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结束了。因为女儿不大可能很快回哈尔滨让他们劝着结婚当妻子，所以张梅的父母又提出了一个方案。
“如果你不准备回家结婚，我们就希望你在北京结婚。”她的母亲认真地说，“为了帮你这个忙，我们决定给你在那里买一套房子。看目前房价这形势，很多男人都买不起住房。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就能使你成为条件更好的妻子。”
听到这个消息，张梅好像一个善于应对催婚的老手一样及时做出了反应。她很孝顺地表示同意先看看房价，然后再向母亲详细汇报一下情况。一周后，母亲再次打来电话：
张梅母亲：你看过房了吗？
张梅：看过了，都太贵。最好等房价降下来再说。
张梅母亲：对呀，我们也听说了。注意观察形势吧！
实际上张梅一次也没有看过房。使她感觉受到伤害的是，父母认为甩掉她这个包袱的唯一方式就是给她置办一份嫁妆，然后吸引一个没房的男人同她结婚。另外，她决心不让父母在北京买房还有一个还比受伤的自尊心本身更深一层的真实原因：“他们只能给我给买远离北京市中心的住房，这么一来，我通勤上班的时间就会增加一倍。再说我可能要同一个陌生人住在一起。因为一旦我的父母经过千辛万苦给我买了一套住房，他们绝不会再让我长期不结婚的。”
我思考了一下张梅目前的居住环境。她也知道不理想，那只是个一般的房间，但是离她的办公室不算很远，她可以单独住在那里。她能按着自己的时间表生活，如果想看电影可以很晚才睡。房租并不贵，到月末她还能剩下一些钱来购物，或者同朋友们一起出去吃火锅。她也知道这不是个长远之计，然而她毕竟经过一番努力才达到这种独立生活状态，很想再享受一段时间。
在经过第一次谈话后不久，中国媒体上纷纷报道着这一消息：北京房地产市场创下历史新低。的确是新低，然而只持续了几周时间。不过张梅的母亲还是听到了风声。“周末去房屋中介那里看一看！”她在一次匆忙的电话通话中这样督促女儿。
张梅又一次巧妙地处理了问题。“是这样，不过降价只适合于北京居民。像我们这样的外地居民只能出高价。”她向母亲这样解释道。虽然这样说不完全对，但是北京的户口制度非常复杂，张梅的母亲不可能看出什么破绽。
中国现在的户籍制度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目的是控制人口流动。这对于当时新兴的计划经济来说被视为一项必要措施。这项制度在管理上非常严格，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凡是要迁居外地的居民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批准。如今中国公民可以自由流动，只要自己愿意将只在户口管辖区内有效的卫生保健和福利等受益服务留在当地就行。把农村户口（比如张梅那样的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在黑市上要花费15万元人民币，而且在北京和上海那样的一线城市难度很大。
使户口升级的最快捷径就是婚姻。如果农村女子同拥有城市户口的男子结婚（或者反过来），那么来城市里生活的配偶也就从此有了城市户口。同住房，汽车与工资一样，适当的户口也成为在婚姻上讨价还价的重要砝码。例如，拥有北京户口的男子可以更容易地将孩子送到北京的学校念书，而且费用更低。他也更容易在北京购买住房。虽然管理条例经常发生变化，但是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人必须证明自己已经在北京生活并且交纳了若干年所得税，然后才有资格在北京购买住房。而且他们可以得到的贷款方案也不太有利。
拥有城市户口可以使城市生活更容易。结果，拥有城市户口的男子很吃香。如果没有城市户口的女子同有城市户口的男子订了婚，她向朋友们介绍自己的未婚夫时常把城市户口列为重点内容。在外人看来，拥有城市户口的女子（比如琼和克里斯蒂）眼光高，因为她们拥有的较高居民地位意味着她们最好应该和拥有同等地位的男子结婚。在这个等级制度中处于极其不利地位的又是外来人员。他们缺乏理想的户口或城市房产（北京男子可从家里人那里继承房产），因此在找对象时处于讨价还价的最不利的地位。他们就是张梅的父母认为张梅可以吸引到的那些人。在北京一无所有的外地人，当然非常希望同已经在北京有住房的外地人结婚。
