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图书浩如烟海，每个初学者都会面临从何涉足的苦恼。得其门径则事半功倍，失其要领则劳而无功，所以从古到今有成就的学者，都非常注重读书方法。一部好的推荐书目就能起到指导阅读、指示门径的作用。在中国古代，为适应传统官学、家塾、书院乃至科举的需要，推荐书目形成悠久的传统。古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之类目录学著述，既属文献著录之举，也有经籍举要之意。元代初年，程端礼撰《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根据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六条读书方法，即“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总结朱熹以来书院教育的经验，并加以发挥，形成一个具体的读书计划和读书内容。明代末年，陆世仪在其所著《思辨录》中，为门人学子开列具体的阅读书目。清代康熙年间由李颙口授、其门人李士瑸手录的《读书次第》，道光年间龙启瑞所撰《经籍举要》，皆为指导学子治学之书，也都包含有书目举要的内容。近代以来，张之洞因诸生“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相问，在其幕僚著名校勘目录学家缪荃孙的帮助下，撰成《书目答问》一书，在历代文献中挑选两千二百余种经籍，指导诸生读书治学门径，对后世影响甚大。二十世纪以来，出自名家之手，具有重要影响的推荐书目也有不少。如1920年，胡适开列《中学国故丛书》书目，列入《诗经》《论语》《史记》《汉书》及陶渊明、李白、欧阳修、马致远作品等古籍31种，以备中学生阅读。1923年，胡适又应《清华周刊》之约，开列《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收录书目190种。后来又据此精简成最低限度的书目。同是1923年，梁启超也应《清华周刊》之邀，开列《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收录书目160种。其后也有一个精简版《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1924年，章太炎在《华国月刊》发表《中学国文书目》，开列书目39种。1946年，钱穆在昆明给文史研究班学生开列《文史书目举要》。1970年，钱穆在台北为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班开设“中国史学名著”课程，著《中国史学名著》，推荐史学名著26种。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钱穆在讲演中提出，有七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分别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和《传习录》。以唐代以后的三部，汇合先秦时代的四部，钱穆称之为中国的新七经。1947年，张舜徽在兰州大学为学生开列《初学求书简目》。1957年，张舜徽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讲授“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课程，著《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文革”后修订改名为《中国古代史籍要籍举要》。在此基础上，张舜徽主编《中国史学名著题解》，收历代史学名著200余种，于1983年出版。1990年，张舜徽著《汉书艺文志通释》，在序言中说到阅读汉代著作的纲要，认为以《史记》《淮南子》《汉书艺文志》《王充》《论衡》《说文解字》最为重要。1982年，蔡尚思在其《中国文化基础书目》的基础上，提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40种书，分文、史、哲、科学四个方面。该书目刊于当年第5期《书林》杂志。以上的推荐书目基本都是集中于中国传统的人文学科经典。(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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