。如果确是如此(2),耸立在伦敦白厅(Whitehall)上的一座刻着“献给不知名的火车服务员”的塑像,就兴建得太晚了。

我们且先将上述外在因素搁在一边,回顾实际战区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德军决定撤退的许多关联性近因的开头,是法英军从边界陷阱中撤出并逃脱。法英军本是依照霞飞的计划,才走进陷阱的。不过,从边界德军各军团司令部发回的第一批电讯,显然将状况过度渲染。致使德军统帅部以为已打了一场决定性胜仗。也基于这一错觉,毛奇在8月25日很高兴地,且毫无必要地派遣4个师兵力前往俄国前线。这一行动损害了他右翼的打击力。更糟的是,这股右翼打击力,先前就因为被他抽调出7个师兵力去包围那些困守不降的要塞而削弱不少。而且那次包围显然是个得不偿失的投资,因为仅俘获一小撮联军。于是毛奇疑心大起,使他对情势作出更审慎的估算。德皇轻易浮现的乐观主义,现在开始令他恼怒不已——“我恨透了他那种嘻哈狂喊的乐观”。不过,尽管毛奇萌生新悲观,却在悲观中搀入了一丝新乐观。原来他手下的军团司令提出一套改弦更张的新计划。只是其中蕴含了重挫的因子。

位于德军最右或最外侧的克卢克军团,在进袭英军后部时,因过于接近“外侧”英军史密斯-多林的第二军,使后者被迫暂停,准备应战。同时,克卢克军团的左侧邻军比洛军团正在追逐朗雷扎克的法国第五军团。8月26日,英军左翼在勃卡陶因被痛击而向南后撤。这时,克卢克已再度向西南前进。虽然克卢克采取这个方向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误判英军将朝海峡港口撤退,但他倒是遵照大回旋式进攻中,他的部队应担任的角色行事。克卢克以大回旋式进攻途中,必需经过亚眠—佩罗讷(Amiens-Péronne)地区。这地区此时恰好有新成立的法国第六军团从亚尔萨斯乘火车调来,而且第一批部队正在下车。法德两军一遭遇,打乱了霞飞的盘算。霞飞原希望第六军团加速撤往巴黎防线,然后及早恢复攻势。

但是克卢克在被引诱再次转向前,他已朝西南进军了,因此,霞飞为了纾缓英军的压力,曾命令朗雷扎克停止前进,往回攻击德军的追兵;比洛被这记回马枪打得全军撼动,于是电告克卢克求助。就在比洛支撑不住,需要协助之前,朗雷扎克的攻势在8月29日就停止了。不过比洛仍要求克卢克向内旋转,以便切断朗雷扎克的交通线。克卢克则在应允之前,将这情势请示了毛奇。当请示到达毛奇手里的时候,毛奇正为法军要从他包围中开溜慌张着。特别是法军行进路线将要通过他的第二军团(比洛)与第三军团(豪森)之间的缺口。此时,第三军团已从西南方向转朝南前进,以协助该军团另一侧翼的邻军第四军团。因此,毛奇批准克卢克向内旋转的请示。这表示克卢克非放弃原先绕过巴黎以西的大迂回计划不可。现在德军的轮型攻击线的侧翼将自巴黎以东的地区通过,并且从巴黎守军的面前通过。这一为了安全而将计划缩水的动作,使毛奇牺牲了原先更具前瞻性,以宽阔的回旋进击法为主的原始计划。同时也证明,尽管毛奇设法减少当前危机,却将自己暴露在致命的联军逆袭上。

9月2日夜里,毛奇向右翼各军团司令官们发出讯息,证实计划有所改变,并预示新计划。讯息表示,“我军的意图是想从西南方,把敌人赶出巴黎。第一军团应以梯队跟在第二军团后方,并负责保护我军的侧翼”。但是第一军团的行军,一整日都在第二军团前方。这也就是说,如果克卢克要执行命令的第二部分,就要忽视第一部分。他决定前进,同时派出一支编制不完整的后备军,与一支实力耗尽的骑兵师作为侧卫。从侧卫未配置飞机,以及未对西方下达空中侦察的命令来看,就知道克卢克何等忽视来自巴黎方向的任何威胁。