为了审视一下张梅父母的思路，我们应该知道，中国男人作为丈夫的理想条件经常从以下三点来加以衡量：房子、车子和钱。这三点被称为三大要求，有些中国女人（但经常是她们的家人）将它们当作找对象的物质基础。但是想找一个拥有这三个基本条件的男人越来越难了。
在城市中，一个年轻男性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年薪大约是7.2 万元人民币（1万美元）。北京或上海一套住房的平均价格每平方米大约为2.5万元人民币（3600美元）。一辆好一点的小汽车平均售价（不包括上海要求交纳的9万元人民币牌照费）大约为15万人民币（2万美元）。要想买得起一套面积为70平方米的住房外加一辆小汽车，这位大学毕业生大约需要200万人民币（28万美元），相当于刚毕业起薪的28倍。显然，在结婚前他的实际收入同他被期待的收入不相符。一般的中国单身者结婚前在购买住房上普遍面临着很大压力，甚至专门有一个词来形容他们：房奴。房奴并不是指被家务劳动束缚住的女人，而是指为了能够买得起房必须拼命工作的男人，自然也包括妻子。大多数情况下，父母也会伸手帮一把，有时为了帮助儿子买房，甚至会花光他们的积蓄。当父母不具备这个经济能力时，通过婚姻进入张梅那样的家庭也许是个更为方便的选择。
对于张梅来说，未来的对象是否拥有住房远不是一个男人应该具备的重要条件。她的理想是，与一位能和她开心生活在一起的人共同购买住房。但是父母在追着赶着要让她匆匆结婚成家的过程中，这一点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想都不愿意想。
孝顺比纯洁更重要
“快递小哥和洗碗工在中国没法谈恋爱。”艾薇说道，“只是因为太费钱了。”她在少年时期爱上了来自家乡成都的一个男人。但是最终她结束了这段恋情，因为他所受的家庭教育一般，而艾薇却想为自己、为家人争取一份更好的生活。她离开家去上大学，后来找到了一份很赚钱的工作，依靠男性客人出手相助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同时她也往家里给父母汇去了很多钱，甚至还在北京购买了一套住房。她心里想得越来越多的一个问题是：有一天她会同谁一起生活在这套住房里。
艾薇心里一直很清楚，总有一天她会成为妻子。这既是父母的期盼，也是她本人的需要。不是为了爱——她坚信自己已经度过了生命中的这个阶段，而是为了稳定的生活，为了有机会成为母亲。“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将来可以陪着自己的孩子在美国读书。”一天晚上在吃饭时她也对琼吐露了自己的心愿，“让她享受我不可能拥有的一切教育机会。我很想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儿。”
尽管难以想象艾薇如何从情妇变成妻子和母亲，但是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了。最近有一位比她大几岁的男人向她求婚了。他也知道艾薇同其他男人有染，尤其是同一个已婚男人关系很不一般，但是他要求他们统统靠边站。作为富二代，他非常有钱。有一次，他竟故意开着他那辆80万美元的奔驰豪车撞上了一个漂亮女孩驾驶的保时捷后部，为的就是要到她的电话号码。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许多女人要是有机会嫁到这样的富豪之家肯定会眉飞色舞，心花怒放。但是艾薇却有自己的顾虑。
首先，她知道男方家庭会找她的麻烦，因为她自己不是出身于同样富有的家庭。即使未来的婆婆稍微表示反对，也会使艾薇感到不悦。艾薇一直想嫁到一个死人比活人还多的家庭里。她已经使自己和父母在经济上有了保障。但是嫁入这样的富豪之家会使她的经济保障更上一层楼。这对她来说非常重要。为了探探风头，她同意陪着向她求婚的那位男人去马尔代夫度假。
新闻记者詹姆斯·帕尔默曾经打趣地把情妇称为“卧室里的罗宾汉”，意思是说她们干的是劫富济贫的事情，济贫既是济她们自己，也是济她们的家人。美国有个学者曾以独特视角向读者们介绍和诠释了中国娱乐与卖淫行业的真实状况。在KTV当小姐的都是来自贫困家庭的女子。利用从男性客人那里得到的小费和礼物，为家人购买药品、衣物、住房，或者家人需要的其他一些物品。
交易似的婚姻
