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亚洲其他国家单身女性的状况和特点

本书大部分篇幅都在重点探讨中国的问题，但是若声称只有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才拥有独具特色的一套影响婚姻恋爱关系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因素，那就大错特错了。然而，更加不明智的是，有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中国女性正在重新安排成年早期的时间表，选择进一步提高受教育水平，追求事业发展，然后再结婚生子。实际上，几十年来亚洲各国一直在发生着类似的变化。

在日本，25岁以上的未婚女性以前被称为“圣诞蛋糕”，意思是说，她们就像是一过12月25日就失去吸引力的节日甜点那样。2003年，她们又有新的称号：“败犬女”。目前，以上两种称号已经被更为流行的“新年面条”所替代。这一称号又多给了上述日本女性6年的时间（每年代表圣诞节后的每一天）。限期一到，她们就不再会受到多少关注了。

如果当前的统计数据能够说明问题的话，日本也许很快就会成为一个“面条”国家。20世纪70代，年龄在25岁至29岁的日本单身女性不到20%。如今年龄在30岁以下从未结过婚的日本女性猛增至65%以上。未婚女性比率增加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结婚年龄的推迟，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数据表明日本女性越来越不想结婚。如今，35岁的日本未婚女性接近35%，而在1970年只有7%。在一个非婚婴儿出生率不到2%的国家里，这些数据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日本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为了更好地理解日本婚姻率下降的经济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在1965年到1980年间日本被视为一个“经济奇迹”。日本的名义GDP从910亿美元猛增到4.8492万亿美元，暂时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房地产价格飞涨，达到了危险程度，股票贬值，信贷扩张失去控制。所有这些因素，最终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在1992年破裂。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GDP的增长率几乎一直不足2%，人口增长非常缓慢，以致于在日本销售的成人纸尿片比婴儿纸尿片还要多。联合国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日本目前的1.27亿人口到2100年将缩减到8300万，那时人口中的35%的年龄都在65岁以上。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已经开始下降，从而减少了日本的社会保障系统所需资金的税金来源。另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日本的生育率会很快反弹。对于一个当前债务总额相当于经济规模两倍的国家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

在日本人口不断减少的压力下，日本前卫生大臣柳泽伯夫在一次讲话中鼓励国内的“生育机器”尽最大努力提高生育率。前不久，东京都议会里的几个男性立法委员嘲讽了一位日本女政治家。当时她正在就产假和不孕问题发表讲话。“你难道不能生育吗？”“赶快结婚吧！”……风言风语劈头盖脸地向她袭来。

日本在提高生育率方面想出来的其他馊主意还包括以下一例。日本爱知县的一位当地官员建议，把扎破的避孕套秘密地分发给年轻夫妇（这也许是政府部门需要更多女性的原因吧），“猎婚（konkatsu）”活动也将突然增加，尽管成功率是有限的。“猎婚”这个词由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首次提出后，成为2008年的一个流行词。此外他还首次提出了“寄生单身族”这个词语，用来形容那些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节省生活开支，把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花在自己身上的单身者。2008年前后，从酒吧（单身者夜场）到寺庙到处都在举行猎婚活动（寺庙里为寻找婚姻好运的单身者提供专门的茶道服务）。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就连日本职业棒球队也卷入了猎婚热潮当中，向观众提供“猎婚座席”。这些座席本着速配约会的精神设置出来，可使男女观众在每局比赛当中轮流就座，这样他们便可以在整场比赛中见到好几位新人。

在一定程度上，猎婚填补了由雇主留下来的空白。在经济非常繁荣的年代，雇主们出资组织公司内部交友相亲和有关的旅行活动，帮助未婚员工与同事建立恋爱关系。公司鼓励内部员工相互恋爱结婚，这听起来好像是个巨大的负担（即使不是公司灾难），但是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日本女职员大多从事文职工作，因此刚刚结婚不久的同一公司的男职员的妻子经常会辞职，把职位留给新来的女秘书，后者又会嫁给本公司其余的单身男职员。

20世纪90年代，日本首次进入经济衰退期，上述企业文化也开始发生变化。可以说日本如今面临着同样的经济衰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白水分校的社会学副教授吉田爱子（音译）认为，经济衰退迫使各家公司减少了为员工举办的业余活动。这意味着在本公司内部找对象的机会也大大减少了。办公室里的恋情仍然可以发展，肯定不会受到公司干预。但是考虑到日本男女职员经常不在一起工作的情况（男职员在一个地方做重要的工作，女职员在另一个办公室或办公室的另一处做文职工作），他们不会有太多的机会交往恋爱。陷入经济困境，也意味着公司会停止招聘员工，从而减少了优秀男性职员的数量。停止招聘员工在那个时代的日本表现得特别明显，大多数男人都有可能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为同一家公司效力。他们一旦被招聘进来，因为有劳动法的保护，很难将他们解雇。结果，各家公司不会辞退身价更高的资深职员（由于经济形势不稳定，他们愿意晚点退休），只能暂停招聘年轻职员。

在公司组织的活动没有收到促进恋爱结婚成效的情况下，日本的传统相亲活动——单身男女通过父母、亲属或中介（同中国很相似）的介绍相识相爱——则是另一种找对象的途径。如今相亲活动已不再流行，因为恋人们更喜欢浪漫的婚姻，排斥“看上去不错”的单调相亲活动。然而现在即使浪漫的婚姻也难以实现了。

