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预测：第十二章如何活在我们想要的世界

2016年1月1日，中国结束了独生子女政策。在经历了36年被广泛视为最激进的人类实验之后，中国父母们目前享有稍微大一些的自由，可以生育两个孩子。

当独生子女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刚刚构思酝酿时，很少有人能够看到它对人们的生活将会产生多大影响。其中也包括这项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火箭科学家宋健。当时他也是中国顶级的弹道学家与导弹专家。他协助设计了中国最有力度的人口控制计划，这听起来也许有些不同寻常。但事实证明，至少从军事角度来说，导弹与生育计划比表面上看上去具有更多的相同之处。

宋健曾经在前苏联学习数学与系统分析，获得莫斯科大学博士学位，并用俄文发表了几篇最优控制理论方面的论文。最优控制理论，简单来说，就是经常用于预测与计算获得最佳结果途径的数学最优化方法。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宋健回到中国，并很快在国防部人员当中迅速崛起，成为国内导弹制导与系统控制方面的顶级权威。由于当时政府担心受到美国和苏联的军事打击，所以特殊优待军事科学家，尤其是像宋健那样能够制造原子弹的战略武器科学家。据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只生一个孩子：邓小平时代中国的科学与政策》（ Just One Child : 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的作者苏珊·格林哈尔希披露，这些军事科学家们采用现代化的工作设施，非常罕见地可以接触到外国资料数据，以及功能强大的计算机。

也许最重要（同时也最危险）的是，他们与政府最高层有着直线联系，并参与了国家各项重要政治决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决策就是独生子女政策。

我必须强调的是，早在宋健之前中国的社会科学家，甚至一些政治家就考虑过需要控制人口这个问题。远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就将中国的人口视为一种负担。但是由于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政府重视军事实力和人口优势，他们不可能在人口控制方面有多大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掌权后效仿苏联的一套做法，那时斯大林反复强调革命前的家庭标准。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的计划生育举措不同，这些家庭标准包括鼓励生育。这项政策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也实行过。德国人口学家托马斯·沙平在他那部开创性著作《1949至2000年间的中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与人口发展》（Birth Control in China, 1949–2000: Population Policy and Demographic Development）中披露，在1931年至1948年执行鼓励生育的政策期间，堕胎会受到惩罚，除非母亲的生命有危险。到1949年9月，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人们还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生产。

到20世纪50年代，政府反对控制人口的强硬立场开始动摇。当时中国面临着粮食短缺问题，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儿童教育问题，以及就业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挑战。大跃进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导致了中国大饥荒。数千万人口由于营养不良以及控制人口等方面原因，不幸被夺去生命，从而使控制人口的问题又回到了国家议事日程上来。

当时在毛泽东手下担任国家第一任总理的周恩来，成为政府高官当中控制人口政策的主要支持者。在德国学者绍平引用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人口众多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已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已经有了许多这样的好事。如果我们任凭人口没有计划地迅速增长下去，那就不再是一件好事了。”

1970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需要在经济发展和粮食安全的背景下重新考虑实行人口控制问题。然而，当时那些最先提倡采取人口控制措施的社会科学家已经被下放到偏远农村，接受再教育。格林哈尔希在《只生一个孩子》中指出，作为唯一在中国可以从事自己所选领域研究工作的那批科学家，宋健那样的军事科学家又具有了新的重要作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宋健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大沙漠中度过。他在那里学习了核物理学、天文学，以及其他领域的科学知识。后来他回到北京时，把所学的这些新知识全都应用在了国防工作当中。

当时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们普遍对于全球人口的数量表示不安。中国人口学家王丰、蔡勇和顾宝昌在他们的论文《人口、政策与政治：历史将如何评价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中指出，20世纪上半期是全球人口有史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世界各地的组织机构开始将更加拥挤的地球视为一种对经济繁荣的威胁，有时也视为一种对政治稳定的威胁。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又为这种不确定性火上浇油。罗马俱乐部是一家智库，其创始人据说还包括戴维·洛克菲勒。《增长的极限》发表于1972年，一共销售3000万册，被译成30种语言，成为世界上销量最大的环境问题专著。