同时,毛奇愈发忧郁起来。9月4日,他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原有计划。他以缩小对法军中央与右翼的包围,取代原有计划。他要求德军中央的第四、五军团向东南进军,同时,下令正向西南进逼的左翼第六、七军团,设法突破图勒与埃皮纳勒之间的要塞障碍,也就是向内钳制住凡尔登两侧的颚口。此时,毛奇右翼的第一、二军团正准备向内旋转,然后改向西,以便挡开法军来自巴黎附近的任何反击。而正在朝南赶路的克卢克,则是走在比洛前面,并且已经渡过马恩河。但毛奇的命令至今不提这些问题。这等于告诉克卢克“继续面向巴黎东侧”(也即面朝西),并且应继续留在马恩河以北行军,同时,比洛军团也朝西回转,进入马恩河与塞纳河之间。因此,当比洛赶上并超越克卢克的时候,后者为了完成任务,也几乎未作停留。因此他们两批部队像玩了一次体操特技的后翻斤斗。这样动作,搅乱了一个大军团行军时原本应有的均衡性。毛奇原先企图挡住法军反攻的计划,在未奏效前,法军已经开始反攻了。更有甚者,不想失去抢胜利头功的克卢克,9月5日继续朝南直奔塞纳河。声称“朝西的行军,可以在有空的时候再说”。

此刻,克卢克仍仅以兵力薄弱的3个旅与少数骑兵部队护卫他的侧翼。而翌日,克卢克就遭到从巴黎出发的法军第六军团的攻击。

过去这段时间里,法英军队一直不停地撤退。法国政府因霞飞的后撤具有放弃首都的意图而曾引发恐慌。霞飞有感政府的压力,遂于8月30日派莫努里的第六军团增强巴黎的守备。霞飞将第六军团调离战场,增防巴黎,其实就有放弃进行侧翼反攻的想法。因为他成立第六军团的本意就是用来实施反攻。此外,他在同一天的训令上显示,他已有信心对德军中央发动反攻,“以便完成……破茧而出的攻势。这是以前我们曾企图做的,面朝东北,从默兹河跃出的攻势”。9月1日,霞飞下令联军继续后撤到塞纳河以南的奥布河(Aube)与奥尔南河(Ornain)。这不仅有将各军团从巴黎调开,远远调到巴黎的东南方的意义,而且表示,曾考虑不久要发动反攻的他,无视横亘于他与敌人之间的河道障碍。次日,霞飞再度向几位军团司令官发出训令。他补充道,他意图要“设置这条防线,并予以要塞化”。因此,他并不准备立刻发动反攻,而计划在稍后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同一天,他就陆军部的意见,以及在答复弗伦奇爵士有关在马恩河进行抵抗的建议时表示:

我不相信有这种可能——以我们所有兵力对马恩河发动全面攻击。但是我认为,英国陆军合作防卫巴黎倒是唯一可以有所获利之道。

不论是陆军大臣还是加列尼,他重申相同的决定。后来热心的辩护者认为霞飞心里始终存有反攻的想法。关于这一点我同意。但是这些事证足以摒除传闻中,霞飞心存在马恩河进行会战的意图,或曾计划发动剧烈改变情势的反攻。

9月1日,朗雷扎克军团的一名参谋从一名阵亡的德军军官身上,发现德军改变进攻方向的命令。这份命令于翌日清晨送达霞飞总部。霞飞在上述答复中的确切原意,如今就更具意义了。及至3日早晨,英国飞机已发现克卢克军团改变行进方向为东南。当天下午,这些飞行员又称克卢克军团的纵队正渡过马恩河;是夜,莫努里则报告,巴黎—桑利斯(Paris-Senlis)之间防线以西地区已见不到德军了。不过所有这些报告,对于霞飞的撤退计划并无影响,而且2日夜间,他将后撤极限,甚至延伸到一条更靠南边的防线上!

即使3日那一天所获悉的情报相当零碎,但是新上任的巴黎卫戍司令官加列尼仍立即做出反应。他命令莫努里在4日拂晓时,就进一步进行空中与骑兵侦察。待侦察报告一发回,他马上断定,德军正在斜向通过巴黎防卫区,并暴露出它的侧翼。加列尼马上有所行动。上午9时,他下令莫努里准备向东进击德军侧翼。然后他以电话通知霞飞,说他准备行动,并请批准这次反攻。