在我去印度采访报道后，同一位名叫艾略特的中国朋友吃了一次午餐。他游历甚广，雄心勃勃，在北京一家国际私人股权公司担任顾问。对中国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市场，他一直是了若指掌，颇有见地。饭吃到一半时，我们谈起了百事公司首席执行官卢英德（Indra K.Nooyi）。我提到了前不久读过的一篇采访卢英德的新闻报道。在这篇新闻报道中，她描述了当天发现自己被任命为美国一家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时的情形。晚上10点钟，在工作了漫长的一天后，她正在开车入库时，母亲让她把车倒开出来，去买一些牛奶。母亲为什么不让女婿去买牛奶呢？他不是从晚上8点后一直在家吗？他累了。雇来的帮手呢？她忘了问。所以卢英德只好自己出去买牛奶。她一回到家里，就把一箱牛奶“砰”地一下放在柜台上，紧接着把自己晋升高官的大好消息告诉了母亲。“你可以是百事公司总裁，你可以是董事会成员。”她母亲回应道，“但是你一走进这个家，你就是妻子，你就是女儿，你就是儿媳妇，你就是母亲。这些你都是。没人可以替代你。把那该死的桂冠扔在车库里吧。”
我很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男人会持何种立场。于是，我就问艾略特怎么看这个问题。“在中国我们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他说得非常实际，“因为那女人已经离婚了。”(www.xing528.com)
接下来，他便飞快地说出了一连串以前那些女老板的名字。她们全都是离婚的单身母亲，每天在金融行业最高层长时间狂热地、忘我地工作着。“她们经常把孩子带到办公室里。”他说道，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然后他耸了耸肩膀，似乎在说这就是宇宙的意志。
2016年，北京超过纽约成为世界亿万富豪之都。发生这样的变化，原因在于白手起家的中国亿万女富豪越来越多。如今在全世界124名白手起家的女亿万富豪当中有93位是中国人，占了2/3。
艾略特说得没错，相当多的中国女富豪都离婚了。但是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她们的平均年龄都在46岁左右。也就是说她们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虽然很难说她们青年时代那种比较明显的中性环境对于她们最后的成功究竟起了多大促进作用，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有超出一半白手起家的女亿万富豪是在历来由男性主导的房地产业、金融业和制造业发家致富的。
除了中国女性能够独立赚钱谋生外，我们还要考虑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现象，即在中国继承家族财富的女性越来越多。女继承人继承巨额家族财富的一个突出例子就是杨惠妍。她是房地产开发集团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局副主席，也是最大股东。
她的父亲杨国强原来是一位种水稻的农民，农闲时在工地上当砌筑工。后来他在故乡广东省买下空地开发房地产，从而发家致富。杨惠妍25岁那年，父亲把70%的公司资产转到她的名下。那是2007年，碧桂园的IPO（首次公开募股）刚刚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不久。如今，杨惠妍37岁左右，身家近1500亿，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女亿万富豪，也是亚洲女首富。
从中学时代起，杨国强就一直培养杨惠妍（三个女儿中的二女儿）在家族企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她年纪轻轻就开始参加董事局会议，后来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市场营销与物流专业学位。杨惠妍回到中国后在他父亲的公司里担任采购经理，一年后又被任命为执行董事。