即使到了现在，《增长的极限》一书的观点仍然适用。这本书以20世纪7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国际研究团队的工作为基础，对全世界人口持续增长可能产生的影响展开了深入研究。它分析了农业生产、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工业生产和环境污染同人口增长有何关系，并得出结论，“人类可以建设成这样一个社会：如果人类能够约束自己，限制物质财富的生产，以精心选择的方略在人口与生产方面达到全球性的平衡状态，人类就可以长期生存下去。”

宋健本着时代精神，着重强调为了国家繁荣昌盛，中国需要采取严格措施限制人口增长。苏珊·格林哈尔希说：“他为这一观点赋予了科学可信性与紧迫性，他要说明的是，离开有力度的科学方案，中国就会在人口过剩的重压下崩溃。”

国家领导人接受了宋健提出的警告，因为这些警告非常符合他们的新目标。当时在推行迅速实现现代化的计划过程中，中国认为，国家需要科学的力量。格林哈尔希解释说，因为宋健所从事的科学研究领域非常复杂，而且具有很高的定性研究特点（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理解或者亲身去做）。这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威望，而宋健则将这种威望巧妙地转化成了权力。

应该指出的是，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可以再次从事各自的研究工作，正在努力为中国的人口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不同的是，宋健能够用到为军事目的而研制的尖端计算机。当时社会科学家们能够用到的计算器没有那么先进。格林哈尔希在书中指出，除了这些物质上的不利条件外，中国社会科学家们对于之前的遭遇仍然心有余悸。相比之下，军事科学家们“满怀自信地进入全新的研究领域，借鉴一整套他们只是短暂地接触到的外国技术，经大幅度改动后，将这些技术运用到迅速开发并竭力寻找社会问题的全新解决方案过程中。”

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1975年在访问荷兰时，宋健拜访了荷兰数学家吉尔特·扬·奥尔斯德，奥尔斯德是荷兰屯特大学的一名教授，当时正在与别人合写一篇论文，题目是《人口规划：分布式时间最优控制问题》（Population Planning: A Distributed Time-Optimal Control Problem）。他试图为一个没有外来移民，只有出生与死亡的虚构岛屿计算出最优出生率。据信，正是这篇论文促使宋健运用自己掌握的导弹控制技术方面的知识研究最优生育率问题，力图将来为中国确定理想的人口目标。虽然其中涉及不同参数（导弹速度、位置和推力换成了人口密度、死亡率和人口迁移），格林哈尔希指出，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运用的偏微分方程数学方法都是一样的。

对于学术界以外而言，经常被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早在制定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就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也许这项政策没有必要推行。自1964年后，中国政府一直在力图遏制人口增长，这些举措比推行独生子女政策早了将近15年。从1973年起，中国政府开始试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这项政策被视为在独生子女政策前推行的一项比较温和的政策，鼓励人们晚婚，隔上三四年再生育另一个孩子，以保证每个孩子都能得到适当的医疗、教育待遇和父母关爱；鼓励人们少生孩子，使每一个后代都能享受到比较舒适的生活。后来在1978年，又鲜明地提出“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计划生育政策。这项政策容易推行，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属于工作单位，既分配住房，又分发食品。格林哈尔希解释说，凡是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夫妇，单位领导都能够轻而易举取消他们的分房资格，任何食品都不发给他们。总的来说，这项温和的人口控制政策非常有效。在1970年至1980年期间，中国的总生育率由5.8降到了2.7。也就是说，即使在开始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前，中国的总生育率下降了一半多。

后来中国政府推行了更加严厉的措施，因为人口数据显示，由于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婴儿很多，80年代人口将会有较大幅度增长。使控制人口变得更加紧迫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当时邓小平刚刚成为国家领导人。为了使国家走向健康的未来发展之路，邓小平将经济建设作为自己任期内的首要任务。当时由于GDP增长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成功的最佳途径，因此，他非常重视有助于促进GDP增长的措施和政策。

宋健对于人口控制的看法非常符合邓小平的工作目标。除了为经济增长创造最佳条件外（减少人口可以更容易提高人均GDP水平），宋健还特别强调，在控制人口方面需要利用国外科学知识，以及当时西方正在出现的马尔萨斯式忧患思潮。西方人士认为，人口增长会破坏环境，造成饥荒和灾难。当时中国刚刚经历了严重的粮食短缺时期，宋健的观点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共鸣。因此，他与中国的其他科学家（主要是武器专家）被赋予重任，努力找出一个使中国健康地过渡到新时代的万全之策。

