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他去长沙赴任，过湘江而自伤，写下《吊屈原赋》一文。那时他鹰隼折翼，朝日蒙尘。争奈书生之意气，道尽肺腑之悒郁。是所雄文，为人传抄，并刻之天下。
未央殿里的汉文帝，却是五味杂陈的。遥想他即位之初，便将刚过加冠之年的贾谊召为博士，不久又超迁为太中大夫。满朝冠盖，举国斯文，一时无出其右者。
贾谊深耻于倚靠诗赋、术数优游庙堂，做些教授、课试的闲差，直把腹内的金玉都用在了议政上，倒也颇有些安邦良策。倘若是议论“诏令”和“典例”，那便是一如《论积贮疏》《过秦论》般的鸿篇巨制，定是诸老咸服，独占风流的。可偏偏奏折所呈，都关乎“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等国家大政。说来贾谊不过一洛阳少年，却欲一朝之间，尽废成例而行其新策。如此，将置元功勋旧于何地？
彼时三公发难，诸侯构陷，其谤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想那后少帝刘弘，生死全在太尉周勃、丞相陈平之股掌，可怜四载天子，一朝命断。而后周勃亲握天子玺授之文帝，灌婴举兵数十万众，以决刘、吕之雌雄。文帝藩王入嗣，毕竟势单，只能暂且将贾谊贬去长沙再图打算。
只是此次汉文帝保护性的外派，不但没能得到贾谊的感恩戴德，反而换来天下人竞相传抄的《吊屈原赋》中满溢的牢骚。
“你是屈原，朕是楚怀王不成？”汉文帝意难自平。
那贾谊身在江湖与庙堂间辗转，如江行舟楫，自是波澜开阖，一波未平，一波乍作。短短一年，他便以在长沙的见闻写成《谏铸钱疏》，直呈九重天子。疏中所述，不仅深入揭橥了朝廷开放货币铸权的弊端，更是将矛头直指汉文帝的禁脔——邓通。
邓通者，蜀郡南安人也。其发迹源于汉文帝对鬼神之说的笃信。当初周勃、灌婴铲除诸吕，恢复刘氏江山后，逡巡再三，决定迎立时任代王的汉文帝刘恒即位。长年生存在吕后阴影下的刘恒不知此行是吉是凶，只得寄命于卜筮，在得到大吉的结果后，才安心赴京继位。
等到天下承平，文帝梦到自己攀登上天，无奈身重力乏，如何都行动不得。正当此时，他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头戴黄帽、衣带反穿的船夫，在其奋力扶将之下，文帝终于身登九天。
梦醒后，文帝前往渐台，一眼望见如梦中装束的黄帽船夫，便询问他的名字。得知其姓“邓”名“通”后，文帝大喜道：“邓尤登也。”如此这般，邓通日后畅达之官途，自不在话下。
汉文帝曾经让国师许负为邓通相面。许负端详后，说道：“此人会穷困而死。”文帝大惊，下令将蜀严道的铜山赐予邓通，并准许他“即山铸钱”。邓通感念之下，铸造了一大批精良的半两钱，号曰“邓通半两”。从此上至公卿，下至走卒，无不以邓通钱为上品。一时“邓氏钱，布天下”。
殊为可笑的是邓通惨淡的落幕。汉文帝去世前，身体生出了许多病痈，邓通亲为吸痈。文帝询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我？”邓通答道：“宜莫如太子。”等到太子入殿问病时，文帝让其吸痈。太子面露难色，良久才小嘬一口。后来他得知邓通殷勤胜己，惭愧之余，怨恨已生。待其即位后，即惩治邓通。一代佞臣卒竟无一钱之名，寄死人家。
除了汉文帝的宠信外，为邓通大开方便之门的还有汉初准许民间私铸货币的国策。
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颇厌儒生。大儒陆贾觐见刘邦时多引儒家经典。刘邦大怒道：“马上得天下，要诗书何用？陆贾反讥：“马上得天下，岂能马上治天下？”
黄头郎君忽有钱，王侯公卿皆比肩。
尔钱来何路，乃敢凌豪贤。
古无不崩之铜山，
日中有钱人所羡，日夕饿死人谁怜。
当时秦亡不远，殷鉴在前。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愚天下之民；赵高指鹿为马，以塞忠谏之路。暴政之下，世道丧乱人心背离。刘邦深谙此理，面露惭色，向陆贾请教治国之道
陆贾言必见血：“事愈烦而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愈设而敌人愈多！”
刘邦接受陆贾的建议，采取了“修养生息”的国策。这种“与民休息”的为政之道，至汉文帝、汉景帝时被发扬光大，史称“文景之治”。然而在经济领域，刘邦也当起了甩手掌柜，甚至连铸币权都下放到了民间。
