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田千秋和御史大夫桑弘羊寒暄了几句，就偷空离开了。偌大的未央宫内，只留下桑弘羊和几个年轻的属官，以及与之相抗的，六十余位气势汹汹的“贤良文学”。
在霍光首肯下，由杜延年发起的这次针对“民所疾苦”“教化之要”和“前朝得失”的会议，汇聚了朝廷重臣和从天下郡国择选出的“贤良文学”。这本是一次庙堂与江湖共商国是的盛举，只是不知从何时起，却吊诡地变成了批判大会。甚或只要是武帝朝征和四年（前89）之前的国策，就会受到“贤良文学”的无情的诘难。其意气之盛，面目之憎，像是要把旧政啖进口里，囫囵吞掉般。
一旁的属官也有不忿的，他们有的位在中朝，有的岁食千石，无谁不受汉武帝的拔擢之恩。臣心如水，如今主辱臣怒，他们少不了吹吹胡子，瞪瞪珠子。
可这些由郡国推选出来的士庶，如茂陵唐生、鲁国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国刘子雍之流，多是久经辩场的鸿儒，虽不敢和朝廷命官卵石相较，但气骨总还是有的。于是他们每每鼓噪后，都不忘拿出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来：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属官们缄口了。除了对先帝罪己诏的哑口无言外，他们还敏锐地发现：贤良文学所针对的“盐铁”“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货币”等事，全系御史大夫桑弘羊在前朝推行的举措。原来千夫所指的，不是民生之凋敝，而是政治之仇敌。
这本也不是一场稷下辩，而是那霍光设下的鸿门宴。
一杯苦酒，饮之不悦，不饮思渴。汉宣帝的诸位辅臣里，唯有桑弘羊久居要津，最通国策。士庶在左，朝臣在右。他避不得，亦怒不得，只能缓缓坐定，调整鼻息，等待贤良文学新一轮的发难。
少顷，汝南儒生说道：“大夫容秉，今日专说货币。高祖立国以来，铸权在地方，财货通畅。张汤自戕后，大夫署理经济事宜，收归铸权于中央。如此兴废无常，致使百姓士族竞相逐利，风俗灭息。”
寥寥数语，字字切要。他先是以刘邦为幌子，引出对桑弘羊变更祖制的质疑，稳据道德高地，然后将其和酷吏张汤类比，无视两者铸币思路的迥异，大而化之地将改革和改革者视为洪水猛兽。
桑弘羊只觉得舌敝唇焦，似饮火一般。在数个月的强辩中，贤良文学把他推行的经济政策贬得一文不值。朝廷同侪却一个个做出事不关己的样子，或是如丞相田千秋一样和稀泥，或是索性和霍光一样连面都不露。今日贤良文学对收回铸权、铸造五铢一事大肆抵牾，这让桑弘羊不由得回忆起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始末来……
汉武帝一朝，先后进行了六次货币改革。
第一次是在汉武帝即位第一年，即建元元年（前140）。时值文景之治后，彼时“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谷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面对如此国富民殷的局面，汉武帝意气勃发，锐意图治，连颁两道影响深远的诏令：先是令郡国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广川郡人董仲舒三答策问，提出天人感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之尊隆由此肇始。
再就是停铸半两，改铸三铢钱[1]。
三铢
秦汉时期一两合今约为十六克，所谓半两即八克重。然而秦国半两钱较为粗犷，大小、轻重不均，重者达二十余克，轻者仅为六克，与面文标注的“半两”相去甚远。汉初的币重更为混乱：重者有吕后时期的八铢半两（十二铢为一两），轻者有汉文帝时期的榆荚钱，钱币的重量与面文已无关联。
币重与面文的脱离，势必导致不法者磨钱取鋊（音同“欲”，即铜屑）。《汉书》记载：“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不足以禁矣！”如此情形下，汉武帝下诏铸造重量与面文（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一致的三铢钱。
但是颁布三铢钱时，汉廷并未禁止四铢半两的流通。两者比较之下，百姓大多选择重量更足的四铢半两，三铢渐被弃用。不到四年时间，汉武帝的第一次货币改革便以失败告终了。
建元五年（前136），罢三铢钱，行半两钱。武帝半两略轻于文景四铢半两。除此之外，其典型区别还有二，一是武帝半两多减笔，体现在“两”字上尤为明显，“两”内的“从”字简化为“十”字，甚至直接变成“丨”；二是为了防止民间磨钱取鋊，武帝半两的边缘多铸有一圈突起的外郭，磨钱时必须先损外郭，这样就能有效地减少盗铸。