奇怪的是，杨惠妍24岁时结婚，也就是在她继承父亲财产的前一年结婚。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杨惠妍的父亲不想让女儿冒险嫁给一个可能会劫持家族财产，或者剥夺女儿掌舵人大权的男人——《唐顿庄园》中的马修·克劳利也有这种想法。为了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据说经过精心物色才选中了陈翀做杨惠妍的丈夫。他们是在一次相亲过程中认识的。陈翀拥有清华大学博士学位，同杨惠妍一样，也是在美国获得了学士学业。他是东北某省高官的儿子，他的官二代身份同杨惠妍的财产可谓门当户对。他更倾向于搞学术研究，所以不会插手家族生意。另外他在中国的顶尖大学接受教育，这也使杨惠妍脸上有光。杨惠妍虽然也受过良好教育，有巨额家资，但是出身于农民家庭。
杨惠妍和她的丈夫在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方面的门当户对逻辑，体现出中国婚姻市场上的变化趋势。为了获得适当的婚姻条件，男人仍然要拥有住房、汽车和相当数量的存款，但是女人通过继承财产或勤奋工作，也在越来越多地拥有这三样东西。结果就出现了经济学家张晓波和魏尚进所说的“锦标赛效应”，也就是说，正当男人为了在婚姻市场上处于有利地位必须努力获得明显的物质条件时，女人通过同样的方样可以增加她们嫁进比自己更富有的家庭的机会。
但有时这种情况也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有位朋友跟我讲述了她表妹冰（音译）的亲身经历。这位年轻女子来自北京的一个富有家庭，即将要嫁给一位她深深爱着的男人。他也富裕，在北京拥有一套住房。不过他的那套住房同女友家里拥有的住房相比，面积小了很多。他要是知道了这种情况，肯定会不高兴。所以直到结婚前几天，冰才跟他透露了自己拥有一套大型公寓的情况。听到这个消息后，他感到非常沮丧。他并不是为女友比自己拥有更显赫的财产而烦恼，而是他知道自己的家人会很窝火。一开始，他的父母甚至扬言不会在婚礼上为他们祝福。在最后时刻，终于提出了一个精明的解决办法。结婚后小夫妻俩搬入新娘拥有的那套大型公寓去住，将丈夫购买的那套住房出租。收到的所有租金直接交给新娘的父母，意在强调他们的儿子不是依赖媳妇活着。
在另外一起同房产有关的婚姻案例中，结局却不那么美好。我在研究中结识的一位熟人黄女士，跟我讲述了下面这对恋人的亲身经历。他们在二线城市相识恋爱，最后决定结婚。在拍摄完结婚照后，他们开始策划婚礼活动，然后再安排双方父母见面。
“在中国我们并没有‘婚约’。”岳女士解释说，“对我们来说，双方家长见面商议结婚条件就算是正式订婚了。”她特别强调双方父母达成协议对于确定婚事的重要性。
在这个案例中，由于男方的家境比女方优越富裕得多，所以在商议结婚事宜时一开始就不顺利。他的父母主动提出要为这对新人提供一套住房，但却按着中国流行的做法，要求在房契上只填写儿子的名字。如果这只是强调儿子正式“户主”地位的一种手续，女方父母很可能就默认了。但是男方父母的这个要求却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2011年，婚姻法修正案规定，在离婚时婚房只属于名字写在房契上的一方。提出这一修正案的原因是，中国政府认为很多父母拿出终生积蓄为儿子买房；一旦儿子以后离婚，让前妻得到一半房产，男方父母就会吃大亏。如果说采取控制措施，防止有人通过投机婚姻迅速获得房产是一种合理举措，但是这一修正案却非常不利于出资帮助购买婚房，但是名字却没有写在房契上的一方。按着中国通行的做法，无论由谁出资购房，婚房房契上经常填写男方的名字。这意味着男方虽然只支付了部分房款，但是最后却独自占有住房，这使前妻非常吃亏。
在这个婚姻案例中，住房已经属于男方家庭，女方不必再出钱交付房款。但是作为一种保护措施，她的父母却要求将她的名字写在房契上。他们认为将女儿视为婚姻的平等受益人才是公平的；如果小两口离婚，他们也不想让女儿陷入困境。男方父母回应说，女方的家人“要求太过分”，于是就取消了这门婚事。
为了解房产所有权对中国人的婚姻有多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务院宣布各地政府必须严格执行一项规定，要求房屋所有者在出售第二套住房时交纳20%的售房所得税。一时间，房产管理部门前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都希望在新规定生效前将自己拥有的第二套房产卖出去。此时，在上海与中国其他大城市的婚姻登记中心，要求离婚的夫妇骤然大增。仅在北京，2013年前三个季度的离婚率比上一年暴增40%以上。有几家国外及当地媒体报道指出，离婚率骤然大增的原因是拥有第二套住房的夫妇急于分手（至少在理论上），这样他们就可以声称各自只有一套住房，在将第二套房产卖掉时就不必交纳所得税了。接受采访的大多数夫妇都表达了在出售第二套住房后还要复婚的愿望。也有一些受访者只是把新法规作为分道扬镳的借口。在能够推测出最终这种泡沫对于婚姻市场将会产生什么影响之前，重要的是要了解一下为什么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