“我几乎看不到单身男人……我想他们是否真的存在。”有一位参与吉田爱子科研项目的46岁的人士说道。这个研究项目的题目是《浪漫机会不再有：日本的企业文化、性别分工与单身人口的增加》。研究结果来自对年龄在25岁至46岁之间的40名女性的深度采访。她们当中28人单身，其余已婚，全都居住在东京或东京附近。这项研究成果（最近已经扩充成一本同名专著）深入揭示了日本经济及其工作文化如何导致了婚姻萧条和生育率低下的问题。

日本工薪阶层面临的各种工作生活要求均得到了详细记录，具体包括固定不变较长的工作时间，与同事喝到深夜以促进办公室里的和谐关系，要求对公司极为忠诚的论资排辈的体制，以换取提拔晋级与终生的工作稳定。这些职业要求都不能使养家变得容易一些，又因为日本还有一个怪癖：不赞成女职员请求奶奶、姥姥或者外人照看孩子。因此日本很多女性在生完孩子后普遍辞去工作。原因是有些母亲就是不愿意工作。“三餐一觉”，操持家务被视为很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胜过履行办公室里的工作要求。《华尔街日报》引用35岁的办公室职员赤松由里子（音译）的话说：“我要结婚的原因是有时我想辞职。结婚就像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虽然在吉田爱子的研究中，许多已婚女性表达了对自身婚姻的不满，有些单身女性听完已婚朋友讲述的不快经历后感到心灰意冷，但是接受她采访的大多数女性还是想结婚。事实上大众媒体表明，最想逃避婚姻的人不是日本女性，而是日本男人。日本的“食草男”似乎越来越多了。他们对“肉”，对婚姻，对找女友毫无兴趣。这个称号也用来指那些已经丧失“男子汉气概”的男人。生活网（Life net）组织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75%的20多岁和30多岁的日本单身汉也这样称呼自己。包括吉田在内的一些学者们认为，所谓“食草男”现象只不过是媒体的一种夸夸其谈，意在引起公众的道德恐慌。但是也有几种狂热理论试图解释食草男在日本出现的原因。其中包括日本哲学家森冈正博的如下观点，即“食草男”是日本战后和平时期的产物。日本在二战后没有参加任何战争，因此日本男人失去了当兵磨炼阳刚之气的机会。森冈正博认为，长期的和平岁月使日本男人失去了英武锐气，变得软弱温文，就是在求婚当中也是如此，实属悲哀。另一种理论认为，日本人沉溺于漫画当中，致使日本男人更喜欢幻想中的女人，对现实中的女人没有兴趣。

暂且不提沉迷漫画说和战争磨炼阳刚之气说，日本“食草男”的出现很可能同日本经济衰落，以及对就业机会感到日益失望有关。年轻男子亲眼看见了日本工薪族的衰落，也理解由于社会无法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家中主要（或唯一）养家糊口的人面临的极大压力。根据《日本时报》记者庄司香（音译）的一次非正式调查结果，“食草男”不积极追求女人的一些常见原因是“太费事”“没钱”，或者“累人”。也许因为日本女人没有“撒娇”的传统，在“食肉”的日本女性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日本男人更加感到软弱无能，容易受伤。这些“找肉吃”的日本女性的显著特点是在性行为方面比较大胆露骨，性格外向，凡事积极主动。

但是日本女性在积极主动的行为方面也有一定的限度，尤其在职场当中。爱玛·钱勒特埃弗里和丽蓓卡·尼尔逊在为美国国会研究中心所写的论文《日本女性经济学概述》（Womenomics’in Japan : In Brief）中指出，日本公司仍然普遍实行双轨式招聘制度，分别招聘专业技术精英职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由于非常重视职员的长期供职年限，而且人们认为大多数女职员有了孩子以后就会离职，所以没有几家公司愿意投入时间精力招聘培训精英女职员。这常常意味着即使还没有孩子，女职员也被指定从事“办公室女文员”工作，这对于她们的职业前景有着巨大影响。根据最新数据，在日本招聘的精英职员当中女职员不到12%。由于结婚或怀孕的原因女职员常常离职，因此日本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就像是一个M型曲线。在将近29岁和49岁之间通常是最富有成果的职业年华里，日本女性没有多少人仍在工作。

日本社会里存在的“孕妇骚扰”现象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这使怀孕的女职员有时由于遭到老板或同事的欺凌而被迫辞职。后者认为，新生儿母亲一休产假，自己就得承担额外的工作。根据法律，日本应该为新生儿父母提供为期一年66%的带薪假期。但是经常发生“孕妇骚扰”现象的事实（估计有四分之一的孕妇遭到过骚扰）表明，不少雇主不愿意提供这样的带薪假期。

考虑到日本女性面临的就业困难，也难怪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指出，日本的女性就业率在144个国家当中名列第80位，排名高于塔吉克斯坦，低于安哥拉。由于日本首相下令推行了一些结构性改革，日本的上述排名已经比前几年有所提高。

为了全面地看问题，应该记住，日本首相安倍属于日本保守的自由民主党，他并不总是提倡有助于鼓励日本女性参与就业劳动的改革与政策。事实上，据《经济学家》报道，在2005年正当上一届政府采取措施进一步促进日本社会的平等时，安倍警告保守党同僚们：如果女性获得公平的待遇，就会损害日本文化和家庭价值观念（想象一下混乱的局面吧！）。其中一个主要担心的问题是，随着更多女性就业，本来就不旺盛的生育率就会受到不良影响。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世界各地，较高的女性就业率同较高的生育率之间几乎一直存在着正向相关性。