元光二年（前133），军臣单于率领十万匈奴骑兵越过长城，直扑马邑。时值盛夏，水草丰茂，牛羊漫山，却渺无人烟。久居大漠的军臣单于敏锐地嗅出了空气中的杀气。
他亲自审讯刚抓住的哨所小吏。威逼利诱之下，小吏将马邑奇谋和盘托出：三十余万汉兵早已埋伏在马邑周围，只待瓮中捉鳖。军臣单于不禁直冒冷汗，急令撤军。
“马邑之围”是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但是它彻底改变了汉匈战争的形态。汉武帝终于明白，与其被动地固守长城，岁岁受辱和亲，不如主动出击，歼敌于国门之外。(www.xing528.com)
自元光六年（前129）起，汉武帝数次派遣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君不见卫霍原是侯家奴，却使单于稽首，名王面缚。汉军收复河套，夺取陇西，将刘汉王朝祖辈迭传的高姓，挥洒在旗纛上，并肆意地将之插在草原的各个角落。漠北到处都是匈奴人的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决意发兵扫平漠北，然而连年征伐早已把文景时积蓄的钱谷消耗殆尽。朝廷亏空，黎民重困，此时若想筹措军费，只有向封君、富商开刀。于是在张汤和桑弘羊等人的建议之下，汉武帝颁行皮币与白金三品，开始了第三次货币改革。
白金三品
所谓皮币，就是禁苑里面的白鹿皮，一尺见方，边缘绘以彩纹。令人咋舌的是，一块皮币可兑换四十万枚武帝半两，且朝廷规定王侯、宗室朝觐和聘享时必须使用皮币。白金三品，由银锡合金铸成，可分为值三千钱的圆形龙币、值五百钱的方形马币以及值三百钱的椭形龟币。张汤酷敛之能，由此可窥之。
皮币与白金三品都是虚值货币，在战时卓有奇效，一旦战争结束，却非良药。
漠北之战，卫青千里奔袭，犁廷扫穴；霍去病封狼居胥，登临瀚海。眼看外患渐息，汉武帝趁热打铁，接连进行了三次货币改革，最终确立了五铢。
元狩五年（前118），汉武帝颁行了“重如其文”的货币——郡国五铢，这是五铢钱制的肇始，亦是货币史上重彩的篇章。郡国五铢，面文为“五铢”，由于郡国与中央共铸，故得名。郡国五铢吸收了三铢与武帝半两的优点：“重如其文”且内、外、正、反有郭。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对郡国的控制力有限，郡国五铢规格无法统一，不久便废。
郡国五铢（毛边，面四决）
元鼎二年（前115），汉武帝进行了第五次货币改革。此次颁行的钱币名曰“赤仄五铢”，一说因轮郭有赤色而得名。同年，张汤自戕。货币改革的重担，彻底被交与桑弘羊。
赤仄五铢由中央政府的“钟官”铸造，是中央统一铸权的开始。赤仄五铢是虚值货币。汉武帝下令，每一枚赤仄五铢可兑换五枚郡国五铢，并规定缴纳赋税时必须使用赤仄五铢，如此中央便能巧妙地回收郡国五铢，减少日后制造“三官五铢”的压力
赤仄五铢
本种五铢，铸造机构为钟官，有模范为凭。穿郭精修且文字风格与背郭不似于郡国四决和武帝三官，故疑为赤仄五铢。根据张汤墓和刘胜墓后室的五铢情况，还有数种非四决的五铢也可能是赤仄五铢，待考。
大汉以武立国，功勋卓著者，莫过于卫青、霍去病。然而深居庙堂之内、支撑国家财政运转近四十年的桑弘羊，却鲜人问津。这位在十三岁时凭借“擅长心算”入赀为侍中，历任大农丞、大农令、大司农的理算能臣，对数百年的沉疴发动了总攻。
元鼎四年（前113），在桑弘羊的建议下，武帝下诏禁止郡国铸钱，把用赤仄五铢回收的郡国五铢，统一送交给上林苑的水衡都尉，再由水衡之下职司铸钱的“钟官”、职司刻范的“技巧”、职司原料的“辨铜”三署铸造成五铢，史称“三官五铢”。
本次货币改革不仅实现了铜料国有和铸权国有，还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的盗铸问题，使五铢钱成为最稳定的方孔钱币，行用七百余年，至唐才废。
三官五铢
三官五铢流通天下三十余年后，汉武帝遗诏托孤。本已失宠的桑弘羊，赫然在辅政大臣之列，与霍光、田千秋、金日磾和上官桀一同辅佐年幼的汉昭帝。
桑弘羊明白，武帝此番托孤，实是不想人亡政息，让辛苦颁行数十载的经济政策一朝尽废。
他于无可如何之境地，抱得未曾有之孤愤。世事纷赜多变，人情众声喧哗。此际他拖着老迈的身子，与六十余位气焰喧天的“贤良文学”争破脸皮。料他孤身之下，唯有赤胆而已。
盐铁会议两年后，霍光下令族灭桑弘羊。然而除了酒榷外，桑弘羊制定的其他经济政策都照行不废。
表五 两汉五铢图释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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