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文明古国，读书成为文人最重要的文化活动。经典阅读形成了丰厚的传统，这样的传统代代相承，对文人的阅读心理和价值取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悠久的阅读传统并不仅仅是一种读书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其中所具有的观念和精神内涵。在中国阅读史上，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对经典的敬重观念，在中国古代，读书人往往同时是藏书人乃至抄书人，古人认为“好书当抄”“抄书有益”，抄得好书则珍而藏之，抄书不仅是一种读书与学习的方法，更蕴含着一种对书籍敬重与珍视的观念。清代藏书家孙从添《藏书纪要》说：“且与二三知己，与能识古本今本之书籍者，并能道其源流者，能辨原板翻板之不同者，知某书之久不刷印，某书之止有抄本者，或偕之间于坊家，密求于冷铺，于无心中得一最难得之书籍，不惜典衣，不顾重价，必欲得而后止。其既得之也，胜于拱璧，即觅善工装订，置之案头，手烧妙香，口吃苦茶，然后开卷读之，岂非人世间一大韵事乎？”颇能代表旧时中国读书人敬书重书的心态。
中国传统的经典阅读精神更多地内化为读书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首先，在中国读书人心目中，经典具有力量。唐代史学家魏征在《隋书·经籍志》的序中写道，经籍是圣贤智慧的结晶，可以用来领悟宇宙的奥妙，探究天地阴阳的消息，端正世间的纲纪，弘扬人类的道德。经籍显可以济世救民，经籍藏则可以独善其身，读经可以使人进步，不读经就会落后。成大业者推崇经典，就会具有令人敬重的道德；普通人能以经典为念，也会让世人称赞；统治若要树立政声、显扬德威、敦励教化、移风易俗，哪有不从经典而来呢？极为精彩地概括了经典在各阶层人生活中所显示出的无所不能的力量。其次，在中国读书人心目中，经典是知识的来源。《论语》有云，“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经典是“故”，是历史的积淀，只有温故才能知新，才能取得知识。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则认为，经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人的天分不同，但无论贤或不肖，读书都会获益。再者，在中国人心目中，阅读是品位和教养的体现，正是这样的象征性，才使得读书尤其是经典阅读形成一种观念，内化到人们的生活之中。正是基于对典籍和知识这样的认知，才有了中华民族敬书重书的优良传统。(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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