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学术的精进必须站在前人肩膀上取得。我国古代学者的学术成果无不建立在博览群书、遍阅资料的基础上。他们进行学术研究，大多注意平时的读书积累和著述时的广泛搜集，以著书立说的形式将学术成果留传于后世。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其学术成就体现在他所编撰的“六经”之中。实际上，“六经”先于孔子而存在，同书异本大量存在，差异相当大。孔子首先作为读者研习了“六经”以及前代的典章制度和历史文献，经过对典籍的广泛搜集、删存去取、梳理编排、完善书籍体制，最后编定了被后世尊为儒家经典的“六经”。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以《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书之先河。司马迁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38岁时任太史令，有机会遍览国家典藏的书籍档案，积累了大量资料，为以后修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记》取材十分广泛，所用材料来源有：其父司马谈集聚整理的资料，亲身游历采访所得的材料，汉朝宫廷藏书和档案，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各种典籍。据统计，《史记》引用书目超过百种。如果加上读而未用的图书，当有数百种之多。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自幼好学，博览群书。他在编撰综合性地理著作《水经注》时，阅读了大量地理、历史、文学、碑碣、方言、民谣等方面的资料，仅全书列名的文献就有477种，读而未用的文献则更多。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儿时即“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他编撰的《资治通鉴》是一部享誉古今的史学名著。编撰该书时所查阅的资料很多，涉及各种官藏、私藏，其中有史书19种，1500多万字，加上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等其他资料，总字数在5000万字以上。明清时代，我国学术繁荣，各学术流派众多学者的著作层出不穷。清初伟大的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自幼就开始诵习《大学》《周易》等经典，从古籍中汲取了不少营养，为终生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一生著述宏富，计有《日知录》《肇域志》《亭林文集》《音学五书》等近50种。近现代学者治学同样以阅读为基础来进行。陈寅恪熟读传统经典，对于西洋书籍也广泛涉猎，20世纪20年代留学期间所做的读书笔记竟有64本之多，内容涉及藏文、英文等语言，还有佛经、中亚古碑文及大量史地书目、数学等。这种勤奋治学的态度让他在历史、佛教、文学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钱锺书除文学创作外，在学术研究方面更是硕果累累。《管锥编》是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作者研读《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太平广记》等所作的札记和随笔的总汇，用典雅的文言文写成，书中引述了4000位作者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文学外还兼及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其中引用了大量英、法、德、意、西原文。
阅读是为了继承，学术研究是为了开来，没有阅读，学术研究就无法进行。阅读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读书”与“治学”总是联系在一起。因此，凡学者都将读书放在重要位置。(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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