“这听起来也许不符合直觉，但是具体数据摆在那里。”高盛日本公司首席日本战略专家松井凯西说道，“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也包括整个日本，较高的女性就业率同较高的生育率密切相关。”

松井凯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利纳斯市的一个花卉农场里长大。1986年，她在扶轮奖学金的资助下首次去日本游学，从那时起一直在日本工作。1999年，为了在男性分析师一统天下的领域里脱颖而出，她亲自撰写了一份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报告《女性经济学》（Womenomics）。她在报告中认为，女性更多地参与劳动就业可对日本的经济停滞形势起到补救作用。当时达到工作年龄的日本女性只有50%就业，她将这种现象比喻为“只用一条腿跑马拉松”。

从那以后，松井凯西一直被公认为提出“女性经济学”这个术语的第一人。时至今日，她仍然坚定地提倡这一概念。她还经常撰写最新版本的同一主题报告，不断提出新建议，希望不仅在人数上，而且在工作类型上继续加大女性就业力度，丰富实际内涵。松井凯西的研究工作还得到了日本首相安倍的认可，他将一些相关内容吸收到名称有类似的“安倍经济学”当中。安倍经济学是2012年推出的一套经济政策，建立在财政刺激、宽松货币政策和结构改革这“三支利箭”上。

安倍认识到，减轻女性的就业压力就不会使国家走上道德败坏的黑暗道路。于是他便办了几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由于大力推进女性参与劳动就业新目标，开设急需的日托与放学后儿童托管机构，开放引进外国佣人（日本有着极其严格的移民政策），女性参与劳动就业的形势有了起色。目前总体比率为66%，比美国稍高一点。不过松井凯西很快补充道，日本女性更有可能做兼职工作，工资也比美国女性低。“对日本而言，这仍然算是一个进步。”她说道。

松井凯西解释说，在女性就业方面政府鼓励增加透明度，进一步设立目标，鼓励拥有300名以上职员的公司公布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数量。她指出，“各家公司在法律上没有义务这样做。但是在日本这样一个同质化社会里有很大的服从统一压力，因此可以办到。”

日本有一项陈旧的法律，通过向配偶年收入不超过9500美元的任何人（通常是男人）提供扶养亲属免税额，阻止已婚女性全面参与劳动就业。这项法律也得到了修改，免税门槛由原来的配偶年收入103万日元提高到150万日元（将近1.4万美元）。虽然这是一个友好的表示，但对于一个拥有众多高技能女性的国家来说还远远不够。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被盟军占领，原先很大程度上把日本女性束缚在家的封建制度也转变为现代制度。在日本实现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20岁以上的女性均获得了选举权，原来禁止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法令也被废除。从1949年起，从原来不授学位，只招收男生或女生的高等学府，升级建立了300多所男女同校的大学。在东京和奈良还建立了两所国立女子大学。根据日本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从1960年至1980年，四年制女大学生的比率由2.5%上升到12.3%；从1990年到2000年又增加了一倍多，由15%上升到31%。如今上大学的日本女性达到46.5%，男性为54%。

在理解这些数据的同时，重要的是应该看到，日本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不一定是为了获得高薪或者追求崇高的事业。“这种情况有些像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接受教育是将来找个中产阶级丈夫，或者做个‘学位太太’的手段。”吉田爱子说。她提到了在20世纪80年代自己认识的几个女孩的亲身经历。她们都在两年制名牌大学读书，这可以使她们有机会在日本一流公司做文职工作。她们做这种工作并不仅仅是为了同心仪的工薪族男人相识结婚。再说日本父母督促女儿们接受教育也不是为了看上去更像个贤妻良母（能够操持家务，帮助教育子女）；接受教育被认为是精明女孩的理想经历。

虽然这种社会文化已经不再表现得那么明显，但是理想的家庭主妇标准仍然存在。我的好朋友棵小曼（Manya Koetse）是一位汉学家，也是“微博热点”（What's on Weibo）主编。21世纪初，她在日本读高中。她对我讲述了自己的挚友久美子的亲身经历。久美子是一位英语老师，最后嫁给了一个居住在离她家有5小时路程的小镇上的男人。久美子在她丈夫居住的小镇上既无朋友，又无工作，所以她就学起了烹饪和家政课程。许多女孩结婚后都在学习这种课程。棵小曼说道：“真是难以置信，10年前，同我一起上学的女孩都吸烟，穿着超短裙在大阪的酒吧里做陪酒女郎。如今，她们却纷纷把自己给丈夫做的美餐照片传到脸书和Instagram（照片墙）上。”为丈夫和孩子做午餐是妻子应尽的重要义务，也是有些女性同丈夫沟通交流的一种方式。时常有一些关于“报复性午餐”的报道，说的是妻子通过很有创意的烹饪语言表达对丈夫的不满。有些妻子把海带丝切成文字图案（例如切成日文片假名图案アホ，意思是“白痴”），然后将其巧妙地摆放在一层大米饭上；还有些妻子用一些不那么可口的饭菜来惩罚丈夫，比如采用生鸡蛋，再堆上一些黄色玉米（用筷子吃起来准是很好玩啊！）；或者送上一份难以消化，用许多酸酸的腌李子搭配的午餐。