由于他们的努力工作，再加上中国政府一直想限制人口增长，1980年9月25日，涉及亿万国民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出台。这项政策被视为有助于确保中国人口到2000年仍然维持在12亿以下。为使中国1980至2000年间的人均GDP翻四番，达到1000美元，12亿以下的人口被认为是最理想的人口规模。

早在1982年，中国政府就开始为独生子女政策制定免责条款，以减轻其中的一些限制措施。我提到这一点并不是为其找借口，而是意在说明同普遍的看法正好相反，独生子女政策并非一直是不加区分地严格推行着。据中国人口学家郭宝昌、王丰、郭志剐和张二力在《人口与发展评论》上披露，到2000年只有35%的人口（主要是城市居民）要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所有条件。54%的中国人需要遵守一个半孩子的政策（也就是说，如果一对夫妻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他们可以再生一个孩子）。10%的人口（偏远地区的居民）可以生养两个孩子，即使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同样应该指出的是，1%的人口（主要是少数民族）甚至可以生养三个孩子。

在中国除了发生过无数同人口控制相关，也常常令人沮丧的事情外，如今的现实情况是，1.5亿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与东亚“四小龙”经济一样，中国也面临着人口迅速老化的威胁，另外还有严重的男女性别失调所造成的影响。由于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采取了一些极其严厉的措施，中国被认为“严重违反人权”。即便如此，到2000年人口仍比预期增加了6000万。无论利弊与否，人均GDP1000美元的目标只用原计划一半时间就实现了，这使中国又步入了成为经济强国的轨道。

无论经济效益如何，由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人伦牺牲和情感牺牲切不可低估。尽管这项政策提高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城市女孩地位，同时也应该看到这项政策对于其他女性所造成的伤害；尤其是那些遭受强制堕胎和绝育之苦的女性。

中国将继续为几十年来独生子女政策在人口与社会方面造成的后果付出代价。虽然这项政策已经得到修正，政府也发现让每个具有生育能力的妇女生育两个孩子，在现实当中的难度远远大于理论探讨。

就在计划生育政策取消的当天，各地也全面取消了晚婚假。晚婚假的原意是阻止年轻人20岁刚过就结婚生子，让他们年龄大一些后再成家立业。这项非常慷慨的鼓励举措一取消，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响。

中国政府要全力以赴提高生育能力的另一个迹象是为已婚妇女免费取出避孕环。以前妇女在生完一个孩子后，必须在子宫内安放避孕环。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在1980年至2014年间总共有3.2亿多妇女体内安放了避孕环。另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避孕环上常常系着细绳，安放5至10年后，由妇科医生亲自取出，毫无痛苦；与此不同，中国的“上环”过程对人的影响比较大。直到20世纪90年代，由国家注册的妇科医生亲自将低成本不锈钢避孕环安放在妇女体内。这样的避孕环本来是要一直安放在体内，所以设计得很难取出，必须借助于外科手术才行。如今中国政府主动提出通过免费手术取出避孕环，但是目前为止响应者不多。打算动手术的妇女常常都是患有由避孕环引发的综合征。避孕环会嵌入子宫壁上，如想取出，就得切除子宫。

中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法律措施，希望年龄大一些的已婚夫妇也想生第二个孩子，于是也撤销了禁止代孕母亲的法律草案。这项法律草案此前已经得到了广泛宣传，眼看就要生效。寻找代孕母亲在中国已属合法行为，但是中国人却常常去美国寻找代孕母亲，因为其优势是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可以成为美国公民。中国政府目前也在扩充精子库，开始发布捐精者“指南”。未婚女性在法律上仍然不得冷冻卵子。不过那些有条件的女性则去国外冷冻自己的卵子，这种做法最初由女演员徐静蕾领头普及开来。如同割双眼皮一样，冷冻卵子也正在成为年轻中国女性寻求的商品与服务的一部分。我从读过的资料中了解到，有些正在美国大学攻读学位的中国女性也要冷冻自己的卵子，以求得心理安慰。朋友们有时结伴前往，仿佛去美化指甲一样。