加列尼激昂地说出他灵感十足的主张,对霞飞这位思维较慢的野战军总司令确有影响,但也仅此而已。为了节省时间,加列尼趁霞飞仍在思索之际,已经跳上汽车直驶默伦(Melun),向英军解释这一新情势,并且寻求合作。不幸,弗伦奇爵士并不在他的总部,起先加列尼甚至找不到弗伦奇的参谋长默里;而且,场面也有些怪异。加列尼发现英军的参谋军官情绪不稳,意志消沉。并不避讳说,如果英国人了解法国陆军的状况,就不会参战了。他们根本无心细察这位看起来最不像军人的军事天才的肚里货色。加列尼戴着一副学究式的眼镜,不修边幅,毛茸茸的胡须,黑长统皮靴,打着绑腿。难怪这位带有强烈幽默感的了不起的军人后来会说:“没一个英国军官愿意跟这滑稽人物讲话。”

加列尼向默里指出,现在是抓住机会的重要一刻,因为德军已经将其右翼暴露出来了。他说,“巴黎军团”已经一切就绪,准备攻击德军侧翼,请英军先停止后撤,等第二天与他一同发动攻击。然而,默里大加反对,声称司令官不在,他什么忙也帮不上。加列尼就这样望眼欲穿等了3小时,约翰·弗伦奇仍旧没回来,而自己却必须在下午5时离开。之后他曾接到英军仅作出小小承诺的一通电话。这并不能令他满意。因为电话的大意是,英军在第二天仍将继续后撤。英军的决定,可以从那天早上霞飞发给加列尼的一封信获得证实。霞飞写道:“我很荣幸告诉你有关我要实行的计划。当前我的目标是,将军队撤至塞纳河之后,并且只在挑选好的战线上,投入联军全部军力。”至于克卢克改变行进方向的消息,对霞飞有否产生些微影响力,则显示在稍后一段话上:“有关德军继续朝南南东方向前进的消息,……也许你会同意,你在马恩河与塞纳河之间的右岸展开行动,是最有效的。”这句随口,但开门见山的话,不但具有限定加列尼行动范围的意义,而且等于不鼓励英军接受加列尼的大胆建议。霞飞的思绪迟缓,虽然听取建议之后,有时会改变态度,但往往太慢。相较加列尼的敏锐眼光与迅即的反应力,对比强烈。

霞飞在早上得到加列尼的讯息后,使他想发送一份电报给德斯佩雷(继朗雷扎克担任第五军团司令)。这份在午后12时45分发出的电报说:“如果阁下认为贵军团已做好一切(攻击)准备,请通知本人。”这是一份几乎不含任何重大时机意义,或敦促行动的查询电文。这封电报到达德斯佩雷手中时,英军副参谋长威尔逊正好在场。两人商量后,起一份复文稿,说:“后天以前无法作战。第五军团并将于次日继续后撤,定6日攻击。”德斯佩雷在复文中,另亲手写了一段有条件的附注,显然相当不赞同进攻。他写道:“作战成功,应具备条件有:一、第六军团应作紧密与完全之合作,并应在6日清晨向乌尔克河(Ourcq)方向前进。并且应在第二天抵达该河……不然,英军不动。二、我军团能于6日进入作战,但情况并非处于乐观状态。对于预备师并无信心。”

霞飞看到这样令人沮丧的答复,能有什么反应?反应是有,更加深其犹豫罢了。

此外,由于他的军师贝特洛为撤退,以及为维持原计划猛敲边鼓,使得霞飞对反攻一事,愈发踌躇不前。当天中午过后不久,传来德军向马恩河推进的坏消息。在此,霞飞的传记这样写道:“这就是使贝特洛重新负起责任的要件。”虽然霞飞的传记,确实认为他继续在规避决定,但也认为霞飞这时发出了一个配合贝特洛的计划的新指示。更重要的是,霞飞决定要将他的总部再向南方迁移30英里。然后,当霞飞正在提早用晚餐的时候,德斯佩雷的讯息传到了。

整个马恩河战役发生的关键,则在于一通电话。正如加列尼所说,由于他眼光敏锐,使联军获得反攻机会,而他的这通电话,则缔造了马恩河之役。他返回巴黎总部之后,发现了霞飞那份迟到的电文,是赞同他进行反攻的,但表示最好攻击马恩河以南。如攻击马恩河以南,对敌军侧翼与后方会产生更大效果。

加列尼拿起电话打给霞飞。经过一番热烈争论与加列尼强烈的说服力,终于获得上司的批准。霞飞准他动用“巴黎军团”进攻马恩河以北,以作为联军左翼各军团所发起的总反攻的一部分。霞飞并答应争取英军合作。于是加列尼于晚上8时30分迅速对莫努里军团下达命令。加列尼这时已增强了该军团的实力。由于时间已晚,经过几个小时的拖延,霞飞的攻击命令终于在9月6日发出。其实,5日发出命令已嫌迟,更不用说到6日才使命令全面生效。(www.xing528.com)

