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实现：女性逐步提升人生追求的第七章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创始人彭凯平博士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学说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认为，当一个国家达到一定繁荣程度后，人们的需要重心开始由物质生活（衣食和住房）向心理层面转移（精神性、幸福感和自我实现）。他虽然承认会有些例外出现，但是他认为这种理论特别适合中国。

“我们会看到人们越来越关注个人健康和幸福感，对艺术、创新和电影的兴趣越来越大。”他解释说，“为什么认为中国的民族冲突会变得更加严重呢？因为人们都在寻找和确认自己的身份。”

彭凯平认为，除了寻找身份之外，人们还有自我实现的愿望。他解释说，自我实现就像是一杯具有个人成长、事业成就、爱与尊重等丰富内涵且令人垂涎的鸡尾酒，全世界大约只有30%的人才能如愿以偿地品味到它。他认为在中国是什么人可能最接近这个目标呢？是年轻女性。

“中国的经济奇迹有两个奥秘。”他说道。第一个奥秘是农民工，第二个奥秘是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你可以去上海浦东开发区看一看，去北京的中央商务区看一看。那里的所有国际公司70%的当地雇员都是年轻的中国女性。她们的英语水平普遍较高。她们聪明、勤奋、有专业能力，在国际环境中如鱼得水。她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有益。我并不认为许多中国人能认识到这一点。”

尽管彭凯平教授为中国年轻女性大力辩护，他平时却不断地将她们赶走。他负责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教师招聘工作。据他估计，80%的应聘者都是女性。她们大多数人的学术背景非常显赫：拥有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优秀能力推荐信，发表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成果。同时彭凯平博士也承认，她们大多数还都是单身。

从理论上讲，这些优秀女性正在努力朝着个人实现的最高层次奋进。但是作为未婚女性，她们却又跌跌撞撞，滑向被中国社会接受的最底层。这样的巨大反差该如何解释呢？彭凯平博士说道：“这些女性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先锋，她们的标准高，期待也高，国内其余的人赶不上她们。”

琼在北京一家最有实力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接近一年时意识到，自己加班的时间已达数百小时，但是事务所连一小时的加班费也没给过。虽然好几个同事告诫她不要去捅马蜂窝，以免招来麻烦，她还是将自己发出的全部电子邮件都拷进一个U盘里，作为她多次晚上加班的证据，并要求根据聘用合同中的明确规定给予加班补偿。她的老板扬言要起诉她并提出赔偿，声称琼把她发过的电子邮件全部拷进U盘里实际上是在窃取知识产权。琼并没有畏而却步，反倒挑战老板的“狗屁”法律依据，提醒他说自己并没有将任何信息泄露给外人。她的诉讼技巧最终经受了考验。经过几次激烈辩论后，她终于获得了相当于6个月工资的加班补偿费。随即她便提交了辞呈。

为了正确认识像琼那样的知识女性在中国发展大格局中处于何种位置，首先应该了解一下在过去数百年间中国女性所处的历史地位。至少在1906年以前，大多数中国妇女都裹脚。直到1950年，她们一直在婚姻当中被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后来发生了大饥荒（1958—1961），饿死了好多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女性的就业率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几乎一夜之间，女性就变成了“无性同志”，为了国家的大利益同男人们并肩劳动。从性别的角度来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特别时期，独特的社会条件为中国那些非常著名的女亿万富翁靠自我奋斗而获得成功创造了机会。

1976年，形势开始好转。中小学和大学重新开课。但是在这一时期，又要求女性重新担当比较传统的社会角色，就好像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样就导致了她们面临的困境：中国女性从来没有遇到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革命；她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大多数重要机会都是强加给她们的，结果也可以同样轻易地被撤销。