中国政府让那些弹道学专家们解脱了人口控制重任，正在通过社会科学家们了解如何以最佳方式撤销独生子女政策，因此对于中国人口的数量和年龄结构也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6%，到2050年这个百分比将会增加一倍。中国大多数居民生活在城市地区，总数达7.93亿人；农村居民总数为5.9亿人。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男性比同龄女性多出3000万人。为了使了人口年龄和男女比例逐渐恢复正常，政府设立的目标是，到2020年人口总数达到14.2亿。这意味着在今后两年里人口需要增加大约7000万。如果目前的生育率可信，这一目标是相当高的。在独生子女政策被两孩政策取替的第一年里，人口只比上一年增加了131万。这清楚地表明，中国家庭并没有像政府希望的那样渴望多养孩子。

生育率低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在中国按着中、上层社会阶层的要求养育孩子的费用很高。有条件的父母舍得为独生子女花钱，为他们聘请私人教师，送他们去国外读书。这样的费用加一起数额很大。如果再增加一倍，势必使教育质量受到很大影响。中国社会目前竞争非常激烈，为了使孩子拥有最大的成功机会，许多父母认为不能因为再养一个孩子就使他们能够为一个孩子提供的机会大打折扣。

“我3岁的时候，妈妈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卡拉说。她是我的一个朋友，目前居住在纽约市。1988年她出生在上海，主要由爷爷奶奶养大，因为父母工作忙，没时间照顾她。妈妈最后把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打掉了，因为她的家庭养不起两个孩子。“当时中国正在迅速发展，我的父母想尽可能利用每一个机会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辛苦得到了回报。卡拉的父母终于有能力送他们的女儿去美国的大学读书。目前，他们属于中国的中上阶层，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们都是暴发户。”卡拉说。

“我要是有一个弟弟的话，生活就会与现在大不一样。”卡拉说到，“小时候有一个弟弟一起玩儿当然是好事，不过等我长大了肯定会影响我的成人生活。”虽然想起来不痛快，但是卡拉说得没错。卡拉的父母出资让她在纽约上大学，给她在那里购置了一套住房，还为她买了一辆豪华跑车，让她开着往来于皇后区境内的法拉盛之间。法拉盛主要是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她喜欢去那里购买日用品、吃饭、修指甲。

卡拉在纽约从早晨9点忙到晚上5点，而她的父母现已退休，每天到处旅游。他们在社交媒体微博上展示的“精彩时刻”表明，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去过瑞典、马尔代夫、夏威夷，游览过埃及金字塔。他们每到一处就大把花钱，有一次，还为卡拉买了一枚尼泊尔产的粉红色钻石戒指，足以吓着向卡拉求婚的任何男士（卡拉以前的那位追求者过了很长时间也没向她求婚，因为当时正在读研究生的那位男士买不起戒指。卡拉的妈妈太想当丈母娘了，于是就爽快提议：用那枚粉红色钻石戒指把婚事订下来吧）。

回到上海后，卡拉的母亲忙着唱歌（她在一个社交媒体上唱歌，可以让别人给她打分，据说还引起不小轰动），父亲则忙着画传统的水墨画。他们享受着生活，经常与其他快乐的中国退休人员乘飞机结伴旅游。但是他们希望女儿回到上海，在上海结婚，给他们生下外孙——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在我小的时候他们没有机会照看我，所以他们特别想抱孙子。”卡拉解释说，“可是我未来的公公婆婆同样想抱孙子，他们就想让我也为他们生一个。”看到我有些迷惑不解，她这样解释说：“一个孩子随我丈夫的姓，另一个孩子随我的姓。”

卡拉对生孩子这事并不很热心，更不用说为父母生个孙子，再为公公婆婆生个孙子。但是她安慰我说，在那些花了很多钱培养女儿的富有家庭中间这是一个趋势，也使她增加了定居压力。

“他们希望我尽快开始行动，这样他们可以趁身体好的时候照看孙子，他们全都计划好了，就差我生孩子了。”卡拉说道。(www.xing528.com)

我的另一位身居纽约的朋友也面临着类似的生育压力，只不过她的压力略微大一些。她已经有了一个孩子（男孩），公公婆婆鼓励她再生一个。而她的父亲却有着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如今在中国任何人都可以要两个孩子。你现在是生活在美国，你应该要三个孩子。”

职业发展与生育的矛盾

从就业角度来看，二孩政策使中国女性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以前用人单位经常歧视那些没有结婚，或者没有生孩子的女性。”莉莉说。她就职的那家外国公司在北京设有办事处，“现在这种歧视更加严重了。”

