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1961年公布的全国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碑刻类仅11块（7块属书法类），曲靖占了3块（都是书法类），极其罕见，即“爨宝子碑”（俗称“小爨碑”）、“爨龙颜碑”（俗称“大爨碑”）、“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俗称“会盟碑”）。对二爨碑的欣赏，主要表现在对其书法的推崇。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书法，由两汉的隶书向隋、唐的楷书演变过渡，这个过渡阶段的字体，在书法史上称“北碑和南碑”（碑刻中的魏碑称北碑，东晋和南北朝的碑刻称南碑），小爨碑的书法是南碑的早期作品，康有为称小爨为“魏晋正书第一本”“正书古石第一”，反映了汉字由隶变楷过渡阶段一种字体的特殊风格，但无论南碑与北碑，并无与之相类的书体，由此可知，此碑在书法界的珍贵程度，周钟岳称小爨碑为“南碑瑰宝”，实非过誉之辞，在小爨碑之后53年的大爨碑，楷书成分大大增加，但仍有隶书风味，大爨碑的书体被康有为誉为“隶楷极则”“神品第一”。
从书法角度看，虽然没有“爨体”这一体例，但都知道特指“爨碑”上的字体。从“爨碑”出土至今，在曲靖民间，无数人能写“爨体”，各种各类的牌匾多以“爨体”书写，成为一个显著的地方特征或名片。“爨碑书体”独树一帜：笔画结构在隶楷之间，兼有篆书遗姿，忽隶、忽楷、忽篆掺拌，可谓“三体合一”的融合物。多数研究者认为：爨氏时代，因远离中央政府，对中原日渐规范的楷体尚未完全了解与掌握，爨碑正好记录了这种似隶非隶、似楷非楷的过渡书体。康有为评“小爨”书体“端朴若古佛之容”，“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云南学者、教育家李根源称此碑书法“下笔刚健如铁，姿媚如神女”。康有为评“大爨”书体“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下笔如崑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云南学者顾峰在其著作《云南碑刻与书法》中说：“书法雄强茂美，参差有致，疏密相间，笔力遒劲，气势宏伟，像刀斧击凿而成，有隶书笔意，其方笔略兼圆笔，其方笔又比六十四年后的《张猛龙碑》浑厚大方，其圆笔又比五十三年后的《郑文公碑》凝重挺拔。”
“爨碑书体”独树一帜，在曲靖可谓源远流长。但在多元审美取向背景下，大力扶持、塑造、包装一大批各具特色的“爨体书法家”，扩大影响力，构建“中国爨书之都”，并最终形成标志性和品牌性的地域书风，对于曲靖，意义重大。
作者简介：戴兴华，曲靖市委党校电教室主任，研究方向为曲靖地方史、地方文化、民俗；方琳，曲靖市委党校科研处副处长，研究方向为曲靖地方文化、民俗、民族。
【注释】
[1]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2]参见《曲靖地方传统菜》，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
[3]陈建顺、王军：《基于城市旅游的曲靖饮食文化基本状态》，《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4]参见《曲靖文史资料》第四辑，74、172、185、228、257、318页。
[5]参见王富祥：《滇东北少数民族服饰在中国画创作中的价值表现》，《艺术审美》。
[6]曲靖市文化局、曲靖市文化馆编著：《曲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云南民族出版社，第56－59页。(www.xing528.com)
[7]参见曲靖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曲靖文史资料》第十四辑（内部资料），2016年1月印。
[8]李玉学：《迤东记忆——图说曲靖民俗》，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
[9]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188页。
[10]参见曲靖市文化局、曲靖市文化馆编著：《曲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11]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12]主要参见李玉学著：《迤东记忆——图说曲靖民俗》，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
[13]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页。
[14]主要参见曲靖市文化局、曲靖市文化馆编著：《曲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15]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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