由于传统的性别分工角色仍然存在，难怪在日本追求事业的女性经常被斥责为“没有女人味”，找对象时经常面临着困难。吉田爱子强调说，许多事业型女性都想结婚，但是由于很少接触到心仪的男人，她们仍然过着单身生活。值得是注意的是，日本男人因为工作繁忙，在丈夫对于家务贡献的全球指数方面一直排名垫底。

我在此提到日本，是因为它可以作为中国的前车之鉴。与日本一样，中国也经历了一个被视为“经济奇迹”的时期，目前正进入增长缓慢阶段，其中的原因各有不同。中国前些年一直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如今力图使本国经济摆脱依赖重工业和廉价出口的倾向。这是因为劳动力成本在中国已经上升，促使各家公司在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和泰国那样的国家里寻求成本效益较好的商业机会。另一个原因是，中国领导人渴望本国对全球经济做出更加高端的贡献。

因此，中国已经开始转向知识含量较高的出口模式。但是为了在这方面获得成功，中国必须依靠全国人口的支持。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年代是这样，当时城市化热潮使数百万农村居民涌向城市地区，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因素的制造业干起了各种工作。现在更是这样，因为质量比数量更重要。经济增长绝不再是数字游戏，它关系到才能、人力资本以及能够产生收入、富有工作成效、自身购买力足以刺激国内消费的社会成员。

若论谁最有潜力帮着中国向前发展，显然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是中国未来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让她们全面参与经济建设既是社会需要，也是经济需要。这包括让她们发挥出教育与职业方面的潜能，不必担心这会影响她们的婚姻前景，这也不意味着她们注定会过上不幸的独身生活。

日本当前存在的许多经济与人口难题，可以说其原因在于未能让女性充分参与国家经济建设。根据日本国际事务与通讯部公布的数据，即使现在只有44%的女性做着全职工作。高盛公司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日本女性的就业率与日本男性相同，日本的GDP就可以增长13%，极大地缓解因人口减少而面临的压力。但是问题还没有完结。

在韩国，30多岁（或者年龄更大）从未结过婚，而且至少受过4年大学教育，有自己的职业，而且年薪高于平均水平的女性，被称为“金小姐”。这个称谓虽然比“剩女”或“新年面条”听着顺耳一些，但是也体现出同样多的韩国女性没有喜结良缘。她们仍然单身的许多原因与中国和日本女性相同，比如有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职业成为家庭妇女等等。但是她们决定不结婚的后果却是一样的。

韩国与日本相同，也处在人口危机的边缘。到2026年，65岁以上的韩国人将达到1070万，占全国人口20%多。同日本一样，日益减少的劳动力在竭力养活着日益老龄化的人口。由于医疗保健的进步，老龄化人比以前寿命更长，因此在较长时期内也需要各种生活资源。与此同时，韩国人口刚刚开始缩减。首尔国民议会组织的一次非常超前的模拟结果表明，到2750年韩国人有可能灭绝。韩国的经济繁荣发展年代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90年代，比日本晚不到10年，已经成为过去，GDP增长徘徊在2.5%左右。为了防止人口继续萎缩，韩国政府在缺乏良策的情况下，只能渴望国民多生一些孩子。

不过50年前，韩国则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经历了一次婴儿潮，使本就陷入绝境的经济雪上加霜。当时美国鼓励韩国限制人口增长，韩国对此言听计从。美国国际发展署通过捐赠经过改装的军车，资助建立了一些流动诊所。医生就在这些流动诊所里为韩国妇女安放宫内避孕器，做绝育手术。另据玛拉·维斯滕达尔在那本令人不寒而栗的《不自然的选择》（Unnatural Selection）一书透露，当时甚至还发生过强迫绝育和流产的事情。那些负责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每次解决问题都能领到报酬，因此他们干劲十足，一定要完成控制人口的任务。

到1970年，每位韩国妇女的总体生育率从50年代的6.33下降到4.71。1980年，这个数字进一步下降到2.92。男女比例失调大约也在同一时期出现。事实证明，韩国同中国一样也受儒家价值观的影响，重男轻女，更喜欢儿子。

20世纪80年代，韩国新掌权的军方领导人全斗焕认识到计划生育是件大好事。它已经成为吸引大量外国援助的缘由，全斗焕一心想借此机会多捞一些油水。“两个孩子也算多”，这样的计划生育新标语出现在由世界银行3千万美元贷款资助的一队流动诊所车上。与此同时，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还提供了数百万美元援助。由于采取了这种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虽然没有成为法律，却是一种严厉要求），男女比例失调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到1999年，韩国男女比例失调程度全世界最高，新出生的男女孩比例为116：100。韩国把这个记录一直保持到2004年，当年中国新生儿男女比例失调再破纪录，达到121：100。

令人大为吃惊的是，从韩国新生儿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到2007年却恢复了正常。“在世界现代史上，只有韩国在出现了很不正常的男女新生儿比例后，又将这个比例恢复到正常程度。”维斯滕达尔写道。为取得这一成绩，韩国大力开展了促进男女孩价值平等的公众教育活动。另外韩国父母看到生男生女确实都一样，这一点也有帮助。随着经济发展逐渐消除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在接受教育和劳动市场方面），韩国父母更愿意生养女孩，因为这样做不再会吃亏了。

