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晚上7:47，用户“雪花”在对话框输入如下文字：
“我认为你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另一半。我想向你学习，受到你的勇气鼓励；同你在一起工作，帮助你，让我们的一起融化吧。我想充当你的左膀右臂。你已经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的梦想就是和你组成家庭，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略微等待之后，她又继续输入文字，但是没有收到回复。
“即使我们相距很远，我也相信我们长辈们的智慧。通过父母的介绍同你相识，我被你给迷住了。我们的未来拨动着他们的心弦。我认为我们应该满足他们的心愿，相守在一起。我们都来自同一个地区，我们的性格和习俗相似。因此，我们可以幸福地共同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不知道你对这一切有何感想，但是我在急切地等待着你的回答。”
3小时5分钟27秒后，用户“凤凰凤凰”回复了：
“我认为这有点过分，因为我们从没见过面。我理解你父母的期待，我也能够理解时间对于女人有不同的意义。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认识到：走向婚姻的爱情一定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
“雪花”是克里斯蒂的腾讯账号。腾讯（QQ）是一种即时通讯平台，相当于美国在线Aol Messenger。“凤凰凤凰”是一位生活在美国的男士的腾讯账号，克里斯蒂从没见过他，只是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得到了他的联系方式。这两个未婚青年的家人多次非常仔细地查看了他们的婚配条件——从教育背景一直到星座和血型，然后断定他们是天设地造恋人。此后，克里斯蒂就在母亲的要求下开始同那位男士在网上聊天。
起初，他们的聊天并没有多大收获，因为毕竟是分别生活在地球两边的陌生人，只是在家人的强迫下才开始在网上聊天。由于两人之间没有互相吸引的情感关系，所以克里斯蒂渐渐地减少了聊天次数。正是在此时，她的母亲绞尽脑汁决心最后一搏，要让女儿嫁给那位拥有美国绿卡的富裕男士。于是她便冒用克里斯蒂的账号，给那位男士发送了前面引用的那些充满甜言蜜语的信息。
过了3个星期，克里斯蒂发现了这件事，非常生气。她立即给“凤凰凤凰”发信息表示道歉。但是当她正要联系母亲，希望让她知道自己对网上的胡闹行为抱着怎样的态度时，她发现母亲正在拜访“凤凰凤凰”的父母，还代表自己的女儿给她们邮寄了一盒水果蜜饯。
“这就是鸡同鸭讲，我们的见解立场完全不同。”她说道，“他们就是系统里不会转动的齿轮。”
理解下面这一点非常重要：同克里斯蒂的母亲一样，子女已经到了结婚年龄的父母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都是刚刚步入成年期的年轻人。当时浪漫被斥责为资产阶级情调，是一个自私可耻的结婚理由。正如人们期待的那样，他们满怀激情投身于各种运动，被卷入到轰轰烈烈的新闻宣传和无产阶级大爱当中，到后来却变成了“国家建设机器上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零件”。他们压抑着自己的情感需要和精神需要，从而极大地扭曲了他们的价值观。如今他们年纪大了，对于理想的社会理念感到失望，再也不相信口号了。因此，他们将全部希望寄托在金钱、财产、地位，以及其他明显的稳定资源上，因为在他们以往的生活经历中并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在为获得舒适的物质生活而努力奋斗的同时，将自己的心愿倾注在子女身上，常常不考虑子女们的情感需要。
例如，克里斯蒂和她的同事，与她们的母亲们不同，她们一般都受过足够的教育，经济上独立。所以金钱，或者金钱带来的稳定生活已不再是这一代人结婚的主要动机。她们更加自立，更加坚定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母亲们只能望其项背，根本无法相比。她们在找对象方面也有不同的侧重点，不想出于社会责任感或物质需要去结婚。她们要同自己爱的人结婚，而不是仅仅找一个养家糊口、在一起结婚生子过日子的人。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社会来说，这个概念无疑是崭新的。
当爱情与婚姻相遇
专门研究婚姻历史的学者斯蒂芬妮?孔茨（Stephanie Coontz）指出：“直到18世纪末期，全世界大多数社会仍将婚姻看作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经济与政治制度，完全由有关当事人自由选择，特别是当他们要将自己的决定建立在像爱情这样不理智又短暂的事物上的时候。”换句话说，在过去300年间，浪漫婚姻还是一种比较新鲜的事物。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到殖民时代的墨西哥，婚姻首先是一种契约：一种几乎就像汽车租赁那样的协议。它是一种由集体决定的社会组织制度，通过它，财富、资源、地位和阶级身份可以代代相传。
