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当代中国人择偶偏好的分布及其差异,分析研究结果如下。
(1)精神性的个性特质替代社会经济地位成为重要择偶标准。物质性择偶标准包括经济社会地位等标准,在本研究中包括职业、收入、职称、财产等;精神性择偶标准包括人品事理和谐一类的因素等,在本研究中包括人品事理、情趣、个性和气质(李银河,1989)。研究数据发现,首先,无论男女对“有孝心”“有责任心”“对人好”的重要性得分的排序都在前三位;其次,双方均把“高职位”“家境好”平均得分排序最末位。这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对择偶的影响大为弱化,而具有当代中国特征的精神性个性特质是择偶条件考虑中不可忽略的因素。
出现上述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在高科技、信息化时代,个人选择和发展的机会显著增加,暂时的收入、财产等社会经济地位并不能永久地决定或制约着“对方”的发展;因此说明了改革开放后,当代中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流动趋向频繁,以及社会地位的“自致性”程度随之提高的延伸。另一方面,与社会经济地位相比,双方能否沟通并长期融洽相处无疑更为重要,因此,那些与人品、个性和互动相关指标的重要性也毫不逊色,这实际上是心理学测量上“相似性”理论的实践运用,表明择偶者很重视双方的协调、相容、婚姻的质量。但性别择偶未呈现两极化态势而仅在重要程度上存在差异。
(2)女性择偶更谨慎,择婿条件更周全。女性对31项择偶条件的关注普遍高于男性,尽管她们十分关注未来异性配偶的职业、财产、职位、职称、城市户口及其发展能力、潜力(事业和学历)等经济资源,但我们也不能将她们的择偶标准归入纯“物质”类。因为她们同时期盼对方有高尚的个性人品,包括“务实”“有责任心”“对人好”和“性格好”等,还对未婚夫的情趣和身高寄予厚望。可以说,她们的择婿标准既高又全,性别偏好趋向潜在、间接、相对或预期的特质并实现互惠。(www.xing528.com)
女性的择偶要求更高、对男友更挑剔,或许是因为婚姻家庭对于女性的生命历程更为重要,不少女性把婚姻视作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事业,担心选错对象嫁错郎,否则离婚的心理、社会成本更高。此外,经济社会转型期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引起的劳动力过剩和社会对女性连续就业保证的弱化,女性不仅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劣势,遭遇下岗、失业、离职境遇和丧失经济自立地位的可能性递增,而且还可能面临“男人有钱就变坏”“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潜在威胁。这种对经济和婚姻的的双重不安全感,或许也是她们择偶更谨慎、标准更周全的心理动因之一。
(3)中国传统的择偶标准有所动摇但并不显著。李银河在1989年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中国人看重而其他文化中人不太看重的择偶标准有年龄、身高和婚姻状态(李银河,1989)。对本研究中征婚者的数据分析后发现,男女对身高的关注都有下降的趋势。而对年龄的关注程度,下降趋势更为显著。至于婚姻状态,较以前的重视程度有减无增,现在对婚史的提及率的增加可理解为男女双方的坦诚,而不是对婚史的重视;这种变化或许是在社会上日益被大家接受的主体意识、个性解放的表现,现在的人们更关注自我,包括自身的生活质量和个性发挥等诸多方面,因此生育从一种责任变成了一种选择。同时说明近年来,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各种文化日益增强的交流中,人们的择偶标准同时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并相应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但是总体而言,这三个因素并没发生根本的变化,当代中国人择偶仍旧保持了中国的传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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