现在情况不同了。

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为了避免失去在世界经济排行榜上的地位，中国需要重点保持其经济体量。如果没有女性的充分参与，就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作为中国最强大经济增长动力的劳动力人口正在逐渐减少，因此女性的参与就显得更加重要。由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管辖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自2012年以来，中国的劳动人口一直在逐年减少。预计从2016年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将从9亿减少到8.7亿；到2050年进一步减少到7亿。劳动力人口不断下降，是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必然结果。这一政策减少了中国人口总量。但是问题还不仅局限于这一方面。随着中国劳动力日渐萎缩，就业倾向也在发生变化。由于有更多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中国的劳动者不太愿意在曾经把中国的经济推到发展新高度的制造行业就业。更多的人希望从事服务与金融行业。目前中国正在向这两个行业转型过渡。

由于具有教育优势，许多中国的年轻女性在国家向知识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具有特别充分的参与适应能力。但是，正如彭凯平博士指出的那样，理论上看上去不错的事情并不总是能够转化为现实。

北京众泽妇女法律服务中心在2016年关闭前，是中国一家最重要的致力于维护妇女权益的非营利机构。这家机构大约成立于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前后。2013年我拜访了北京众泽妇女法律服务中心，去见一位名叫卢小泉（音译）的律师。当时他正在努力开展工作，向中国的几所大学施加法律压力，因为这几所大学要求女生的高考录取分数必须高于男生（中国高考相当于美国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当年克里斯蒂参加高考时，考生家长带着供品把寺庙挤得水泄不通。但是今天规矩不同了，家长有时让考生入住指定宾馆的“学习套间”里，因为据说那里是高分考生用功备考，并最终一举成功的地方。一些有钱的家长甚至还要雇用“学习保姆”，每小时50美元。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严加看管，自己的孩子就不会用功备考。

在高考那两天里，各地城市全力以赴，满足考生需要。网吧关闭，施工停止，交通改道，有些地段禁止汽车鸣笛。据当地报纸报道，安徽省的出租车司机免费运送考生参加高考，麦当劳餐厅为有抱负的考生提供免费早餐。另据中国著名的门户网站网易报道，2012年在四川省的一些地方医院里许多高考考生一边看书学习，一边插着氧气瓶，通过静脉点滴摄入氨基酸，以便更好地集中注意力。河北省一所高中在教室里给学生打点滴。照片显示，教室半空中耷拉着一条晾衣服绳一样的长绳，上面挂着静脉注射袋。书桌旁的学生每人使用一个静脉注射袋，每袋折扣价格为10元人民币。

另据克里斯蒂透露，在高考前一个月女生甚至普遍服用避孕药。她以表姐艾米莉为例讲述了有关情况。艾米莉在备考期间根本不会怀孕。她服用避孕药既不是因为长了严重的粉刺、经痛难忍、月经不调，也不是出于守规矩的年轻女子服用避孕药的其他原因。她服用避孕药，只是因为作为一个志向远大的考生她一心要考上中国顶尖的新闻学院，不想在卫生巾和每月出现一次的忧郁情绪上浪费一分钟的学习时间。结果，她就往105磅（95斤）重的身体输入正常两倍剂量的雌激素和黄体酮。

“在中国对于女生来说，高考前这样做是很正常的事情。”北京中美妇产科医院的妇产科医生金博士解释说，“尽管没有任何保证，但是在高考前连续10天服用8至10克的避孕药足以推迟月经到来的时间。”

然而，无论服药与否，中国女生的高考成绩整体上优于男生。据中国大学校友会公布的数据，在中国31个省级地区高考状元中，女生占52.65%。2012年以来，她们不断从男生那里夺得越来越多的高考状元名头，即使在男生以往的强项理科当中也是这样。中国女生的优越表现并不仅仅局限于考试方面。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公布的数据，从小学到初中，女生在所有学科当中取得的分数均高于男生，其中包括数理化三门课程。中国女生在学习上取得的优异成绩应该得到赞扬，但是户小泉律师同中国教育部之间的往来信函却展现出另一番情景。

卢小泉解释说，2005以后性别歧视尽管存在，但是程度有限。从2012年起，性别歧视明显变得更加严重。正是在那一年，卢小泉和他的同事决定采取行动。性别歧视主要影响到那些选择提前批次录取科目的考生。具体科目包括外语（英语除外）、表演艺术、国际关系、广播新闻、电影研究、军事科目，以及同理科有关的一些领域。