尽管生育率又回到了正常水平，但是前几代人的男女比例失调程度仍然对社会产生着影响。从1980到1984年，出生的同龄男孩比女孩多出25%。对于90年代出生的孩子来说，男女失调比例更高。不出所料，上述男女比例失调现象导致男性人口过剩，每7个男人当中就有一个找不到对象。

因为韩国的男女比例失调程度比较小，而且控制得较好（中国剩男人口更多，有五分之一的剩男找不到对象），所以韩国人一直能够比较容易地减轻由男女比例失调带来的负面影响。同中国一样，韩国剩男绝大部分也都居住在农村地区。在城市里20岁至39岁之间的男女比例基本正常，比例为103：100。但是在农村地区，同龄男女比例为119：100。这是因为同中国光棍一样，在韩国头一胎出生的儿子都要留在家里种地，照顾年迈的父母，而家里的其他人（包括年轻女子），只要条件允许全都涌向城市，利用韩国的工业化经济发展时期打工赚钱。男女比例失调也产生了对外国新娘的需求市场。这些外国新娘大多数来自越南农村地区，是中国与韩国剩男的激烈竞争对象。

韩国的“剩女”，即“金小姐”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境遇。她们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而且与中国剩女一样，生活富足（即使不令人羡慕）。她们的“金贵”地位同独生女的优势并没有多少直接关系，因为大多数家庭都有两个孩子。但是经过数百年青睐男孩之后，韩国家庭又开始宠爱女孩。

这种反转趋势的一个促成因素当然是经济发展水平。韩国男人要拥有婚房，而在首尔和釜山那样的大城市里购买婚房花销巨大，令人望而却步。如同日本一样，韩国因为经济放缓，原先由大公司就业岗位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工资大打折扣，而且工作非常辛苦，要求职员绝对忠心耿耿。韩文中的Kwarosha和日文中的Karoshi指的都是“过劳死”。目前两国都面临着严重的“过劳死”问题。

除了经济衰退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外，韩国人还要应对两年的强制性兵役。有人认为，这使女性在劳动就业方面享有不公平的优势。也许这是事实。在25岁到29岁这个年龄段，韩国女性的就业率高于韩国男性（工资只有男性的52%）。不过在那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许多韩国女性在30多岁时就要辞职，当10年左右的家庭主妇，然后在40多岁时重返职场，通常都是干一些工资比以前低的工作。虽然她们不像日本女性那样面临着职场的性别歧视，但是她们要承担大多数家务劳动。丈夫的工作时间和下班后晚上的社交时间同日本男人相比一点都不少，所以也顾不上家里的事情。韩国人在教育方面表现出的狂热劲头，这就又加重了养育孩子的责任。韩国这个半岛国家土地有限，自然资源有限，所以在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中极为强调人才。为了保持竞争力，大多数孩子都参加校外学习班，学习数学、英语、科学和历史课程。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考试成绩中，韩国学生在世界各国考生中一直名列前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接受过额外训练，父母的监督也非常严格。

考虑到在韩国为人妻母的各方面要求，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韩国“金小姐”的数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只增不减。当时年龄在25到29岁之间的韩国女性15%未婚。如今这个年龄段的韩国女性未婚率高达70%。韩国女人到了39岁时，仍有近15%过着单身生活。在未婚者占全国人口不到1%的国家里，以上数字明显体现出摆脱婚姻生活的倾向。

“当女性的工资上调时，更多女性会选择单身，而不是嫁给传统型的丈夫。”黄智秀解释道。她目前是首尔的韩国外国语大学助理教授。她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分别研究过韩国、日本、新加坡和美国的女性高等教育和婚姻状况。她发现在亚洲的“四小龙经济”中，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结婚的可能性明显下降。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韩国在70年代至90年代，新加坡在60年代至90年代均实现了突飞猛进的经济增长，使更多女性参与了劳动就业，也使全职雇员中的男女收入中位数（median earnings）有所增加。

在考虑上述情况时应该注意到，在本国经济飞速发展时期，虽然韩国和日本的女性工资相对男性工资而言有所增加，但是目前还很不如人意。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列出的144个国家当中，日本和韩国分别列第111位和116位。新加坡列第55位，中国列第99位。然而黄智秀写道，“从1985年至2006年，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年龄为25岁至34岁的女性参与劳动就业的比率增加了17个百分点。”她还指出，在这同一时期的美国，女性参与劳动机会的比率只增加了5个百分点，增速缓慢得多。

“我们这一代女性与上一代相比，同母亲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黄智秀说道。她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生在韩国。“我们可以获得高级学位，可以追求事业，这与我们多数母亲的选择大相径庭。”她补充说。虽然许多韩国女性有时被迫在以事业为重，还是以养家为重方面做出选择（两者兼顾很难做到），但是至少也有一些成功的女性楷模证明，追求事业之路是行得通的。(www.xing528.com)

在婚姻方面，黄智秀认为，“由于性别标准没有市场变化快”，韩国和日本的男人仍然难以理解女性在家庭之外所担当的现代角色，因为这些角色同他们从小看到的那些女性角色截然不同。

为了检验她的理论是否成立，黄智秀分析了日本综合社会调查中提出的下述问题的回复结果：

1.如果丈夫有足够的收入，妻子最好不去工作。

2.丈夫应该去赚钱，妻子应该操持家务，照顾亲人。

3.如果父亲和母亲都工作，学龄前儿童就会受苦。

她发现，如果自己小的时候母亲在工作，男人不同意上述观点的可能性大约增加5个百分点。如果母亲是一位大学毕业生，男人不同意上述观点的可能性增加10个以上百分点。换句话说，她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如下观点：母亲的工作经历和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儿子的性别态度以及对婚姻的期待。这表明，母亲正在工作或者读过大学的男人更有可能同妻子建立起平等关系。至于父亲所受教育程度会产生何种明显影响，目前尚未得到有相关统计数据的证明。