她在20多岁时谋得了当前这份工作。当年在求职时，她并没有认识到性别和婚姻状况会对她的职业前景产生很大影响。“我当时认为，只要多积累一些工作经验，将来我就可以有更好的机会。可是我没有想到年龄和性别最终会对我不利。”

莉莉现年35岁左右，很想找一份新的工作。她认为自己不成功的原因是没有结婚。“我根本没有想到人力资源经理很在意这一点，而且丝毫不加掩饰，我最近向一家跨国公司求过职。在面试时，一位台湾经理直言不讳地对我说，如果我现在是20多岁，她就不会过问我结婚和做母亲的计划。可是我已经过了30岁，她只能过问了。”莉莉说道。

“这种情况我遇到好几次。最让人抓狂的是，女人竟然会歧视其他女人。”她补充说道。

中国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员工时，要求应聘者把年龄和婚姻状况写在简历中。因此，人力资源经理知道莉莉还没有结婚。她认为这构成了“隐性歧视”。有一次她没有把年龄和婚姻状况写在简历中。结果招聘单位给她打来电话，叫她把有关信息填写上，然后再面试。

除了当场被问及一些关于未来的个人问题外，莉莉经常遇到一些带有限制条件的工作岗位。“甚至就在我公开声明不想要孩子以后，有个用人单位还问我是否同意签订一份合同，承诺在两年之内不怀孕。”她说，并表示在她的朋友圈儿里这是常有的事情，无论单身还是已婚的女性均遇到过。

虽然假定这种歧视情况只发生在中国本土公司，但是莉莉向我保证说，这些事情都是她向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求职时的亲身经历。她说道：“人力资源部门的大多数雇员都是中国人，所以他们严格遵守当地的规矩。”她还补充说，自从实施二孩政策以来，事情变得略微复杂一些。雇主们目前担心，他们最终可能要为当前没有孩子的女员工支付两次产假（大约98天）的工资。所以，他们更加不敢招聘目前还没有孩子，但是处在生育年龄的女性。

以目前的生育率来看，很难想象在中国出生的新生儿会很快大量增加。政府非常乐观地预测，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总生育率在2018年会上升到2.1（每年出生2200万婴儿），到2050年又逐渐下降到1.72。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人口到2029年将达到最高峰的14.5亿人，到2050年又下降到13.8亿人。然而，中国人口学家，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科学家易富贤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预测：二孩政策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国妇女突然之间全都想生育两个孩子。生育能力无法像政府一厢情愿的那样可以随意控制。易富贤预测，总生育率会暂时由2015年的1.05反弹到2017的1.3，然后又进一步下降。他估计中国人口在2050年将下降到11亿，到2100年中国只剩下5亿人口，其中大多数是老年人。

中国人口在今后60年里减少一半，这件事非同小可。中国取得的大部分成绩（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均依赖于人口优势和年轻人。易富贤解释说，1980年中国人的平均年龄为22岁。201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38岁。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人平均年龄将达到56岁，位于全世界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人口之列。（到2050年美国人的平均年龄为42岁，身体矫健的印度人的平均年龄为37岁。那时全世界平均年龄为36岁左右。）2010年中国平均7.6个劳动人口养活一位年龄为64岁以上的公民。易富贤预测，到2050年平均1.7个劳动人口养活一位老人，这一状况令人痛心。这几乎相当于每个人只能照顾自己年迈的父母。对于已经有了一个或两个孩子的夫妇而言，这是一个沉重的家庭责任。

上述预测依据的是当前生育率。而当前生育率却又不能完全解释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打算结婚后晚生孩子，或者根本不想要孩子这一现象。在东亚地区，中国未婚女性数量仍然比较少，但是应该记住，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平均落后邻国20年。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性到了30岁几乎全都结婚（当时除了结婚很少有别的选择）。同一时期，在日本、新加坡与韩国，近20%的女性到30岁时仍未结婚。如今在日本、新加坡与韩国，30岁以下仍未结婚的女性猛增到70%。甚至到了39岁，上述三个国家的女性仍有20%以上未婚。再看香港与台湾，情况也有些类似：30岁以下未结婚的女性平均达到68%；到39岁时仍有19%的女性未婚。在中国39岁的未婚女性百分比仍然比较低，只有5%。不过考虑到中国女性在过去30年里取得的所有进步，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些数字还将进一步增加。