当莫努里部队于5日向东朝敌军进发的时候,英军与德斯佩雷军团却正依照原计划向南前进。原计划的主旨就是要远离敌军,甚至彼此分头行动。但对加列尼来说,英法军拉开空档的做法,后来证明可能是危险之举。当隔一天德斯佩雷军团掉过头来的时候,他们就有更多地方需要“收复”。于是情况自然不能如预期,快速拔腿而归。至于克卢克,这时对英军的状况则毫无所知。英军的“消失”,使他能将军团主体(第二、四军)的半数,从英军曾经出现过的区域撤出,送往增援备受重压的侧翼。这些侧翼兵力此时正设法阻挡莫努里对德军后方的强攻。到了7日,莫努里的攻势就被这支新到的德军挡住,于是加列尼投入他尽力蓄积的后备兵力,以增强莫努里的实力。

这时候,就出现有名的巴黎街车故事,即使主要来自传说。有一支新开到的师在巴黎附近下火车,下车之后才发现距离前线尚有40英里之远,徒步赶到战场当然太迟,而仅有的火车只能载运半个师的部队。于是这天下午,巴黎警察叫住了街上计程车,有些乘客是被拉下来的。警察聚集了600辆计程车之后,要求他们开到市郊加尼(Gagny)去装载士兵。加列尼赶来看到这一幕,心中既兴奋又有趣地叫道:“啊,至少这不简单呢!”看来机动攻势现在只有巴黎计程车办得到。这一夜,这些未来的机动进击鼻祖,呼啸经过远离巴黎的村落与吃惊的村民面前,使3000士兵一次完成火车与汽车的两段行程。只是,这些以速度至上,安全其次的计程车在来回穿梭两地之后,集合点是一片混乱。以致到了8日早晨,需花费几个钟头时间的整顿,才使这一师部队能够战斗。

由于法军直接攻击德军的侧翼,使德军遭受额外的压力。加列尼在几天前所要求的另外两个军的兵力,现在正一点一滴地抵达。如果这批兵力几天以前就获得,马恩河以南的德军可能已经被切断。战术与战略一样,可以为战斗取得决定性胜利。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法军对于德军的威胁,使克卢克于6日夜间10时召回其余两个军。这一来,使他与邻军比洛军团之间出现一个30英里宽的缺口。现在只有两个实力薄弱的骑兵军,加上少数几个突击营前往填补这空档。更糟的是,克卢克并未将这批微薄兵力置于单一指挥下。于是,严重的后果出现了。虽然克卢克仍有能力抵挡,甚至逐回莫努里的部队,他在南边防线所遗留的空档,却将比洛的侧翼暴露无余。虽然7日一整天,由于德斯佩雷军团前进缓慢,以致到现在法德两军尚未接触,比洛却对他暴露的侧翼忧心之至。他只好将右翼撤至小莫兰河(Petit Morin)的北岸。不久,消息传出英军正朝缺口中央前进。这等于告诉德军后撤时间已到。德军旋自9日开始撤退。即使英军5日以来的撤退,曾使联军失去一次压倒性的胜利机会,如今他们却因撤退而反获胜利。这是一桩让人高兴,被命运之神眷顾的事。

然而,我们有必要检视另一部分战线的情形。因为,除非德军受到全面挫折,否则,霞飞不可能有获胜机会。德军左翼在东边,或洛林战区的攻势挫败,自己应负主要之责。德军将法军逐回自己的要塞防线后,已几无突破其防线的可能。然后,加上这时德军出了许多“马恩河状况”,遂使他们的退却确定。且说,当法军杜伯勒与卡斯泰尔诺军团在莫朗日—萨尔堡(Morhange-Sarrebourg)遭到败绩,匆忙以撤退收场之后,法军的战线内陷;就在这种无意间形成的新情势下,德军主力发动了攻击,向“沙尔姆隘口”推进。其实,这里正是法国人早年准备将德军逮个正着的地方。

