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诗文总集与别集的整理与重视：缺失与挑战

与丛书不同的是，总集中各家作品一般不是独立的书，总集的编纂，或求全或求精或二者皆求。云南诗文总集林立，其间既含此间郡邑之才，也兼及流寓之贤。“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2]，于云南文学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李根源先生的《永昌府文征》是一部“于郡人著述外，凡前人诗歌、撰著与斯土有关之作，亦最录焉”的地方文献总集^[3]，以时间顺序编排，由汉代到民国，搜罗繁富，规模宏大。民国三十年（1941年）初版于昆明，初版仅20余套。“文化大革命”以后，完整保存的藏本唯有三五套。1999年，在中共保山市委及云南省新闻出版局的支持下，由云南美术出版社筹资并聘请数十位专家学者对旧版《永昌府文征》进行点校。2001年，《永昌府文征》点校本得以问世。虽然此书点校质量不高，但重新出版，方便读者。

余嘉华先生、易山先生主编的《云南历代文选》（碑刻卷）（传记卷）（诗词卷）（文论卷）（游记卷）（辞赋卷）七卷，填补了云南历史上没有文选集的空白。其精选作品1386件，诗话6部，附录索引3808条，图片150多幅。较于《滇文丛录》和《滇诗丛录》，不仅注释用墨颇多，且多抒所见，各有评跋。作为通代文学作品选集，所选广泛且各有侧重，各部分相互呼应，体例统一，编排得体。

选集更多。如于希贤先生的《云南古代游记选》，张文勋先生主编的《云南历代诗词选》、选编的《滇云诗词》，王运生先生的《滇诗丛录简编》，赵浩如先生的《古诗中的云南》，宋文熙先生、张楠先生的《历代诗人咏大理》，赵银棠先生辑注《纳西族诗选》，陶学良先生辑注的《云南彝族古代诗选注》，张国庆先生的《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蓝增华先生的《云南诗歌史略——赵藩〈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笺释》，郑福顶先生的《屏南古诗词集》，李孝友先生的《清代云南民族竹枝词诗笺》。他们或出于对这片土地的赤诚，对滇独特的文化历史的热爱，或出于对文化自觉的承担与发扬，或出于文学审美的自然感召，收拾文丛，探寻经典的力量，展示云南的魅力。可见，选集既有严肃的学术价值，也兼有普及地方文化的意义。不过，云南总集浩如烟海，相当多的古籍资料依然未能点校出版，还需要学者们在此多加努力。

文献是研究的基础与前提，只有充分占有材料，再去研究云南文学历史的那些峥嵘岁月，激荡风云才能有所凭依。文献的收集、整理与考辨，既需要扎实的基础功，也需要坐冷板凳的耐心与毅力，与古代文学其他研究方向相比，虽是冷学科，却是大学问，“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4]。以上丛书与总集首先功在保存典籍，传承文脉，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完整珍贵的文献资料。其次，在辑佚普及云南地方文献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古籍不仅是文化的水之源泉，也是个人民族情感归属所系，所谓“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丛书的编纂还功在守护云南优秀区域传统文化，增强民族与文化自信，陶冶安顿人民情感心灵。针对古籍校注不够严谨与专业的问题，也谨记“明人刻书而书亡”的教训，提升队伍素质，提高作品质量。

翦伯赞先生说：“集部之书，并非专记史实之书，大抵皆系纯文学的，至少亦为含有文学性的著作，其为研究文学史之主要资料，尽人皆知。”^[5]显然，别集是最直接、最主要的文学研究的资料之一，编著别集，通过辑佚、校勘、注释等工作，吸取前代人的科研成果，汇编前人有关资料，也是文献整理的重中之重。(www.xing528.com)

较早出版的有嵩明县文化局编的《兰茂诗词新注》、王武科先生编的《王文毅公集》，后者除序跋外，由生平史实、传记、诗文集、遗迹四章节及附录参考书目组成，已较为完善。

余嘉华先生、杨开达先生点校的《担当诗文全集》，该书承续了老一辈学者方树梅先生对担当资料的搜集整理的工作基础，并加之增补、点校，是目前整理出的担当诗文中最好的本子。余嘉华先生还主编了《钱南园诗文集校注》，诸多学者对钱南园先生的诗文作了细致的点校和注释，注书之勤，惠及后学。

施立卓先生编校的《李元阳集诗词卷》《李元阳集散文卷》也值得关注，李元阳先生作为明代云南白族名家巨儒，其传世文献亟需保护整理，施先生对《李元阳集》的整理工作非常重要，成绩斐然。该书注释尚偏简要，只注人名、地名一类事物，对细致了解李元阳的文学造诣犹有不足，还望后来学者更加勉励，踵事增华。

此外，由赵建军选注的《王崧诗文选注》、曹晓宏先生和王翼祥先生校注的《高奣映集》，皆收集广全，注释尤勤，图文并茂，各有特色。

总体来说，别集的整理还是非常不够，很多地方作家的别集没有得到重视，如木公先生的《雪山始音》《隐园春兴》，还有一些流寓来云南文人别集如《孙髯翁先生诗集》，未曾刊刻。针对此现象，应加大别集整理力度，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兼顾各社会阶层的需要分别出版原著点校本、注释本、今译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