虽然看到母亲可以影响儿子对于传统性别角色的理解鼓舞人心，但是黄智秀认为，其中也存在着问题。如果韩国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正在工作的女性不结婚或者没有孩子，她们就无助于培养新一代男人，帮助打破婚姻与就业市场互不相融的局面。

幸运的是，有一批李尤娜那样的女性目前正在努力使另类思维方式变成主流思潮。作为致力于推进韩国女权文化行动主义的非政府组织Unni Network的领导者之一，李尤娜同其他300名成员齐心协力，共同支持那些生活在传统婚姻制度以外的女性。其中包括异性恋“金小姐”、女同性恋和变性女人。“女人也是人。我们的生活不能局限在小家庭里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她说道，“这就是我们要在社会里树立起的应有态度。目前未婚女性仍被视为不正常的另类。”

为了宣传推广这一思想，这个团体举行过各种活动，甚至还首创了“我们想封上的嘴”嘲讽奖颁奖仪式。以往的“获奖者”包括韩国前总统李明博，他曾经说过，“我反对堕胎，除非孩子有残疾。”还包括议员崔永熙，他因骚扰一位女记者而声名狼藉，后来却振振有词地说，“我当时喝醉了，还以为她（指女记者）是餐厅女老板呐。”

在Unni Network出版的《B套方案》中（首尔市政府提供了部分资助），作者鼓励读者参与测试，检验一下他们在传统婚姻限制以外的生存能力。根据测试结果，可将读者分为软豆腐型（需要翻动油煎才能使外皮硬起来）、西瓜型（比较有韧性，但是仍需努力）与核桃型（随时以胜利者姿态面对世界）。

就那些想要结婚成家，但是被要付出代价（职业的、经济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代价）吓得望而却步的女性来说，应该承认韩国政府已经做出了积极努力，尽量处理好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关系。政府已经延长了父亲假期（不过只有很少的新生儿父亲申请过这种假期），增加了对公立和私立幼儿园的援助金额。另外还对每个孩子提供补助，实行税额优惠政策，尽管这方面还有改进的余地。

“政府部门需要加大力度，进一步推进有关儿童看护以及处理好工作与生活平衡关系的各项政策。”黄智秀说道，“如果他们能够保证父母在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孩子可以得到妥善照看，那么在传统的性别角色方面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目前还不能确定那样重大的过渡时期可能需要多长时间，不过黄智秀仍然抱有希望。“我奶奶仍不相信，父母现在可以像喜欢男孩那样喜欢女孩。”她说道，“但是当人们看到女孩在学校和就业市场上表现同样优秀，他们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最后她补充说，“它可以再次发生变化。”

新加坡的国庆生育之夜

世界各国政府在限制或促进人口增长方面可谓机关算尽，花样迭出。但是只有540万人口的小小岛国新加坡却表现得最有创造性。

自1984年以来，新加坡的社交发展署一直努力开展工作，设法使国内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与受过同等教育的男士结婚生子。这一促进举措的依据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提出的一个观点：“如果你有两匹白马，你就可能繁育出白马。”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富有活力的国内人口中包括中国、印度人和马来人。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来说，“白”这个词用得不妙。然而更为不妙的是，李光耀还补充说，有时两匹灰马也能生出一匹白马，但是“非常罕见”。

最初，社交发展署（SDU）隶属于现在的社会与家庭发展部。成立社交发展暑的目的是“促进婚姻，树立一种文化观念，使单身者将婚姻视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另外，成立社交发展署也是对1980年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做出的反应。那次人口普查表明，许多受过高等教育，年龄在40岁以下的新加坡女性仍未结婚。普查结果还表明，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养的孩子就越少。新加坡政府将其视为一种请求帮助的表现。前总理李光耀担心，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生养的孩子数量减少有可能导致社会与经济衰退。他承诺政府会采取强有力措施，扭转这种令人吃惊的不利趋势。

社交发展署的英文缩写是SDU，很不幸，居然同三个英文单词“single（单身）、desperate（绝望）、ugly（丑陋）”的缩写撞车了。除此以外，社交发展署刚开展工作时并没有大获成功。它所针对的那些念过大学的女性感觉很受伤，因为她们的个人生活突然间变成了公众谈论的话题。那些没有读过大学的女性（尤其是她们的父母）甚感不悦，因为政府在劝说那些读过大学的男人不同她们结婚。尤其使她们感到愤怒的是，她们交纳的税金正被用来资助那些由社交发展署组织的巡游、烧烤野餐、舞蹈课，以及其他相亲活动。大学毕业的公务员有时甚至还能请假参加这些活动。在社交发展署成立一年后，又成立了一个姐妹机构——社交发展服务中心，以帮助那些“灰马”，或者说没有读过大学的单身者解决婚姻问题。说来有趣的是，上述所有情况都发生在新加坡的邻国中国和韩国正在全力推行计划生育国策的时候。