相比之下，在美国情况正好相反。如前所述，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女性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女性更有可能结婚。另外，美国女性在整体上承担着更大的养家糊口的责任。根据美国进步中心发布的数据，42%的母亲是美国家庭中唯一或主要的养家糊口者。生物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认为，这体现出朝着我们“狩猎与采集的过去”的历史回归，令人激动；那时女人外出四处搜寻（她们的丈夫不一定每天都能捕杀到一只野猪），家人享用的60%–80%的食物通常都是她们带回来的，这使得她们在经济上和两性关系上同男人一样强势。她们只要愿意，可以随时中断不如意的夫妻关系，因为她们在经济上不依赖对方。直到后来发明了拖拉机，才使她们不再是家里的顶梁柱。

上面提到过的韩国研究人员黄智秀断定，因为美国的GDP增长一直比较缓慢，女性参与劳动就业后在比较长的时期内逐渐增加了工资，所以她们没有体验过因经济快速增长，女性就业率和工资突然增加带来的“冲击波”效应。黄智秀认为，这种冲击波效应经常出现在这样的时期：单身女性比例很高，男人们一时难以适应的女性新角色同他们一直熟悉的女性传统角色截然不同。黄智秀还认为，同样的事情也有可能发生在中国，因为同样的经济增长模式也适用于中国。但是我认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教育方面我可以做一个大胆猜测：中国男女公民在交友恋爱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越来越多，而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却越来越少。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几乎都出现了这种情况。乔恩·伯格在《约会经济学》（Date-onomics）一书（读来很吸引人）中解释说，受过大学教育的千禧一代（在跨入21世纪以后达到成年年龄，伴随电脑/互联网的形成与发展的一代人）美国年轻女性同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男性的约会比例为134:100。

对比今昔，他进一步指出，如今受过四年大学教育的女性最初同男性的约会比例为117:100，尽管也不理想，但是肯定好于目前的状况。美国大学校园男女比例失调现象体现出更加严重的趋势，但是它毕竟已经存在至少30年了，而且婚姻模式已经开始了相应的调整。美国女性（也包括前面提到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女性）同受教育程度不如自己的男人结婚的情况并非罕见。但是在中国，这仍然是一剂难以下咽的苦药。男人不想“上娶”，女人不大可能“下嫁”，父母通常也从中作梗，两边因此更不情愿。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就会逐渐降低结婚比率，使中国出现前面提到的东亚三国那样高的未婚比率。

这也许使得将中国同邻国进行比较变得更有吸引力，在这方面中国离恳求国民生育后代可能只差创作一首说唱歌曲了。

经过多年受重工业和农村向城市迁徙驱动的经济增长后，中国目前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上。为了支撑经济，中国必须刺激消费，将重点由重工业与出口转向服务业与消费产品上。在许多方面，中国具备过渡的有利条件。仅仅10年前，在中国20个到了上大学年龄的人当中只有一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如今的比率是3:1。当美国还在刷信用卡、摆弄硬币、在收据上签字时，中国已经变成了可以不使用现金和纸张的社会。从街头的饺子到跑车，几乎所有一切都可以通过扫描条形码来购买。你可以使用相同的购物软件订购汽车，预约一次按摩和假日旅行；用于支付商品和服务的现金存在网上银行比存在实体银行能赚到更多利息。微信是世界上功能最多的社交媒体平台，阿里巴巴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它们都属于中国人，都没有表现出不久就会消失的迹象。

除了具有这种超前的数字化技术优势外，中国不同于东亚“四小龙”经济体，另外还拥有数量庞大，越来越多参与正规劳动就业的职业女性。中国41%的GDP是她们贡献的，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比率。如果强迫她们遵从已经过时的结婚生育时间表，或者不承认她们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就不会在过去30年里取得那些进步。

中国除了能在国内为自己开辟一条更加光明的道路以外，还具备为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定标立范的有利条件。目前只有中国横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个世界。中国居住着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女性，在影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明显变化中也是一股表现完美的重要力量。中国如何关心对待那些由于事业、教育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原因较晚结婚生育，或者根本不生育的女性，将会影响到未来的大批女性。