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这所名校对外语考生的录取分数线是男生601分，女生614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外语考生录取分数线是男生582分，女生590分；理科录取分数线是男生598分，女生639分，相差41分。

卢小泉在同教育部沟通的信函中明确表示，为男女考生设定不同的高考录取分数违反了中国宪法第四十八条（也违反了其他一些法律章程）。他试图查清为什么允许这样做，具体程序是什么。他收到了一系列令人沮丧的答复。

中国教育部在各种公报中解释说，在某些领域有必要控制男女性别比率，比如，涉及国家保护和公共安全的领域，高度保密的领域，或者工作环境对女性“有害”的领域。他们表示，在女性可能受到伤害的领域，在教育资源有限、社会需要一定平衡协调的领域，应该通过限制女性人数的方式来“保护”她们。教育部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平衡协调，“教育质量及其对于社会的益处”就会受到影响。他们的回复也暗示，失去平衡协调会影响到“有关政府部门的需要”。我特别想进一步了解有关详情。

“他们的基本意思是说，在某些领域用人单位倾向于招聘男性员工，所以应该保证男生录取比例要高一些。这样用人单位就能够从充足的男性毕业生当中选拔人才。”卢小泉说道。“他们似乎并不明白，教育应该满足个人的需要和期望。”他补充说，并且认为政府不应该控制谁在特定领域里工作。他指出，“决定某人是否胜任某一工作岗位，这是个人与人力资源部门的责任，不是政府部门的责任。”

截止到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有些专业一直要求女生的高考分数高于男生。这所大学的一名知情人对我说，在他们学校名牌专业就读，将来要成为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学生当中，大部分是女生。但是在毕业前，只有男生的就业岗位有了着落。

我在同北京一所顶尖大学的一位女教授交谈后了解到，人们普遍认为男生在毕业后会取得更大成绩。按照这个逻辑，大多数招生人员认为录取的男生越多，学校在将来拥有的明星校友也越多。但是女教授很快就解释说，这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整体上缺少报考的女生，而且选择攻读科技学位的女生也比较少，但是目前却没有在增加女生录取名额方面做出具体努力。相反在她工作的外国语言文学系，一个班30名学生当中一般只有3至5名男生。“有一次在系里开会时我听到一名教授这样说，‘我们系严重缺少男生，这是一个大问题。将来男生更有可能成为研究领域中的专家，他们有更大的发展潜力。’”(www.xing528.com)

在我们不断抱怨中国的招生不公平问题有多么严重之前，不妨先看一看美国大学的招生情况。

2006年，美国凯尼恩学院主管招生工作的詹尼弗·德拉哈蒂·布里茨在《纽约时报》专栏撰文公开承认，凯尼恩学院经常优待男考生。即使他们分数较低，也容易被录取。其他招生工作人员在读过她所写的那篇文章后表示，这样重男轻女的现象并不罕见。不过许多人都对她的坦率态度表示惊讶。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泰德·肖把男学生得到的这种“帮助”称为“公开的秘密”，从事招生工作的人员个个心知肚明，但是外界却未必需要知道。

针对布里茨的那篇文章所引起的媒体关注和广泛讨论，2000年9月美国民权委员会决定对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的一些学院和大学展开调查，对招生工作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进行评估。该委员会民权评估与研究办公室主任，已故的罗伯特·勒纳亲自设计研究项目。调查过程长达18个月，从15所学院和大学的多样性样本中收集到大量研究数据。但是正当调查结果从不同院校陆续汇集在一起时，又任命了3名委员新成员。其中两名由奥巴马总统任命，一名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利·里德任命。由布什总统任命的两名参与调查活动的原有支持者被调走了（被调走的另一位委员由里德任命，他在调查活动刚刚开展时没有投票）。2011年3月，重新组成的委员会大多数成员投票终止了这次调查活动。不过留任的那些最初支持者们没有一个改变自己的立场。那些投票终止调查活动的人大多声称，数据存在着缺陷，研究项目覆盖的地区范围有限，所以此次调查不宜继续开展下去。美国民权委员会八位成员之一，圣地亚哥大学法学教授盖尔·赫里奥特则认为，这里面大有文章。