因此,法军获得有效反击德军侧翼的机会。结果一时之间,法军使德军原始攻击计划瘫痪;德军并于8月27日停止攻势。这一停止,不仅给法军有加强阵地的喘息机会,同时使霞飞安稳地将右翼一部分兵力移转到较吃紧的左翼。这一调动,引发毛奇发动新攻势的构思。尽管第六军团司令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曾提出异议,毛奇仍下令于9月5日向法国要塞化防线发动攻击,结果无功而返。德军这波新攻势的对象是南锡的大库罗讷(Grand Couronné de Nancy)。这是一处形成沙尔姆隘口侧壁的山脊。当时德皇也曾莅临战场。他在佩挂着白色甲冑的骑兵簇拥下,像等待召唤上场的演员,以胜利姿态进入南锡。但是连番攻击之后,德军因准备不足,被法军密集优势火炮击溃;到了9月8日,毛奇只得下令鲁普雷希特停止攻击,以避免无端的伤亡。其实鲁普雷希特是在违反自己判断,听信一位过分自信的炮兵专家鲍尔少校(Major Bauer)的建议下展开攻击的。这位炮兵专家力陈,他的超重榴弹炮的威力与在比利时参战的要塞炮威力相同。鲁普雷希特如今只有心不甘情不愿地放弃攻击。这是一次大战期间,军事将领判断过度乐观的典型例子。

在凡尔登以西的德军中央部分(第四、五军团),就无法如毛奇变更过的计划,担任螯钳式挤压的右臂角色。在凡尔登地区,法国第三军团司令一职已由萨拉伊(Sarrail)接替卢弗里。萨拉伊到任后接受的第一个指示,就是不但要继续撤退,而且要放弃凡尔登。然而,萨拉伊不作此想。相反,他决定尽量抓紧凡尔登这个枢纽,并且不与西边的第四军团失去联系。这个如意算盘等于拖住敌军第五军团(由德国王储指挥)往东南方向的进攻,也打乱了毛奇的计划。萨拉伊部队的坚决抵抗,加上动用比以前更凶猛的火炮;于是,萨拉伊不仅是阻止,简直瘫痪了德国王储的前进。然后迟至9日,德国第五军团才发起夜袭,准备突破困局,但却在相互射击中,以自杀般惨败而收场。在这期间,萨拉伊曾要求增援,但未获准。也许因此促使他转变抵抗为冒险的反攻行动。他率军从凡尔登出发,向西攻击德军侧翼。为了保住凡尔登,他将兵力置于袋形阵势的一边。袋形阵势的另一边,则是莫努里部队,德国军团正夹在他们之间。

德军中央部分与右翼之间的连接兵力,则由豪森的第三军团担任。该军团的任务,是要准备支援上述两部分不同兵力。由于该军团中含有撒克逊人(Saxons)成分,故从它的任务的不肯定性看来,也许反映了德军中普鲁士人看不起撒克逊人的事实。结果真是如此。它的兵力被一分为二。左方兵力前往支援第四军团。这第四军团曾攻击由戴朗格勒的法国第四军团,却在全战役最惨烈的一场战斗中,被法军炮兵打得落花流水。第三军团的右翼兵力则在攻击法军福煦部队时,加入了比洛军团的左翼。福煦此时已接掌新成军的第九军团。第九军团成军倒简单,只是将戴朗格勒军团挖一些人过来就是。

在有关马恩河战役的各种传闻中,围绕福煦部分的最包罗万象,却也最无实质内容。目前仍有许多人相信的第一种说法是,福煦以反攻使整个战事落幕,并且曾将普鲁士禁卫师(Prussian Guard)“赶进圣贡的沼泽地”。事实上,德军是在福煦决定往更西方向进击后,在未受干扰的情况下自行撤离的。较有可能的第二传闻是,福煦可能因阻止德军突破法军中央部分而获胜。即使这么说,也不正确。因为德军这时候并未试图作此突破。比洛这时候只是在进行他的新计划——将他的战线调转,以便面向西方。就在这个转向过程中,比洛的左翼很自然碰上福煦的防线。