如果再加上印度的话，变化范围则增加近一倍。印度的女性人口几乎同中国一样多。印度也是个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印度落后中国很多年，但是这两个国家也有一些共同之处。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发布的研究结果，在印度的32个邦中，男女平等状况相差悬殊，主要体现在就业方面。最接近男女平等的前五个邦同中国、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不相上下。在男女平等方面表现垫底的印度五个邦同乍得和也门两国的情况更为接近。也就是说，女性在劳动就业中的价值同她们在社会中的价值息息相关。如果女性在劳动与社会上得不到重视，劳动与社会都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预测，如果在今后10年里能使6.8千万印度女性参与农业以外的劳动就业，到2050年印度的GDP将增长7000亿美元。

要想使这些印度女性参与上述劳动就业，就应该向中国学习，做好以下几点：在中学和大学方面缩小男女差别，为女企业家的经营活动提供更多的金融与数字化服务，向涉及女性工作角色与社会角色的顽固观念发出挑战。目前在世界各地，印度女性对GDP的贡献最低，同中东和北非相差无几。这两个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法律禁止女性就业。在世界范围内，印度通过促进男女平等和女性就业来实现的经济增长潜力最大化。

除印度外，还有许多其他人口众多的南非、中东和其他非洲国家，那里的女性对自己生活和身体的自主掌控权刚刚开始增强。孟加拉国的女性被更多地送到学校接受培训，她们已经成为国内需要熟练劳动力的工厂的重要人才来源。巴基斯坦女性正在参加摩托车比赛，以促进男女平等。阿富汗女性在玩滑板，也是为了促进男女平等，因为她们仍然不能骑自行车。伊朗女性正在接受空手道和武术训练，以防范性侵暴力。埃及女性身穿婚服走向街头，抗议到了一定年龄就得结婚的传统习俗。马拉维女性在相互帮助，逃避童婚。沙特阿拉伯女性刚刚获得开车的权力。无论这些努力结果多么微不足道，它们都在表明，世界各地的女性正在奋起反抗那些禁止她们全面参与社会活动的人和事。虽然这些女性不同于世界各地那些游行集会的女性（除印度、马拉维和沙特阿拉伯以外，上述国家的女性甚至从未举行过游行活动），但是她们取得的这些小小胜利必须发扬光大，因为她们非常需要这样的胜利。

本章大部分内容都是我在穿越非洲的旅程中写下的。我最后到达了莫桑比克，在那里遇到了一位有葡萄牙血统的莫桑比克企业家。这位企业家推出了一种可以反复使用，价格便宜的卫生巾。在大多数女性仍然使用树叶、木棍和毛毯碎片擦除经血的国家里，这种卫生巾无疑极为实用，这位企业家最初的想法是让莫桑比克女性在当地市场上推销出售这种产品。但是事实很快就表明，这样做并不明智。尽管莫桑比克女性是这种产品的终端用户，但是买或不买无法自己做主。她们几乎没有独立购买力，首先要让父亲和丈夫相信这种卫生巾具有各种优点才行。对莫桑比克女性而言，来月经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所以大部分莫桑比克女性都不愿意推销这种产品。

那家公司的创始人决定重新调整销售目标，重点瞄准大学和清真寺，因为女大学生有一定的可支配收入，而清真寺的伊玛目（祭司或宗教领袖）一旦确信这种便宜的卫生巾具有种种优点，就会为自己的妻子买上一捆。

在许多方面，莫桑比克为我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的新视角。中国在非洲各地，尤其在莫桑比克，投资巨大。莫桑比克的主要飞机场，以及我当时逗留的那座城市里的最大酒店都是由中国人承建的。从岸边可以清晰地看到非洲最长的悬索桥桥身（此桥将把首都马普托同卡腾贝镇连接在一起）。这座大桥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资金，中国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负责设计施工，采用中国鞍钢集团生产的钢材建造，将取代目前在莫桑比克、南非和斯威士兰之间运送货物与游客的低劣道路网络。