她认为调查活动之所以被终止，可能是受到政治利益的影响，并提及了一个奇特的情况。她列举出一篇有关专栏文章，文中出现了下列统计数据：“（在美国）相对于每100名获得大学文凭的女性，只有75名男性获得大学文凭。”赫里奥特指出，文章作者将这种情况称为“男孩危机”，完全否认存在着歧视女生的可能性。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情况完全一模一样。女生在大学录取阶段可能受到歧视，男生在学习成绩方面可能落后于女生。前者似乎是对后者作出的一种反应。我要让那些决策伦理学家们去辩论，允许这类“歧视”现象存在是否公然违背宪法或者不公平，但却自有道理。我现在要关注的是，女性为了在专业上立于不败之地需要获得的这些学位，在她们超过一定年龄时，对于她们的婚姻前景造成了怎样的不利影响。

在整个20世纪，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年男女到30岁时，比受教育程度低一些的同龄人结婚的可能性要小。直到1990年，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女性更是如此，她们结婚的比率不如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同龄人高。因所受教育程度产生的这种结婚比例差距，经常被人口学家称为“婚姻差距”。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这种差距正在日益缩小。报告指出，“在40岁以下的白人女性中间，由教育程度造成的婚姻差距已经消失。”这表明，截止到2008年，35岁至39岁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女性84%已经结婚，与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同龄白人女性结婚比率持平。这份报告还预测，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女性不久将成为已婚白人女性中的大多数人。

在将上述数据与中国的情况进行比较，并对其有效程度进行评估时，首先需要看一些相关数据。芭芭拉·达福·怀特黑德（Barbara Dafoe Whitehead）在《为什么好男人剩不下》（Why There Are No Good Men Left）这份报告中指出，1969年只有18.5万即1.6%年龄在25岁至34岁，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女性结婚。如今这个数据已变成25万，即28%年龄在25岁至 34岁的美国女性已经结婚。重要的是还应该记住，截止到2011年，中国女性是大学文凭的主要获得者，而美国女性自1982年起就一直是大学文凭的大多数获得者。也就是说，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女性用了30年的时间缩小了婚姻差距。中国女性是否也能获得同样的成功？

社交技巧

琼在提交了辞呈后，决定抽出时间外出旅行，思考一下是要再找一份同法律有关的工作，还是要重返校园去攻读艺术史学位。这个决定使她的母亲感到莫名其妙，首先她无法完全理解为何琼辞掉了工作。但是为了及时庆祝她战胜了蛮横的前任老板，我和琼约好聚餐。艾薇也赶来了，像往常一样，浑身珠光宝气地抵达了餐厅。

每当我们3个人感到需要交流时，我们就使用微信。微信同脸书、推特、Skype、WhatsApp和照片墙（Instagram）一样，是一种同熟人聊天的方便工具。借助于微信，用户可以及时了解熟人的生活状态，上传一些照片、短信、链接和配有神奇表情符号的其他随想内容。我每天都使用微信，它基本上成为我发短信的必用工具。可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微信也是艾薇同男人们周旋的重要武器。

“你需要上传一些贵重物品的照片，这样一来，那些追求你的男人就认为你很有高雅品位。”艾薇对琼说。

艾薇打开了几个朋友圈页面，以实例为证。如今她早已超越这个微信阶段，但是她向琼保证，这种方法对于她取得当前的成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琼表现出怅然若失的神态。她最近一次的生日是同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在一家韩国健康美容中心度过的，没有收到任何可以炫耀的昂贵礼物，只有几份化妆品。“如果你没有收到任何昂贵礼物，你可以把别人收到的礼物照片传上去，就当是你收到的礼物一样。”艾薇继续传授着绝技，“当然，还要加上几句表示感谢的话，这样你就显得不是在吹嘘了，在网上可以找到的令人信服的照片，很管用。你只需要让它们看上去是别人送给你的礼物就行了。”