1998年，私人房地产市场刚刚诞生时，中国仍处于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出口贸易繁荣，经济不断发展，足以支持雇用数百万从农村涌向大城市的农民工。在2009年以前形势仍然非常乐观。但是到了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增长。大约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开始向国内经济注入巨额信贷。这一次注入的信贷总额接近5万亿美元，可通过国家支持的银行以贷款形式获得，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政府的关系户吸走了。他们后来利用这些贷款投资各种项目。然而，由于这些贷款容易获得，代价也低，并非所有投资项目都经过深思熟虑，随后出现了一些不负责任的投资，特别是在基础建设项目上。这些投资方向有误，并没有真正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
大型商场的建筑就是一个实例。它们遍布中国各大城市，光鲜亮丽，也许可以象征着中国人不同凡响的购买力。然而其中许多却是空荡荡的，犹如鬼城。有时甚至向零售商们免费提供摊位，以吸引顾客。虽然从理论上说，建设大型商场可视为对经济增长的一种贡献，但是只有在大型商场的建设所产生的经济总值超过其建设总成本的时候，才能被视为真正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些所谓推动经济发展的“投资”最后就会成为永远无法偿还的银行贷款。
是谁在为这些投资失误买单？正是那些花高价购房的人，即中国消费者。佩蒂斯解释说，由失误的投资造成的亏损刚刚显现出来，因为这些损失原来就隐藏在贷款当中。“在很长的时间里，本来应该破产的许多公司却没有破产，他们是政府的关系户，所以才能够不断贷款。亏损继续增加，不过亏损是隐藏在贷款当中的。”他说道。
中国的银行把钱贷给了错误的投资者，本应该承担货款者无法偿还的贷款损失，但是他们却通过将债务转嫁给中国普通家庭的方式来弥补这些损失。银行对中国普通家庭储户付给极低的利率，然后就可以将储户存款以非常有利的利率贷给投资者，这样就赚回了他们无法偿还的贷款。
最基本的问题是，三年前存款利率可以自由浮动时，中国储户存放在银行里的存款每年都在贬值。储户们拥有的钱越少，他们消费能力就越低；他们的消费能力越低，经济就越不可能依赖消费推动增长，必须更多地依赖以政府信贷为基础的投资。这样的投资并不总会产生积极的增长结果。
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中国领导者表示，在为不负责任的投资提供资金方面要减少国家的所起的作用。但是至少在目前，开发商们仍在继续建房，房地产价格仍在继续上涨，这使得单身男人苦不堪言。他们在结婚前仍然还要有拥有住房和汽车，但是许多人两样都不可能拥有。他们最后只好依靠父母帮忙。只要有经济能力，父母总会出手相助。
但是作为交换，父母在儿子找对象的问题上拥有很大的决策权，却不太关心儿子的爱情问题。他们比较重视婚姻给家庭带来的荣誉和财产。尤其是因为中国缺乏社会保障，这使得子女（许多都是独生子女）成了父母的未来依靠。结果，往往是两个年轻人供养四个老年人。从工资低，通货膨胀率高的情况来看，这也不足为奇。但是由于父母必须存钱，拼命工作，为子女的未来做出巨大经济性牺牲，所以子女的婚姻也应该有助于确保父母在晚年享有社会、经济和情感方面的良好待遇。
只有从那个时候起，夫妻俩才能开始过上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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