另外一个矛盾是,福煦曾不断下令攻击,他的部队却只守不攻。这个没必要的拼命防守行为,其实源于他自己不遵守命令。

9月6日下午1时30分,福煦接获霞飞发出的全体“向后转”的著名命令。福煦做法却与其他军团不同。在霞飞命令下,他原本应掩护德斯佩雷军团的攻击行动。也就是,应守住圣贡沼泽地的南边出口。但他却集中主力,攻击沼泽地的北边,仅让实力较弱的第十一军前去镇守沼泽地中,既宽阔且不易防守的东区。其实,他的部队经过连番艰苦的后撤,早已人困马乏,攻势没支持多久即告终止。攻势既失,他们也就无法守住沼泽地的南边出口。于是,福煦的主力继续留置在这一侧翼。德军则像他们早先曾做过的动作一样,走堤道迂回沼泽地。7日,德军在法军炮轰下,展开对沼泽地东边的攻击。为避开炮击,破晓时分,德军发起上刺刀冲锋。福煦的右军在奇袭下,立时大乱,迅即败退。所幸德军并未急追,只俘获少数令他们受苦的火炮。即使如此,福煦仍因情势危殆而请求支援。德斯佩雷应允借出一个军支援他的左翼,霞飞也派出一个军去填补他右翼的缺口。9日,德军在福煦轻微抵抗下,继续攻击福煦的右翼,并获得新的进展。如此直到午后2时前,德军接获现今已众所周知的,比洛的总撤退命令为止。德军是在未受干扰,甚至在敌军全然不知的情形下悄然撤走。先前,福煦为因应紧急状况,曾从完整未损的左翼中抽调第四十二师前往他的右翼。不过,该师抵达现场时,只能向已在薄暮中远遁的敌人开几炮。这与一般传闻,福煦曾对突入战线的德军侧翼,发动过决定性反攻的说法大相径庭。另外还要补充的是,虽然比洛在军团大掉头的时候,暴露了他的侧翼,福煦却只想对德军作正面反攻。是役中,福煦最为人诟病之举是,他舍弃对友军的掩护而抢着主攻。

我们现在再回头看具有决定性的西线战事。我们仔细观察位于德军战线后方的各指挥部,检视他们渐渐摇摆不定的意见。这些意见最后竟促使德国撤军。在后方卢森堡的统帅部,刚于8月30日从科布伦茨(Coblenz)迁移过来。当时主要靠无线电与各军团联系,辅以参谋军官偶尔乘汽车的探访。德军此时并无常设的汽机车派车处,无线电讯则不仅常在加(密)码与解碼之间“遗失”,而且会受到巴黎艾菲尔铁塔的干扰。至于效忠1870年传统的各军团司令,为了防止自己被上级牢牢控制,除了报喜之外,发给上层的讯息既少又慢,并常吹嘘过头。在9月7日至9日整个马恩河会战的关键时刻中,前线并没有向上层拍发过任何有价值的报告;于是,迟至12日,毛奇竟完全不知克卢克的位置与状况。不过,不明下属单位的状况,并不影响大局。因为当时以陆军大臣身份在卢森堡的法金汉,曾在5日的日记上这样写道:“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的参谋本部已经完全昏了头。史里芬的准则再也不管用了,毛奇当然也江郎才尽矣。”

其实,毛奇自己早就默认失败。卢森堡统帅部的低迷气氛,很清楚显现在亨奇中校身上。9月8日,他以专使身份离开卢森堡,依序探访位于凡尔登以西的五个军团,准备全权协调撤退事宜,“如果后撤行动已经开始”。但他发现第五、四、三军团司令部气氛尚佳,即使他不敢完全确定。他继续前行,并在8日晚与比洛一起过夜。在此,他发现气氛就比较低迷了,使得他在第二天一早离开时,至少有一点肯定,就是这个军团的撤退命令应该快下达了。9日上午9时左右,空中观测报告比洛,有6支敌军纵队(英军五支,另一为法军骑兵)正接近马恩河——英军也就是这样走进了缺口进口处。上午11时,比洛下令自己的军团于下午1时撤退,并将自己的决定告知克卢克。

亨奇在路上因遇险阻而耽搁,直到晌午方才抵达克卢克司令部。我们根据他的证词,认为这时他已发现这里的撤退命令已下达。为了确认这项命令,有人向他说了撤退的方向是东北。但是克卢克的参谋长库尔(Kuhl)却坚称,这些撤退命令的发出,只起因于一名部属的错误。并且说,他只是依据英军已在他左翼后方的情形,才发出左翼向后转的命令。他又说,是亨奇有鉴于比洛的情势,向他下达撤退命令的。亨奇如今已过世,自无法反驳他的说法。然而揆诸事实,该军团撤退始于下午2时,其时,后撤的道路障碍已清除,而库尔与克卢克都没有向亨奇要求出示正式撤退命令。这点可证明亨奇的说法是正确的——他们急着要撤退。后来库尔确实承认,由于英军与德斯佩雷的突破已迫在眉睫,使得撤退无法避免。由于英军的进入,克卢克军团必须向北撤,因此使缺口继续开放着。

