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魁：人称'老朱'的明星邮递员

◎路晓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宜兴城，街道狭窄，小巷深深，夜来得早，青石板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人行道边昏暗的路灯闪烁着，沿街一些屋子里的灯光稀稀疏疏、隐约可见。 “叮铃铃——，叮铃铃——”，突然，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划破夜的宁静，传向远方。听到铃声，一扇扇大门打开了，露出一张张不同的笑脸，开门的人不约而同地说：“辛苦了，老朱！晚饭吃过没有？”

被称为“老朱”的人叫朱明魁，是县邮电局的城镇投递员。

老朱是浙江硖石人，1956年从上海调到宜兴，干了20多年的邮递员。他个子不高，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也许是常年外勤工作的缘故，皮肤黑黝发亮，背略驼，走起路来步子很小、很急，且有些踉跄，头冲在前面，好像永远有办不完的急事似的。

别看老朱不起眼，他曾于1959年、1965年、1977年三次获得“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是群众心目中的“邮递明星”。

老朱所在的班组叫做“封发班”，是全县信函、报刊、包裹、汇款单的中转枢纽，也包括宜城及城郊的信报投递。那时宜城城区分为南、北、中三个投递段，老朱负责的是北段，包括南到长桥河、东到北门巷、北到公路管理处、西到团氿以内的地区，共有100多个单位和2200多户居民，特别是弄堂深邃，纵横交错，破院甚多，在投递中要做到一个不漏、信报当日妥投，是相当不容易的。

老朱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满了段内每条街巷、每个门牌户主的名字。当天的信件中发现了新名字，他就会记上去；投递中遇到新面孔，他也要问别人：“伊叫啥名字？勒啥地方工作？”回来后，也会赶紧补上去。日积月累，他对段上的居民一目了然：什么巷某某号，在哪里工作，段上新搬来了什么人，谁又搬走了，搬到了什么地方？他心里都有一本账。

城镇投递一天要出上午和下午两次班。上午主要投送信件、汇款单、包裹单，以及包括当天《宜兴报》在内的报纸、杂志；下午班则投送早上来的信件和《新华日报》。宜兴属于无锡邮区，邮件都是经无锡中转的。为了加快党报传递速度，《新华日报》则由南京直封、专车送达。但由于那时没有高速公路，到达宜兴的时间一般在下午三点左右，遇到雨雪或其他特殊情况，下午四、五点钟到达也是常事。这样，《新华日报》当日全部投送是不可能的，因此局里要求：必须确保党政军部门能够看到当日的《新华日报》。然而，老朱不这样想，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当日事当日毕”。

封发班的清晨特别忙，因为无锡邮车七点前就来了。为了确保邮递员们八点半左右出班，人人都在抢时间。但是，老朱眼睛不好，动作较慢，远跟不上其他人的节奏。没办法，他只好“笨鸟先飞”：别人六点半上班，他五点前就来了；等别人上班时，他已经把前期的工作全部做完，只等邮件进班了。因此，八点半也能出班。那时，城区的包裹、汇款单，都要由收件人到营业处领取，但老朱为了方便用户，出班前总要把包裹、汇款单领出来，亲自送上门。(www.xing528.com)

老朱为了让读者都能看到当天的《新华日报》，主动延长了自己的工作时间。正常情况下，他要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归班，如遇雨雪天气，或是邮车推迟进班，送到九十点钟也是常事。所以，订报纸的用户，每晚都在等着老朱，八九点钟听到自行车铃声，就知道一定是老朱来了。好多居民心疼老朱，如红星巷12号的周鲁恒见老朱到七点钟还没吃晚饭，就一定要请他吃一口泡饭。

有一年冬天，大雪封路，气温零下10度，《新华日报》到晚上八点才来。老朱送到太滆桥南堍，自行车一滑，连人带车摔倒在地，滑出去好几米，腿也受了伤，自行车也骑不了了。他顾不上伤痛，瘸着腿推着车子继续送报。到了耐火厂，自行车已被冻住，只好向传达室借来工具，把冰敲掉，直到党报全部送完才归班，尽管身上很疼，心里却是甜滋滋的。

老朱常说：“宁可自己千遍麻烦，不让用户半点不便。”供电局的一位职工工伤住院，他每天把报纸送到病床边。许多人报纸订在单位，他周一到周六白天送到单位，晚上和周日送到家里。一次，投送农副产品公司沈建中的信，送到公司时，刚好沈去车站乘车出差，他立即赶到车站，在开车前十分钟把信交到了沈建中的手里⋯⋯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老朱年复一年、夜以继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早已感动了周围的群众。人武部王伯安去常州学习三个月，老朱每天把《解放军报》转寄到常州。事迹反映到省里，《新华日报》刊登了这封表扬信，从此，老朱就成为百姓心目中的邮递明星。

邮递员经常会遇到地址不详或无此收件人的“疑难”信件，一般的处理方法是贴上“改退批条”退回原处。但老朱从不轻易退信，而是千方百计寻找到收信人，每年在老朱手里复活的“死信”，就有100多件。

1979年5月初，老朱拿到一封从美国密歇根州的来信，信封上写着“中国江苏宜兴县城内北大街三让巷对面吴继侯收”。 “三让巷”是抗战前的弄堂，老朱寻访了20多天、200多位老人，才从烈士塔路52号80多岁的吴子和老人处得知，鬼子来那年，14岁的吴继侯就去了上海，十几年前好像在静安区或长宁区住过。当时，单位正好安排老朱回沪探亲，老朱向领导汇报了情况，揣着美国来信回了上海。要在上海两个区的范围内寻找一个几十年前的人，无疑是大海捞针，难度可想而知。老朱跑遍静安、长宁两个区的居委会，并向邮局投递员打听，都说没有这个人。有人还说：“你又不是公安局的侦察员，到上海来找这种无头信，真是自讨苦吃。”面对冷嘲热讽，老朱没有气馁，他采取每街每弄、每店每户走访的方法，连续9天，走访了2000多户，终于获得一条新线索：长宁区某税务所一位老先生说，过去税务局是有一位姓吴的宜兴人，但不清楚是不是吴继侯。在上海市税务局的帮助下，查到了吴继侯这个人，但他1959年就调到商业二局去了。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终于又有了新的线索。老朱又在商业二局、蔬菜公司、北新泾蔬菜加工厂的帮助下，了解到吴继侯住在徐汇区五原路84弄4号。6月2日，老朱的探亲假已经过半，经过核对无误，终于把这封经过一波三折的美国来信交到了吴继侯手中。吴继侯拿着曲折辗转的信，紧紧握住老朱的双手，两眼含着热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1980年，领导照顾即将退休的老朱去送电报，他带接班的小陈几天，每到一户都要详细介绍这户的情况：有几口人、在哪里上班、有些什么来信、报纸怎么送等等，并且交代了三件事：一是要把每条街巷每户人家的名字背熟，这样信封上写错了也容易找到；二是不管多晚，当天的信报一定要当天送完，群众天天在等你；三是遇到疑难信件，不要轻易退掉，不能让寄信人失望。小陈接过老朱的班，这三条都做到了，群众说，小陈不愧是老朱带出来的，优良传统全都传承下来了。

路晓农，曾供职于宜兴邮政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华夏梁祝研究会副秘书长。出版专著《梁祝的起源与演变》，在各类报纸杂志发表多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