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统社会里封建国家与普通大众之间纽带的乡贤群体，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乡贤群体大都是受过教育的读书人，在漫长的儒家文化的熏陶中，他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儒家文化所要求的“仁、义、礼、智、信”的原则行事，这不仅对于约束乡贤群体自身的行为规范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于乡村民众来说，也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近代绅士刘大鹏，在他的《退想斋日记》里，刘大鹏记述了他一生的思想及经历。在他开始读书后，他的老师告诫学生不要只把读书用在科举考试上，要求学生尽量把所学的价值观念用在为人处世上，刘大鹏正是这么做的。他的一生都在用自己的行为来践行自己所学到的道德价值和哲学内涵，比如他在日记里经常进行道德自醒，而这一习惯有一部分的原因来自他对曾国藩的学习，这说明在我国传统社会中，进行道德自省，时刻鞭策自己，刘大鹏并不是特例，孔子曾要求人们“吾日三省吾身”，事实上，在许多伟大人物的日记或者传记中，我们能经常看到他们时刻在道德反思的痕迹；[2]面对家人生病时，他认为是这主要是自己不孝的缘故，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观念属于封建迷信，但这也充分证实儒家思想观念深入他的心中，他的一言一行都秉承着儒家道德的要求。在科举制废除，近代国家越来越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他也一直坚守着儒家的要求行事，虽然有时会遭到人们的嘲笑，但却仍有很多人敬重他，后来正是因为他的声望为他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利益创造了价值，让他得以成为商人以及议士。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文化的权力网络渗透进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乡绅们在这个网络体系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他们自身的言行不仅为当地民众效仿，同时乡绅们自身的优良品质和对于乡土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维护地方稳定、经济繁荣也有积极的作用。其次，乡贤是社会规范和礼法的代表，“一个农民从生到死，都得与绅士发生关系。这就是在满月酒、结婚酒以及丧事酒中，都得有绅士在场，他们指挥着仪式的进行，要如此才不致发生失礼和错乱”。乡贤在乡村社会中拥有不可撼动的权威和社会地位，他们通过修订族谱，编订族规，制定符合传统儒家道德要求的行为规范来约束族人，如在族规中十分强调的“孝”，传统社会是家国同构的社会，孝亲敬长往往同忠君爱国联系在一起，“孝”不仅强调对于父母、长辈的尊敬关怀，也将地方社会同封建国家联系起来。他们在主持祭祀时，在传统社会天人合一宇宙观的作用下，将封建国家的官方信仰传递给普通民众，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民众可能会因自身的需求和自己的理解对同一信仰有不同的解释，但乡贤们通过祭祀等各种活动对民众的信仰体系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乡贤们还通过兴办学堂、教书育人等将正统儒家文化在乡村社会广泛传播。同时，乡贤们非常重视对族中子弟的教育，常常会资助族中优秀的贫寒子弟。这不仅有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利于乡村社会人才培养与乡村的发展。乡贤们在必要时还拥有一定的武装，来抵御动荡时期土匪、流寇等的侵扰，保护乡里。此外，在经济方面，乡贤在维护农民利益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如面对地方吏役的敲诈勒索，乡贤们会组织村民联合起来形成保护型经纪，以抵御盈利型经纪的盘剥。在借贷、租佃和土地买卖中，乡贤经常充当中人，在以习惯法为主导的传统农村社会的交易买卖中，中人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人将买卖双方介绍到一起，如果中人地位较高或较有“面子”时，就会加重毁约者的心理负担，减少毁约的可能，在交易双方的地位不平等时，中人的身份地位越高，他为弱者争取到的优惠条件就越多。同时，在双方发生争执时，中人地位越高，越有利于调解纠纷，在借贷契约中，中人还会兼任保人，以保证归还借款。这说明，有地位，有“面子”在交易中十分重要。所以，村民常常会求助于村中有威望之人，而有威望之人也会乐于无偿帮助村民，同时，还会为村民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利益，以维护自己的“面子”和社会地位。[3]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仁”，乡贤们大都秉持着守望相助、爱护乡里的原则，乡贤会保释因无力交纳地租或逾期未还贷款而被扣押的佃户，通过宗族救助族内贫困者、赡养族人。可以说，乡贤充当着乡村社会保护者的角色，在兴修水利、调解争端、赈济灾情等方面，乡贤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近代社会的动乱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的保护型经纪逐渐被盈利型经纪取代，传统乡贤逐渐从乡村的权力结构中消退，许多人离开乡村，乡村社会的权力被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所垄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社会的治理最终代之以国家政权。(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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