马恩河战役有许多意外状况,其中最令人好奇的一次是,意外重现了标准拿破仑式作战。所谓标准拿破仑式作战,是指拿破仑数度实行过的作战方式。卡蒙将军(General Camon)与其他学者都认为,这种作战方式经常出现于拿破仑脑中。它的特性是,当前线情势被你掌握时,马上对敌军某一侧翼进行直接攻击。这种攻击,本身并不具决定性,但可制造决定性攻击机会。譬如,敌军因被围而延伸战线,其目的在于避开包围,但也制造了实力不足的接缝。这一接缝,正适合进行决定性攻击。在马恩河之役中,加列尼制造了这种战线的延伸,英军则刚好突破战线上的接缝。联军完美地打了这么一场仗,却不自觉。

因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英军于5日的持续后撤,以及6、 7日的缓进,在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在无意间所进行的退却,一如拿破仑有意做的。如果英军提早展现其“决定性”攻势,“接缝”就不会因克卢克调走最后两个军而变弱。因为即使这两个军要调走,比洛也会拖延到8日早上。另外,从莫努里的攻势在这两个军朝他前进时被阻来看,就足以证明莫努里攻势并不具决定性。

但是英军在8、 9,以及10日的持续缓进,却不是拿破仑式战法。而且后来证明这样做完全失去变德军后撤转为德军惨败的机会。并且从此开始了漫长的4年战壕战。联军无法乘势追击的部分原因,在于绵密河川所造成的障碍,但大部分原因则在于缺乏冲劲,以及错误的指挥。约翰·弗伦奇爵士对于前景似乎信心不足,尤其对于他的盟友行为。结果,导致他踩刹车的机会多于踩油门。此外,他将绝大部分的骑兵放在他的右侧,甚至后方,好像要与法国邻军连接,而不想作为追击的矛头(3) 。事实上,骑兵要等到11日才真正发起追击。德斯佩雷的前进,则更是谨慎:他的右翼与后面福煦的部队合并在一起;他的中央部分慢慢跟着比洛的后撤部队,但没真正赶上;他的左翼根本未在开敞的路上奋力前进。

然而,行进延宕的另一原因是与进击的战术运用有关。直到1918年大战结束,行军观念始终受到旧式的,各种队伍保持齐头并进观念的影响。所以当某一军或师遇险阻暂停时,其友军也只好歇脚。于是,联军错失许多原可绕过敌军因暂时抵抗所造成的侧翼,维持进击速度的机会。由于英军与法军错过许多这种致胜机会,就要等1918年德军运用这种所谓“自然法则”了。自然法则,就像水流一样,它会走阻力最少的路,避开障碍,顺势而流;同时,随后所激起的漩涡,把孤立的障碍冲走。

假如马恩河之役的创造者,自始握有作战主导权,这场胜利也可能更具决定性,并使整个战争时间缩短。霞飞在限制加列尼的打击力之后,就找到机会拿掉了他的主导权。其实,加列尼是有可能快速抓住敌军的缺陷,击败敌军的。9月11日,霞飞通知加列尼,说他要重掌莫努里军团的直接指挥权;这使在巴黎动弹不得的加列尼干着急,眼看胜利的成果就要从思路慢半拍的上司手中丢失了。加列尼在整个战役中的作战原则,始终如一地要求所有预备队往北走,向敌军后方前进,但霞飞从中搅局过好几次。由于加列尼不再现身前线,法军变成纯粹与德军作正面对峙。这给德军一个喘息空间来进行整编,并且因此能在埃纳河战线上稳住阵脚。这样,一直到9月17日,霞飞才想到运用铁路调动,将大量部队集中于德军侧翼后方。结果,在所谓“向海岸竞走”中,法军给人印象经常是“太少或迟24小时到得太晚”。这样情形一直到战壕式防线延伸到海边方才消失。

联军藉德军在防线后方的一时失序与迟疑,原可以获胜。但是霞飞的行动在这方面并不成功。虽然如此,霞飞倒非唯一丧失机会者。英国官方史家埃德蒙兹将军(General Edmonds)曾严谨批判道:“英国本土防卫队除了第六师留在英国本土之外,要是其他14个师的兵力与14个骑兵旅中的一部分,曾在欧陆海岸港口登陆,攻击德国的交通线与后方,联军即可能获得决定性战果,战争就可能结束。”