社交发展署在第一年开展工作时花费近30万美元，只促成了两桩婚姻。尽管成功率暂时很低，但随着时间推移，通过社交发展署组织的活动而成功牵手结婚的夫妻数量开始不断增加。到2000年初，这一机构报告说它已经促成了3万多对恋人的婚姻。虽然很难说这些婚姻当中有多少离开社交发展署当初的帮助不会成功，但是上述数字更有助于证明这一机构确有存在的必要。

2006年，社交发展署认识到亮出自身的官方背景很有价值，于是便对私人部门开放。从那时起，社交发展署不再组织交友约会活动，而是成了为私人公司确认经营资质的机构。其中包“午餐约会”公司，这是一个专业平台，依靠一些交友约会顾问，在共进午餐时为从事专业工作的单身者牵线搭桥，使他们能相识相爱。另外还包括一家名号彰显，但现已不再运营的公司——“让情侣们约会”。2009年，在只为读过大学的精英人士牵线搭桥的工作方式显现出颓势的情况下，社交发展署同社交发展服务中心合并，组成社交发展网络。据社交发展网络网站称，这样做是为了“获得规模经济的益处，扩大业务范围，为单身者交友约会提供更多的机会。”它的使命是“在交友约会技巧、社会交往机会与信息方面，成为一家值得信任的重要中介，一站式资源中心。”社交发展网络的网站上列出的活动种类繁多，包括制作皮革，制作陆栖小动物的饲养箱，混合调配威士忌和巧克力。还为更为活跃的网友安排了“当你能跳萨尔萨舞，为何去散步？”以及“做我的诱饵吧”等多项活动。“做我的诱饵吧”是一种单身者们外出捕虾的短途旅游活动。这些活动大多数都由社交发展网络提供补贴。这家机构通过“婚恋联络基金”资助80%的经费举办交友约会活动。他们组织的活动不仅丰富多彩，而且花费不多。周末前往具有殖民地时期风格的马来西亚城镇马六甲游玩，只需花费130美元，包括交通费、两餐伙食费、一夜集体住宿费。届时，单身网友们就居住在用水中木桩支撑的一幢别墅上。这样的别墅有很多，共同排列成巨大的木槿花形状。

然而，由政府支持的这些努力促进婚姻和生育率的活动并不足以阻挡“银色海啸”。也就是说，到2030年，每5位新加坡居民中就有一位年龄在60岁以上。新加坡目前每位妇女的平均生育率为1.29，比韩国略微低一点，比日本低0.1。所以这个数字远低于政府设想的到2030年全国人口要达到690万的水平。但是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来说，比较缓慢的人口增长率未必是一件坏事。在亚洲新加坡已经是生活费用最高的城市之一，尤其是在住房方面。因此，新加坡无法保证既能安顿新增的100万居民，而又不出现严重拥挤的现象。就连基础设施也将在新增的100万居民身体的重压下勉强支撑着公共交通系统。这些问题使成千上万对政府白皮书表示不满的公民感到不安，因为这份白皮书详细阐明了新加坡在今后10年内使人口增加100万的计划。4000名新加坡人甚至涌到了演讲者之角（Speaker's Corner），纷纷发表演讲，表示抗议。在官方看来，这些人的威胁比不上经济增长放缓的威胁大。虽然新加坡是重要的金融中心，但是它的面积只相当于伦敦的一半。劳动力萎缩，需要赡养的人口日益增加（他们恰恰也是世界上对生活要求最高的人群），这两个因素都有可能妨碍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势头。新加坡政府正在不惜一切代价，极力避免这种后果。

要想了解推行人口增长计划的力度有多大，就应该看到从李光耀算起每一位新加坡总理一直在提倡这一计划。2001年8月，《海峡时报》（此报向来被称为政府的喉舌）发表了一篇长达12页的专稿，倡议新加坡人应该“行动起来，接受挑战”，在庆祝新加坡于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的国庆日那天采取生娃行动。文章中甚至还包括一些温馨提示，指导新加坡夫妻在履行国家义务时，如何用报纸遮车窗，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一个长期解决方案应该是使住房更便宜，数量更多，这样年轻夫妇就不必同父母住在一起了）。这件事情使公众感到惊愕不已，因为自2004年以来，为了维持公共场所的整洁和秩序，就连口香糖也一直遭到禁止。

2012年，新加坡国庆节那天，官方行动进一步升级，推出了一首同曼妥思（Mentos）薄荷糖公司联手制作的说唱歌曲，激励已婚夫妇“让爱国主义热情猛烈迸放”。“我这个丈夫很爱国，你这个妻子也随我。让我钻进你的帷帐，造出个娃娃多荣光。”那首说唱歌曲最令人难忘的几句歌词这样写道。这不禁使人想起美国歌手亚瑟小子（Usher）可能唱出的一些歌词。

那首说唱歌曲其他非常有趣的部分歌词包括：“新加坡人口需要增加，赶快忘记挥舞彩旗吧；在8月9日的那一天，我们兴致勃勃如过年。”在男声唱完“生娃津贴”的吸引力后，颇为性感的女低音又接着唱道，“我心里实在是等不及了，快拿900元买个婴儿推车吧。”

需要指出的是，在面对类似的人口问题时，弗拉基米尔·普京于2013年情人节前夕，邀请美国的田园歌手组合Boys II Men前往俄罗斯演出。这是继此前举行的“怀孕日”活动后，再次组织的一场公益活动。在“怀孕日”这一天，政府特意让已婚夫妇休假，为生娃创造条件。从俄罗斯国庆日算起，9个月后，可以生出爱国娃娃的俄罗斯夫妇，有资格获得电冰箱、汽车、现金或其他奖品。