“就餐时也是一样。”她讲述着，好像是在引用《论语》名言，“如果你在约会时，甚至只同几个朋友聚餐时去了一家非常时髦的餐厅，应该拍几张照片传上去。男人们需要在优雅的地方看到你，这样他们就知道应该带你去哪里了。他们也是能省就省，不过你要是把门槛抬高，他们就不敢怠慢，保证好好地招待你。”

我能看得出琼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显得很兴奋，但是却并不完全相信这样做可以奏效。

“接下来，你还需要拍一些很有吸引力的照片，全是大腿和乳沟。绝不能拍得没有品位，一定要拍得很性感。”

由于琼住的地方离我们吃饭的餐厅不远，艾薇便主动提出当天晚上在琼的公寓里帮她策划拍摄一些魅力照片。艾薇开着她那辆保时捷前往公寓，我和琼则乘着我那电动摩托车一路颠簸朝公寓奔去。我们刚一到达公寓，艾薇就坐在了室内那张坐卧两用的长椅上。从琼居住的公寓可以看到壮观的北京中央商业区。“这是拍摄大腿照片的最佳姿势。”艾薇一边说，一边朝着我们伸出双腿，一条腿抬得略高些，同时稍微拱起她的背部。“你来试一下。”

琼坐下来，略微靠着窗台。艾薇准备拍照。“注意腹部！”她说道。琼吸了一口气。“注意腹部！”艾薇又重复了一遍，这次声音更大一些。琼（身材苗条）再次收腹，正赶在艾薇抓拍之前。“我们必须用Photoshop软件把照片处理一下。”艾薇看着照片说道。我有几个西方的男性朋友，他们一见到琼就迷上了她。但是据艾薇看来，琼的魅力不在于身材相貌，而在于气质。我对此的理解是，琼具有独特的个人魅力，而且天资聪颖。但是我不能确定这就是艾薇要表述的本意。

艾薇浏览着其他女性微信好友的“倩照”，要让我们欣赏更多的照片。这时我注意到一个特点：她们当中许多人上传的照片中拍照的姿势同艾薇指点琼的姿势一模一样。照片中运用了许多标志性的蓝色蒂芙尼方框，就像标志性的香奈儿黑白方框一样。有些上传的照片甚至还展现出几种不同的奢侈品摆放一起所具有的蒙太奇效果。由此我开始认识到，艾薇拥有一批门徒。

经过风月场老手艾薇亲自传授撩男绝技后，琼大开眼界，决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行动方案。一些展示精致糕点和烤里脊肉片的美餐照片陆续出现在琼的微信画面上。她甚至还去照相馆拍摄一些非常迷人性感的个人倩照。在其中一张这样的照片中，她穿着很合身的淡黄色连衣裙，展现出令人惊叹的蜂腰体型。

“相片照得很可笑。那个地方贴了不少被严重篡改的模特照片。其中一个男模特很有魅力，肯定是个韩国人。”琼回忆道。摄影师看到她很喜欢照片中的男模特，便问她是否想同他拍一张浪漫情侣照，因为那也是照相馆提供的一项服务。“我很想拍一张。”她承认道，“但是最后我觉得那会很吓人的。”

就在琼拍摄完个人倩照几周后，一位韩国男人出现在琼的视野中。他们在一次为年轻专业人员举行的社交活动中见过面，但是没有真正建立太多的联系。琼上传的微信新照片肯定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他突然变得更加健谈，最终还邀请琼外出约会。这是值得纪念的重要时刻。琼喜欢韩国的一切。韩国的肥皂剧使她痴迷不已，她还是韩国流行音乐的铁杆粉丝。在她的眼里，韩国男人就是亚洲的太阳神，所以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约会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