联军即使是上述机会都没抓到,当德军到达埃纳河的时候,机会仍存在,只是最后的机会也丢失了。确实如此,英国国家战史即说明,“英军没有比13日早晨更具光明的突破前景”。感谢德军的疏忽,以及英军一些下级指挥官的主动, 埃纳河两侧的通道都被英军取得。事实上,“从提供给黑格的所有情报显示,自马恩河之役开始以来,存在于德军第一与第二军团之间的缺口从未被封死……”但是,德军在这次竞争中失败了,原因在于“德军统帅部未能体认情势”。13日,“英军各师进行相当谨慎而缓慢的进攻”,然而,“不论时机有多么重要,从总司令部的命令中看不出有任何暗示”。

“及至9月13日晚,整个情势都为之改变。德军的增援部队已抵达,大家预料14日将有强烈对抗出现;不过总司令部的命令却仅重申,‘我军应继续追击’。但与联合作战有关的计划、目标,以及安排却只字未提。于是英军各师在糊里糊涂中进入战斗”。由于他们的失败,使敌我双方军事势力上的消长没有大的改变,胶着状态也随之发生。

法军在向东前进时,丧失了更大的胜利机会。当法军抵达埃纳河时,科诺(Conneau)的骑兵军与一部分后备师曾与德军防线对峙,中间间隔10英里。渡河之后,骑兵向北挺进13英里到达锡索讷(Sissonne)。然后,由于“看到有被切断的危险,奉命退到桥边”。这种不十分光彩的情景,丧失了骑兵后来在西线再未遇过的机会。科诺的骑兵军在锡索讷的位置,其实位于被击退的德国第二军团侧翼以北15英里,德国第三军团战线后方40英里。“他们只要往东跨越敌人的交通线,至少可以造成敌人惊恐与混乱。”

常有人提到,如果拿破仑再世,是否可以打破这种战壕战的胶着。1914年,虽然那些未受重用的现代化防卫武器,以及巨量的人数,削弱了战事的机动性与决定性,加列尼出现的一幕,却使人产生另一种想法。加列尼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战场的看法,不仅承受得起“拿破仑式眼光”的美誉,他的直觉、用兵之大胆,以及果决的能力,与法、英、德的其他军事领袖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也说明,如果那位“工匠”(指霞飞)能看重这位战争“艺术家”,联军是有可能迅速了断战壕战之困境。

我们从加列尼在极度受限情形下仍有所发挥,即可强化上述的假设。加列尼的巴黎卫戍司令一职,受制于只能担任防御性角色的规定,即使是上级赋予了他指挥防区内野战军团的权限。其实上级除了赋予他防卫巴黎要塞的直接职责之外,并不想让他有更宏观的战略构想。令人感到讽刺的是,野战军总司令,只能领导包围战,而一名要塞司令,竟构想并发动了大战中最重要的一战。战争就像以鬼牌(Joker)为最大王牌的牌局;当霞飞打不出王牌的时候,加列尼则打出了鬼牌。如同加列尼后来半幽默半伤痛的说法:“没有所谓的马恩河会战。霞飞的指示,使法军注定要撤出塞纳河、凡尔登与南锡。由于萨拉伊未听从他的命令,结果保住了凡尔登;卡斯泰尔诺紧守大库隆纳地区,结果保住了南锡。我自己则采取了攻击行动。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前进,他后退,退到远在战线的后方——如果说,是这样一位总司令在主导、预测,以及经营这场战争的一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这段话当中,最真实的一句是开头的——“没有所谓的马恩河会战。”其实在1870年也没有所谓的色当会战。事实上,愚蠢的毛奇在面对如同当年色当会战的翻版时,其窘况一如笨拙的麦克马洪(MacMahon)(4)面对老毛奇的情景,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1) 苏格兰高地及爱尔兰的塞尔特语言;在此应指英军。

(2) 指铁路服务员的小道消息影响全局。

(3) 平均行进分别是,6日,11英里;7日,少于8英里;8日,10英里;9日,11英里。官方史实表示,在当时情况下,“最多只能多一点点”。但这种看法与当时许多参与作战的军官的说法不同。查特里的日记上,有一段关于7日行军的记载——“事实上,我们自己的部队,虽然人员很精悍,行进却极其的慢……骑兵尤其糟,他们正好在步兵后方。”他又说,黑格“从一处师指挥所走到另一处师指挥所,频频试图催促他们前进”,但是师作战日志显示得相反;现在可以确定,黑格于9日渡过马恩河之后,曾下令部队暂停数小时,直到他的飞机回报“前方无险阻”之后,才恢复前进。后来他又被弗伦奇叫停。高夫将军则将这行进缓慢的原因,归咎于“总司令部并不打算向军、师长们解释,现在正有绝佳机会对敌发动决定性袭击”。

(4) 普法战争法军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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