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乃菲对贵州山区儿童阅读状况做了调查,所调查的两所学校的山区儿童来自贵州省28个村219个村民组,调查发现,竟然有80%以上的儿童不知道农家书屋,更谈不上使用了。王虹、岳景艳等人对黑龙江、内蒙古的13个县(市)区的51个少数民族村农家书屋利用情况做了问卷调查和家访,得出了“五多五少”的结论:(1)认为阅读重要的人多,坐下来阅读的人少。十年来,有73.2%的村民连一本杂志也没看过,每天看书包括看报刊的人数仅占总人数的26.8%。(2)想阅读的人多,利用各种阅读设施的人少。在利用阅读设施情况方面,看过书和借过书的人各占12.8%和9.6%。(3)希望别人阅读的人多,率先垂范的人少。在调查中,51个村主任(支书)中只有2人去过图书馆,仅占3.9%,但没借过书;家长大都愿意并要求孩子看些课外书的,占71.8%;能与孩子同读一本书或指导孩子阅读的,占9.5%;其余家长都是放任自流。(4)争取政府投入的人多,发挥阅读设施作用的人少。无论干部还是村民都希望政府投入,但50个书屋中除有几家与会议室共用而开着门外(但没有一个读者),其余都是大门紧锁,有几个书屋的门钥匙连支书和主任都找不到。(5)期盼阅读服务下乡的人多,利用下乡服务资源的人少。调查发现,无论干部还是村民都想要些城里的捐书,但是大多捐来的书又被放到一个屋里锁起来,农民借回家的也很少看,有些书过不了几天就被用于引火做饭、当手纸或随便扔掉了,能放在家里阅读的少之又少。
宦咏梅、杨玉麟调研了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石泉县、白河县和汉阴县的11个行政村的农家书屋。结果表明:(1)图书配备方式单一,联系实际不够。各书屋配备的图书种类和数量基本相同。(2)图书数量有限,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安康市自建的228家农家书屋,平均藏书405册,最少不足300册,普遍存在图书数量不足的实际问题。以汉阴县为例,全县自建农家书屋20家,五一村农家书屋作为该县最大的一家农家书屋,仅有图书1000册,其他19家图书均在300册左右,且绝大部分为捐赠的旧书,内容已显过时。镇坪县水晶坪村有村民2000余人,在2008年建成的标准化农家书屋中,仅有图书700余册和52套影像制品。所谓“标准化的农家书屋”人均占有图书仅0.35册,难以解决2000名村民看书难问题。(3)缺少保障机制,多数运转不正常。安康市402家农家书屋都是由村干部兼管,没有薪酬待遇,这些兼职管理员基本都没有受过业务培训,缺少采访编目、流通阅览和参考咨询的专业素质,存在专业管理和服务的缺陷,对农家书屋作用的发挥有一定影响。(www.xing528.com)
时任上海图书馆《图书馆杂志》常务副主编的王宗义在调研上海市郊松江区新源村和黄桥村的农家书屋时发现,这两处农家书屋玻璃书橱中的书刊从2007年下半年初建至调研时止,大多未曾有人翻动过。借阅登记本上的读者是固定的三五人,期刊陈列架上摆放的由市农委组织编印、出版社赠送的农科普及图书,也因无人翻阅被厚重灰尘覆盖。在调查杭州市富阳区洪庄村农家书屋时发现,该书屋有新旧图书2000余册,复本太多,如省农业主管部门编印的“农业技术百科全书”就有30个复本。陈列的农科类新书也没有翻阅的痕迹。流通量在每月70册上下,稳定的读者群在一二十人间,包括数名中学生。这三处农家书屋读者外借图书类别比较一致,均为武侠、言情小说,偶尔有养生类图书的外借记录,农业科技辅导类图书的利用率几乎为零。以上几位学者的调研说明,农家书屋的利用率很低。同样的调研和结论,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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