孔茨认为，有两个巨大的社会变化促成了婚姻规范的发展。一是雇佣劳动的普及，使年轻人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父母；二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各种自由，使社会关系建立在理性和公正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强制力量的基础上。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使婚姻制度从基本的工作、政治与社会义务单位变成了逃避工作、政治和社会义务的避难所。结果，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理想——那种无法解释，随缘而来的浪漫爱情得到了广泛接受。婚姻失去了一些契约色彩，最终在大多数西方国家被视为两个人之间的私事，他们心甘情愿共同生活。
然而中国却不是这种情况，特别是在开放较晚的爱情方面。直到1950年，包办婚姻在中国仍然合法，而且非常普遍。儒家思想里不赞成夫妻之间如胶似漆、频频传情，反而强调男人之间的关系。儒家思想认为，最牢固的两种家庭关系就是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男人只要违背这个准则，公开同妻子显得亲热，便被视为性格软弱。
孔茨指出，儒家思想在抑制夫妻之间的感情上很见成效，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没有一个用于描述夫妻之间浪漫爱情的中文词。一些知识分子觉得有必要找一个词来表达这种感情，于是便造出了“恩爱”一词，直译成英文就是“gratitude love”（“表示感恩的爱”）。“恩爱”体现出一个男人对于妻子为自己所做的种种牺牲怀有的感恩之情。用于描述浪漫爱情概念的中文词“爱情”，在当时只用来指那种被社会所不容的非法男女关系。
除了浪漫含义之外，“恩爱”还有夫妻相敬如宾之意，体现出夫妻双方各自承担的传统责任。妻子应该敬重丈夫。丈夫应该是个可靠的养家糊口的一家之主。夫妻之间产生的任何“恩爱”在社会上均被视为夫妻结合的美好产物，就像奶酪是乳清的美好产物一样。尽管起着美化装点作用，但并不重要。再者，一夫多妻当时仍然合法，不受限制，所以一个男人可以对多个妻子大秀“恩爱”。
后来在1950年（大约是克里斯蒂的母亲出生那一年），这一切发生了重大变化。刚刚掌握政权的新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取缔包办婚姻。这项法律规定，婚姻应该建立在男女双方自由选择的基础上。这项法律被称赞保护了妇女权益，更重要的是，限制了父母出于个人利益干涉婚姻。(www.xing528.com)
以前，女性就是她们家人通过婚约捞取社会经济与政治好处的典当品。现在她们可以自由选择生活伴侣。如果婚姻失败，她们还可以合理合法地提出离婚。万一成为寡妇，她们不必受公公婆婆的束缚，可以离婚。无论婚姻今后的状况如何，她们均保留婚前就拥有的财产所有权，而且夫妻共同获得的财产有一半属于她们。
伊丽莎白?克罗尔（Elisabeth Croll）在《现代中国的婚姻政治》（The Politics of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China）一书中指出，当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全民学习这项新法律的运动，鼓励所有公民学习理想的婚姻楷模。1953年还掀起了一场挨家挨户，每条街道全都覆盖在内的大规模运动，教育人民支持自由恋爱结婚，表扬年轻公民拥有“选择生活伴侣的正确观念”。
当时政府提倡的“正确观念”大体内容如下：
夫妻关系首先是同志关系，他们之间的感情是革命感情。革命的含义是，政治上他应该将她视为新的战友……他应该将她视为阶级姐妹，他们应该一起劳动。
如果“劳动”一词没有暗指性爱的话，可以认为同夫妻关系有关的“正确观念”具有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与身体接触、情感关系不大。政府将浪漫爱情斥责为“资产阶级情调”。1964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警告说，那些“因一时冲动，只看长相，一见钟情，而不考虑政治思想是否一致，是否互相理解”就成为夫妻的年轻人，注定要“发生争吵，极为痛苦”。相比之下，那些相貌不漂亮，但是共同拥有“革命感情”的年轻人将会获得“长青不老”的爱情。
克罗尔还写道，使那些追求革命爱情，敢于“同旧思想作斗争”的年轻人感到放心的是：如果他们遇到父母的阻拦，政府也会支持他们。当时国家支持年轻人自由恋爱结婚，甚至在同父母发生争执时为年轻人撑腰。另外还不断出版思想教育读物，广泛传播年轻夫妇成功追求婚姻自由的事迹，鼓励其他年轻人也这样做。