新加坡官方经常动员全国人口参与履行“国家义务”，而作为“未来糕点烤箱”的女性公民又会受到更多关注。在社交发展网络主办的一次活动中，4位已读到最后一年的大学生因创作出新加坡童话而荣获奖金。这篇新童话在古典童话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带有鼓励生育宣传色彩的内容。

改编的《白雪公主》读出来是这样的：

明晃晃的镜子，挂在墙上。

在这片土地上谁最富有？

白雪公主，在大山那边养育着7个孩子。

孩子们每天读书、嬉戏，亲吻着妈妈，

白雪公主啊，你的富有无敌天下。

这篇童话里有一幅插图，上面画的是衣着华丽的白雪公主身边簇拥着她的一群小矮人（这些小矮人神奇地变成了一群迷人乖巧，好打喷嚏，昏昏欲睡，或者迷迷糊糊的金发小男孩儿，以匹配粉红色的短套衫）。另外还有如下一段说明文字：“精子可在生殖道内停留3至4天。因此每周行房2至3次就意味着每当排出卵子时，就有精子在等着它！”

改编过的《下金蛋的鹅》也值得一提：

下金蛋的鹅以金蛋为贵。

金光灿灿，夺目耀眼。

可是过不多久，她就再也下不出金蛋。

只因年老体衰，无法正常排卵。

这些故事，连同《灰姑娘》《三只小猪》和《长发公主》一道，印成传单分发给大学生，希望他们受到教育，懂得“在新加坡开始生活，成家立业需要做出哪些努力。”活动的项目负责人陈洛尔（音译）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这样说道。

新加坡政府不应耳提面命地教导国民如何生活，最好是减轻国民的生活压力，让他们得到实惠。政府有关记录表明，2014年，新加坡一半以上的堕胎者（堕胎在新加坡是合法的）都是已婚女性，其中大多数受过大学教育。她们不想要孩子，是因为她们正在追求事业，担心休假照看孩子会影响事业发展。其他女性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她们之所以终止妊娠，是因为觉得自己养不起第二个孩子。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80%以上的新加坡人居住在数量不少，但是仍然不够分配的公共住房里。住房分配受到种族因素的限制：一户印度家庭搬出后，另一户印度家庭才有可能搬进来，以保证一定程度的平衡，避免出现种族贫民窟现象。此外，公共住房是根据婚姻状态来分配的。年龄在35岁以下的未婚公民没有资格享受公共住房补贴；他们必须购买房价至少高出一倍的私人住房。由于这个原因，许多新加坡夫妇开玩笑说，能够申请公共住房是订婚的最大前提之一。

为进一步限制那些想要独立生活的居民，新加坡政府推出了一种预购组屋（build-to-order flats）。预购组屋比市场上的公共住房定价便宜很多——能便宜10万美元。然而单身者只限于购买两室型预购组屋。最近新加坡的市区重建局（URA）要求房地产开发商限制他们建造的“鞋盒型”公寓。这些公寓面积至少为500平方英尺（约46平方米），很受欢迎，卖得快。但是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目前已经出台新的指导政策，要求建造多适合家庭居住的更大公寓，希望在缺少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能够促使人们购买这类公寓。

新加坡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的倡导研究主管谭茱莲表示：“我们不能整天缠着人们让他们生孩子。”她解释说，尽管当地的政治家们越来越认识到，相关费用与照料条件是人们决定是否要孩子的重大影响因素，但是在新加坡，人们对于男女平等的认识仍很肤浅。“这是一种从小就需要积极明确培养的价值观念。”她说道，“推行强制性的陪产假是迈出的正确一步，但是却不足以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态度。”

从中国来的职业红娘李曼迪也同意上述观点：“新加坡男人要想找到那种符合他们心愿的新加坡女人做妻子很不容易。”她已经成功地将这个问题变成了一种赚钱的生意，专门把中国南方女子介绍给新加坡男人。她解释说，由于新加坡的街头食品和外卖食品非常便宜、干净，又容易买到，所以很少有人在家做饭。在中国，有钱人必须在高档餐厅酒店的贵宾单间里用餐。与此不同，新加坡所有社会经济阶层的人都可以在路边摊位上用餐。“他们不需要家庭主妇为自己做饭，他们需要的是伴侣——需要那种帮助他们打理生意，不管他们从事哪门行业都可以支持他们的女人。”但是许多新加坡女人却不需要这个，“她们有自己的生意，或者有自己追求的事业。”李曼迪补充说。这正是中国女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一般来说，中国女人更愿意在事业上帮助丈夫。李曼迪认为，如果再考虑移民新加坡带来的益处（再加上空气清洁，食品安全，社会福利也更好），可以成功介绍很多对你情我愿的恋人。“他们更般配。”她说道。李曼迪原是中国福建省人，她本身也是中国女人同新加坡男人成功婚配的有力见证。20多年来，她一直在位于新加坡一个高档小区的家庭办公室里做着红娘生意。“男人们心满意足，因为他们找到了愿意跟随自己的妻子；女人们也很开心，因为她们找到了平等对待自己的丈夫。”她这样总结说，“每个人都是赢家。”她坐在客厅里的一个鲑鱼粉红色长沙发上，四周挂着许多照片，照片中的一对对情侣春风满面，喜形于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