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通宝的历史及其争议：从张发迹到背面月纹的轶事

光绪庚辰之夏，泉友杨守敬从日本国购得一部奇书。书中尽是些淫不可闻、猥亵伤雅的艳词，故其被私议为“日本第一淫书”。

杨守敬倒不十分在意，认为那不过是本满篇“都卢”“叵耐”的唐人俗刊罢了，所以除了在《日本访书志》中小赘几笔，便再无牵扯了。

稍晚些，另一位泉友将此书的内容收入到他的《集外集拾遗》中，序语也写得中肯，谓是：“为治文史者所不能废矣。”这位泉友名叫周树人。据说他在北大授课时，也不忘与学生剖理此书之意趣。

同在北大任教过的出版家郑振铎，则已然是富溢言表的称颂了：“它只写得一次的调情，一回的恋爱，一夕的欢娱，却用了千钧的力去写。”

此书唤作《游仙窟》，作者是唐人张（音同“卓”，即紫凤）。如今张的名声是寂寥了些，但早先却是闻达于新罗、日本的国际文人。

张年少时，曾梦见紫文大鸟，歇于庭上。其祖大喜：“吾儿当以文章瑞于朝廷”，故以“”为名。唐高宗调露年间，张果真进士及第。

水部员半千服膺张文辞，为之奔走宣扬：“（张）文辞犹青铜钱，万选万中。”一时公卿皆称其为“青钱学士”。青钱即是掺杂了铅、锡的铜钱，又称白铜钱，其银白素雅，卓然于暗黄色的孔方丛中。所谓“青钱万选”，言尽了张之才调无伦，当世罕匹。

青钱多见于唐代的开元通宝中。张发迹时，铸行仅八个月的乾封泉宝已被召回，唯唐初发行的开元通宝尚在行用，故可知“青钱万选”“青钱学士”中的“青钱”正是“开元通宝”。

至于开元通宝之前的钱币，那大名鼎鼎的长寿五铢，却已在新莽后的三次货币变革中面目全非，再无古朴雄浑之姿，并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寿终正寝。

第一次是东汉中后期的劣币潮。汉献帝时，董卓挟帝入长安，颁行小钱。除了销熔五铢外，董卓还将长安城里的铜器尽数销毁，据说其中还包括秦始皇铸造的十二金人。董钱极尽轻小之能事，入水不沉，随手破碎，似是再薄一分，便会化成齑粉。百姓讥之为“无文小钱”。

魏晋南北朝时也有荚钱，虽不若董钱轻劣，亦无差耳。有“榆荚”“鹅眼”“环”等诸类名目，大抵是说劣币薄似榆荚，风飘水浮。之中尤为轻劣者，当属沈郎钱。

沈郎即东晋大将军王敦手下的参军沈充。中原丧乱以来，风景不殊，奸竖横出。沈充起兵为乱，开炉鼓铸。沈郎钱重约三铢半，钱文却是“五铢”，如此敛聚，免不得后来兵败身死了。诗人王建讥讽道“绿榆枝散沈郎钱”，李商隐亦有砭言“谢家轻絮沈郎钱”，最为妙绝的还属李贺的“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说来这沈郎钱本只短暂地铸行于数县之地，不想却在后世文人的揶揄中饶有声名。

第二次是三国时期虚值大钱的井喷。蜀汉有以一当百的“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定平一百”和“直百”。东吴则更甚，动辄铸行百倍、千倍虚值的大钱，其名曰“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其中 “大泉五千”，以一当五铢五千，是继王莽之后最大的虚值大钱，直把钱法当戏法。三国之中，独是曹魏对“五铢”一以贯之，三分归晋之理，或在此中矣。

第三次是南北朝时钱法的恢复。元嘉七年（430），刘宋王朝开始铸行较为厚重的四铢钱。天监元年（502），梁朝铸行重如其文的“天监五铢”和“公式女钱”，五铢钱制重获新生。此外，由北朝铸造的太和五铢、永安五铢、大统五铢和常平五铢也都是足重美观的良币，乃至后来北周铸造的布泉、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更是东汉以来之粹珍，后人誉之为 “北周三品”。

北周三品

武德四年（621）七月，唐高祖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钱币的纪重时代彻底结束。所谓开元，即“鼎革开国”之意，汉时就已常用。《汉书》有“历纪开元”的用语，南朝萧道成登基时，也用“开元创物”行文告天。至于通宝，大抵就是“通行宝货”的意思了。

古钱币的面文往往由名人撰写。由于年代久远，关于题写者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多是后人的附会之语，如李斯之于半两，苏东坡之于元丰通宝，戴熙之于咸丰通宝等。开元则不然，《旧唐书》明载其面文的题写者是楷书圣手欧阳询，但是在面文的读法上却颇有争议。

四字方孔钱的面文读法有二：一则曰上下右左，是谓直读；再则曰上右下左，是谓旋读。具体到开元钱时，直读为“开元通宝”，旋读为“开通元宝”。若按新、旧《唐书》“开元钱之文”“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的记载，开元钱应是直读，即“开元通宝”。可与二书迥异的也是史学名典，先是《唐六典》所述：“皇朝武德中，悉除五铢，更铸‘开通元宝’钱。”再是《通典》所述：“大唐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通元宝’钱。”如此，开元钱面文的读法便饶有争议了。(www.xing528.com)