除投资以外，莫桑比克的平均生育率在世界上名列第12位，达到5.26，也着实令人眼前一亮。与大部分亚洲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莫桑比克这个国家的人口到2050年有望增加一倍。目前莫桑比克的婴儿死亡率与产妇死亡率高，女性受教育比率低，平均寿命49岁。这经常意味着父母去世后，家中的长子必须辍学找工作，养活弟弟妹妹。这样就限制了他们接受教育，为自己创造更好生活的机会。虽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女性已经贡献了39%的GDP，她们还承担着绝大部分家务劳动，而且童婚与年纪轻轻就当妈这两个因素不利于她们去寻找更赚钱的工作。但是随着她们接受更多教育，对婚姻和生育子女拥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她们的境遇应该会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的迹象正在出现。中国女性在过去30年里取得重大进步的最显著标志是，20岁到30岁女性的生活与母亲或祖母那一代的生活截然不同。虽然莫桑比克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已经为时不远了。我在莫桑比克的时候拜访了我的朋友西格莉德。她以前在中国工作过，刚刚在首都马普托当上外交官。她是外交官的女儿，在莫桑比克长大；还有位管家为她的父母工作了10多年。当西格莉德非常喜欢的这位管家去世时，她的大女儿克雷森西娅就必须抚养自己的妹妹。她现在被西格莉德聘为管家，继续操持着她母亲生前为西格莉德一家人操持过的同样家务，同样是在那幢面朝大海的高层公寓楼里——西格莉德就在那幢楼里长大，成年后又选择搬回来住了。

与自己的母亲一样，克雷森西娅也是一位单身母亲，还要抚养自己的妹妹。历史会轻而易举地重复，她也可能做管家一直做到终老那一天。不过她又在当地的大学里重新读书上课了，打算成为一名会计师。她的小妹妹正在攻读国际关系专业。由于西格莉德的父母出资承担了部分学费，所以她们也能够上得起学。当然，这样的大好事在莫桑比克并不是人人都有幸遇到。但是看到这姐妹俩如饥似渴地求学读书，会使人感到她们会如愿以偿地为自己赢得一种不同的生活。

莫桑比克女性还不可能像中国女性那样受到全面的优质高等教育，但重要的是一个过渡时期已经开始了。中国是一个体现事物可以如何发生迅速变化的极端实例，然而这种快速的过渡并非没有付出代价。令人烦恼的污染不可轻视，这些污染已经开始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尽管已经全面开展了扶贫工作，社会经济不平衡现象日益严重；少数民族地区偶尔也会有暴力冲突事件。除前面提到过的不平等现象外，女性工资低于男同事，花费较多时间做一些没有酬劳的工作；在遭受家庭暴力和性暴力时刚刚开始求助于法律。

不过我仍然为中国打气加油。我相信中国女性，也信赖中国男人。大多数情况下（当我感觉自己可以准确地预测未来时），我并没有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各种目标表示怀疑。最重要的是，我认为中国非常希望达到下一个发展层次。中国希望建设更好的城市，拥有更清洁的空气，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中国懂得必须保证实现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发展，尤其是处理“剩男”问题上。他们历来工作在重工业和制造业领域，就像那些在选举出一位平民主义者总统方面发挥过很大作用，后来又感到失望的美国男人一样。中国渴望在教育质量、科技实力，以及医疗保健进步的价值方面获得国际承认。它希望在更加高端复杂的领域发挥作用，向全世界表明自己是创造者，不是模仿者。中国具备这个能力。

然而，几乎就像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如果中国仍然不改变已有的男女社会角色，让传统压制年轻女性的职业与经济发展潜能，中国就会停滞不前。那样的话，很有进取心的中国女性就会寻找思想更加开明的外国男人。她们在国外完成学业后不会回国（许多女学生都要回国，为的是离父母更近），她们要在远离家乡的异国他乡更加努力地寻找工作机会，并成为中国移民社群中的一员。她们也是国内流失的重要人才，这将会使中国失去在成为更加文明，真正发达社会的道路上获得的宝贵人力资源，这会让中国处于不利地位。

从根本上说，中国剩女的种种经历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世界各国女性的生活境遇，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即使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里，也有人对那些到一定年龄还没有结婚的女性抱有偏见，看不顺眼。在国内，这些女性是一股使中国走向崭新未来的强大力量；在更大范围内，她们是全世界雄心勃勃，积极进取的年轻女性楷模，对于自己的成年初期岁月和恋爱关系有着不同的追求与期待。她们手中握有协调经济、减少贫困、降低婴儿死亡率、减少家庭暴力和饥饿现象的钥匙。事实证明，每当女性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掌控自己的事业、经济状况与生育时机时，上述问题都会得到缓解。如果忽视由这三种基本的自由所带来的慷慨回报，如果认识不到由追求更加充实的生活，追求更加富有成果的事业和恋爱关系的女性所体现出的希望与变革价值，任何国家都有可能不仅被剩下，而且还被远远甩在后面，处于不利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