自由恋爱结婚颠覆了一切都由父母做主的儒家体统。在这个新制度下，父母必须放弃自己的权力，不再讲究门当户对、直接控制传宗接代的事情。相反，子女应该自由求婚约会。克罗尔指出，这个过程肯定会引发丑闻，致使有人摇唇鼓舌，搬弄是非，还会出现一些不得体的行为。为了避免受到这样的伤害，保住从子女婚姻中获得的利益，父母们自然要斥责追求婚姻自由的子女，贿赂那些受命负责推行自由恋爱新婚姻法的当地干部。
那时中国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如何找对象，因为社会上没有任何关于如何约会的行为指南。所以新婚姻法在这方面没有帮助。儒家道统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大多数年轻人害怕风言风语、害怕丢面子，甚至使家人蒙羞。那些自由恋爱结婚的年轻人，因为得不到同情和支持而感到心灰意冷。那些受命负责维护中国青年婚姻自由权利的政府官员们情况又是如何呢？只要长辈们使一些手段，他们就会视而不见，不再干涉了。
虽然社会风俗在发生变化，与克里斯蒂的母亲同属一代人的中国父母仍然感觉自己有权随意干涉子女的个人生活，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父母那里就受到过这样的对待。由于中国缺乏安全保障体系，使得子女成了父母的未来依靠。这意味着让子女到一定年龄就要结婚，而且还要娶得好或嫁得好，这已经成为舒适退休生活的重要保证。从社会角度来看夫妻是否般配，仍然常常比他们作为生活伴侣有多和睦更为重要。只要他们的婚礼办得很气派、非常热闹，让双方家人感到有面子、心安理得，这就大功告成。保全面子仍然极为重要，很少谈到性和性行为方面的问题。
难以启齿的秘密
苏琪（音译）是一位在北京很受追捧的比基尼热蜡脱毛大师的名字。她在北京的外国女人圈里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鸡尾酒会上的来宾经常谈到她的脱毛技术。每当两个女人发现同一双手正在为她们做私处脱毛美容，糖蜡奇妙地涂抹在她们的耻骨部位时，她们之间的感情立即就拉近了。这种感情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共享的亲密感：她们知道同一位女人正在用手拨弄着自己的私处。另外我认为，这也同苏琪本人的特别经历有关。
苏琪在成为亲自登门提供热蜡脱毛服务名家之前，曾在北京一家最高档精品酒店的美容护肤疗养部工作（天后碧昂丝和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曾在那里下榻）。她有一群忠实的顾客，但是那家酒店尽管表面上富丽堂皇，工作条件却很差。有位顾客建议她单干，以大大低于酒店的服务价格亲自登门提供美容服务。随后她就提交了辞职报告，勇敢地开办了自己的热蜡脱毛美容服务业务。
她对工作非常挑剔，除蜡时就好像在指挥一支交响乐队。她拎着一个放有全部服务用品的中号香槟色仿珑骧（Longchamp）名牌手袋，往来穿梭在各位美容客户的住所之间。凡是经过她的手脱毛美容的客户，无一不感叹光滑洁净的神奇效果。通过提供优质方便的美容服务，她也为自己赚了一大笔钱，远多于做理发师的丈夫带回家里的现金。苏琪表示，丈夫很支持她的工作，甚至在休息日还会帮她收拾盛放服务用品的手袋。她唯一感到不称心的就是客户极不稳定。她们大多数都是在北京居住时间不长的外国女侨民。虽然她一直通过热情的口头推荐不断获得新客户，但由于女儿眼看要上中学，学费不断上涨，所以她开始到处征求意见，询问如何才能够建立比较稳定的客户群。她非常惊讶地发现，许多女客户都向她提出同样的建议：扩大热蜡脱毛服务范围，把男客户也拉进来。
虽然她的职业本身具有相当时尚前卫的性质，苏琪还是有些摇摆不定，趋向于保守。她来自山西省的一个小村庄，她在北京的大部分生活情况家里人一无所知。“我对父母说我做的是面部美容工作。”她解释说。尽管她也做面部美容，但是她的大部分业务都是巴西式热蜡脱毛服务。我对中国女人的脱毛过程了解不多，但是我可以说巴西人的做法非常出格。我曾经走进健身房的更衣室，看到里面的女人把吹风机对着自己的隐私部位吹个不停。我敢肯定，许多男人也这样做。如果苏琪敢于接受挑战的话，中国的某些男性就会成为她的一座金矿。
“啊？”当我跟她提及这一点时，她疑惑地感叹道，“我去哪里才能找到他们呢？我一个都没有见过。”
这使我颇感意外。苏琪以前工作过的那家酒店在北京占据着500平方米地段，也许是一些追求精致生活的男性最集中的地方。那里的酒吧是这些男性每周一次开心聚会的场所。在露天平台对外开放的温暖月份，有一些把发型修整得完美别致的男士经常聚集在那里，身上散发出浓烈的古龙香水味，连周围的人行道上都能闻得到。
“也许我丈夫能在这方面帮帮我？”苏琪小心翼翼地问着，她对于这种想法是否能行得通没有把握，不过对于赚钱的前景仍然很感兴趣。
为了使苏琪迅速启动新的服务业务，我把她介绍给了我的中国朋友里奥。他是一个追求精致生活的男士。这次谈话的内容极大地震撼了苏琪的感情世界，她意识到她的潜在市场比她想象的还要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