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命的本体论论证。一个理论体系的创立与发展，离不开终极的本体论依据和逻辑基础，这种依据往往决定理论体系发展的方向。但是，找寻和获取其理论形式的本体论依据是儒家思想家们“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儒家先哲们想要构建的是一个现实的人间至善政治秩序，这需要一种本体论依据来论证其设计的秩序样式的合理性，以获得人们的认同。中国古代普遍地把人间秩序和道德价值归源于“帝”或“天”，“并不以为人间的秩序和价值起于人间，它们乃有超人间的来源”。[2]因此，儒家思想者们也同样把建构政治秩序的本体论依据和根源诉诸天命和天理。据考证，天命观起源于殷周之际，且在《尚书》和《诗经》中均有记载，如《尚书》云：“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如《诗经》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儒家继承了殷周天命观，并不断发展，自孔子始，天命观就贯穿于儒家整个思想体系中。孔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孟子说：“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荀子说：“人之命在于天。”（《荀子·天论》）
2.天理的本体论论证。天命观发展到宋明时期发生了嬗变，思想家们在承接儒家传统天命观的基础上，把天命论以“天理”形式表现出来，以天理注释天命。张载言：“无所自不能己者谓命。”（《正蒙·诚明》）二程说：“天者理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朱熹言：“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朱文公文集·答黄道夫》）纵观儒家天命观，儒家先哲们都认为人间一切政治秩序和价值规范均来源于天，秩序的观念逐步凝结为“天道”的观念，[3]而这种“天道”便是天命和天理的派生。质而言之，儒家把“天命”和“天理”纳入了其建构的政治秩序的本体论证之中，认为天塑造了人间政治秩序，同时又赋予了政治秩序得以运行和维护的力量，是政治秩序的终极依据和源泉。这种依据强化了秩序样式的认同，也是儒家政治秩序运行何以可能的首要依据。(https://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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