倘若书读得细，或也能发现些许关节。如《通典》虽然持旋读的 “开通元宝”之说，但是《通典·食货一》中却有“钱者通宝”的记载，可知“通宝”在唐时已经有代指钱币之意。或许答案就在《旧唐书》中的这段文字中：“（开元通宝）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至于《唐六典》与《通典》的说法是否是流俗之见，可能只有欧阳询能说得清了。

说来也怪，开元通宝除了面文迷雾重重外，就连背面的“月纹”也有诸多轶闻。其中流传最广的，莫过于“甲痕说”，即是说这弯弯的月纹其实是某位后宫贵眷的指甲印。

开元通宝背三祥云

《唐会要》《文献通考》《太平广记》都引用过郑虔《会粹》中的一处记载，大意是欧阳询进献开元通宝的蜡制钱样时，文德皇后（即长孙皇后）掐拿样钱，留下一处指甲痕，故依样钱制钱后，开元通宝背后产生甲痕。此说疏漏明显，想那欧阳询进献时，皇帝尚是唐高祖李渊，秦王（李世民）妃长孙氏绝无接触样钱之可能。

五代时，出现了更为完善的“甲痕说”版本。凌璠在《唐录政要》中将掐拿蜡钱的文德皇后，改为唐高祖的太穆皇后（窦皇后）。北宋张舜民在其笔记小说《画墁录》中亦持此说。南宋王观国在其字书《学林》中，也有“太穆皇后”云云。其实太穆皇后早在唐朝建立前就已崩逝，被追封为“后”更是其子唐太宗登基以后的事情了。总之以上诸条都是捕风捉影的齐东野语，不足信矣。

司马光早在《资治通鉴》中，便将以上两说之弊一语刺破：“时窦皇后已崩，文德皇后未立，今皆不取。”

与前两者相比，“甲痕”的第三位主人可谓人尽皆知了，此人便是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宋人王楙在其著作《野客丛书》中提到了徐彭年的《家范》一书，对书中“（开元）通宝，此钱背有指甲文者，开元皇帝时铸，杨妃之爪甲也”的记载，颇不以为然，却又误认为“爪甲痕者”是文德皇后。此外，宋人叶大庆的《考古质疑》和刘斧的《青琐高议》中也都有关于杨贵妃甲痕的记载。

“贵妃甲痕说”错把“开元通宝”当作了唐玄宗的“开元”年号，误以为“开元通宝”是唐玄宗铸造的年号钱，甚至许多久涉泉币的藏家也不明就里，亦持此说。

其实钱币背后的标记约有四种含义：一是显示铸地，如直百五铢背“为”，即是指蜀汉的犍为郡，此种标注方法在后世的会昌开元、崇祯通宝与清代钱币中，尤为典型；二是显示炉别，用以统计铸炉，方便管理；三是装饰之用，如灵帝五铢背四出、永安五铢背四出等；四是吉语、压胜之用，如永安五铢背吉、道光通宝背天下太平等。至于开元的月纹，应该是标示铸地与炉别之用了。

如若从钱币的铸造工艺来看，“甲痕说”更是不攻自破了。

古代铸币工艺大致可分为“两种三阶段”，即范铸法和翻砂法两种，单层范、多层范以及母钱翻砂三个阶段。

范铸法全盘继承了青铜器的范铸方式，采用“模—范—熔液—浇注”的铸造模式，即用泥、石或金属制成钱范后，再注入铜水，浇铸成钱。单层范流行于先秦至西汉时期，又称为“平板范竖式浇注”，范内以树状图的方式排列着若干币模，模子之间以浇道相连通，铸币时将铜水沿浇道灌入，铜水冷却后，就形成了一枚枚钱币。但由于单层范铸出的钱币数量有限，效率不高，因此逐渐发展出了更为高效的“叠铸法”。“叠铸”又称“层叠铸造”，即将多个单层范叠合，组装成套，再沿浇道灌注铜水，逐层取钱。叠铸法兴起于西汉，新莽后开始流行，直到隋唐时逐渐被翻砂法代替。

翻砂法，又称母钱翻砂法，主要分为三步：第一步是手工雕制出雕母，再用雕母翻制出若干母钱；第二步是把母钱放入以砂土添实的框子中，再以另一框子扣于此框之上，待上下框内砂土成型后取出母钱，再做出浇道，形成砂质钱范；最后，浇灌铜水，凝结成钱。翻砂法的优势在于方便控制单次铸币数量，且模具制作方式简单，损耗率降低，原料来源丰富，大大降低了成本。在被机器铸造替代之前，母钱翻砂法一直是主要的铸钱法。

欧阳询上献的开元通宝样钱就是翻砂法中的母钱。由于要用母钱印砂，所以母钱背后的月痕必须是凸出的阳文，才能在型砂中印出凹陷的阴文，最后浇灌出凸出的月痕。

依据铸币常识，无论贵妃如何拿捏，也是断断形成不了突出的月纹的，故“甲痕”一说实是无稽之谈。

开元通宝是泉坛新人绕不开的门类，前辈授道时免不了添些掌故，有时来了兴致，点石移山、羽化成仙的事儿便都出口了，最后免不得侃几句贵妃的纤纤细指。旁的人或惊或喜，也有遮住口鼻忍俊不禁的，只是那讲授的长者却早已意兴阑珊了。

古今多少事，毕竟深究不得，兀那大江明月，皆在口中，只道是语前明月，语后清风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