关于刘邦时期的铸币情况，有一段公案为佐。《史记·平准书》记载：“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汉书·食货志》几乎原文录入：“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独多“荚”之一字，却有径庭之别。
“荚钱”，又称“榆荚半两”，即指半两的大小如同榆树的种子——榆钱，极言钱币之薄小。《史记》中也有关于“荚钱”的记载，但与《汉书》不同的是，《史记》关于“荚钱”的记载不是在西汉初年的刘邦时期，而是在半个世纪后的汉文帝时期：“至孝文时，荚钱益多。”《史记》和《汉书》记载的出入，致使后世对“荚钱”的理解出现了淆乱，甚至连唐代史学家杜佑也不明就里，在《通典》中将南北朝时期的“汉兴钱”误认为是汉初的“荚钱”。宋人郑樵在《通志》中又沿袭《通典》的说法，一讹再讹。在经历了将近两千年的认知困厄后，清人倚仗其考据之能，才大体厘清了“荚钱”之前后沿革。
清人蔡云如是说：“荚钱如榆荚耳，民间嫌其薄小而呼之，绝非本名。《平准书》不于初铸时著‘荚’字，而著之孝文时，可见行之久，而后称是也。”其实蔡云的论述也有疏漏，根据考古发掘，汉代的半两有两个极为轻薄的时期。第一次是刘邦时期的半两，此类半两多不足两克，钱形不圆，穿孔不方，文字风格颇有秦钱之韵味。第二次是高后六年之后（即汉文帝执政初期）铸造的半两，此类半两多不足一克，钱形或小如豆，或窄如环，字体细如发丝，然文字多周正有法，有隶意。比较之下，当知所谓“荚钱”应是汉文帝执政初年的货币，而刘邦铸造的薄小半两，其重量虽不如秦钱，也不如文景时期的“四铢半两”，却远重于“荚钱”，故称之为“汉初小半两”，或者“刘邦半两”，更为妥帖。(www.xing528.com)
刘邦放开铸权，准许民间铸造货币，也是迫于当时低颓的经济形势。秦半两法重十二铢，一枚秦半两可购粟一斤余，购布半尺余，币值很高。然而汉初刚刚经历过惨烈的楚汉之争，百业待兴，若以秦之半两为基础货币，则小的物品无法交易，财货难以通畅，所以熔毁大钱，铸为小钱，亦有其合理之处。
然而刘邦允许民间私铸，虽然省去了朝廷铸造货币的麻烦，也确实令凋敝的经济渐有起色，但是它造成的货币轻劣、百姓犯禁、农事废弃和诸侯坐大，也是汉朝深入腠理的顽疾。
公元前186年，即汉高后吕雉临朝称制第二年西汉的第二次货币改革正式拉开了大幕。吕后几乎全盘推翻了刘邦的货币政策，不仅禁止民间私铸，严惩盗铸，还一改汉初半两“轻质化”的趋势，重新颁行重钱——八铢半两。彼时国家经济依旧困窘市场上对易于兑换的轻钱有着强烈的需求，是故重钱难行。不到四年时间，逆市而出的“八铢半两”当初是如何明火执仗地颁行天下，如今就又如何灰头土脸地被仓皇废除了。
吕后亦何尝不明白“八铢半两”的不合时宜，奈何权欲熏天，皇权诱人。铸造象征自己权威的新型货币，或可动摇刘氏的无上地位，区区有损工商末业的小伎，纵是一意行之，便又如何。
高后六年，废“八铢半两”，行“五分钱”。学界对于“五分钱”有诸多争论，但多认为重量介于“汉初小半两”与“四铢半两”之间的广穿半两就是“五分钱”。此外，从高后六年至汉文帝五年还出现了一种薄似榆钱的薄小半两，即前文所述的“荚钱”。其实“五分钱”也好，“荚钱”也好，都是刘邦轻质化货币的借尸还魂，其不仅体现了刘氏皇族和吕氏外戚的政治角力，也从侧面反映了民间贸易的日益活跃。
汉文帝五年，下令铸造“四铢半两”。此种半两重如其文，且方圆得宜，薄厚均匀，是半两钱最为成熟的形态。后来“四铢半两”又被汉景帝全盘沿袭，故后人又将其称为“文景四铢半两”。
与“四铢半两”相伴而生的，是汉文帝再一次的放开铸权，允许私铸。此政策甫一出台，便引起了轩然大波，朝野之人，纷纷劝谏。远在长沙的贾谊，亦上《谏铸钱疏》一折。他将私铸的危害总结为三点：其一，“法禁数溃”，将铸造权交于民间，诱导民众铤而走险，铸造大量以巧法掺假的钱币，无视法律威严。其二，“钱文大乱”，郡县不同，铸法不同，钱币难以规范，劣币驱逐良币，以致市肆混乱。其三，“农事弃捐”，天下生民，不事农桑，纷纷投身于将正常半两私铸成数个薄小半两的取巧之事中，舍本逐末，国本动摇。
汉文帝不顾群臣反对，执意令民私铸。此举除了对诸侯权贵的笼络外，更为重要的是废除吕后的禁止私铸的法令，恢复汉高祖的允许私铸的旧制，这符合儒家的“正名”思想，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向政治的妥协。然而汉文帝此举，不仅助长了邓通这种攀附小人的气焰，更几乎酿成亡国之祸。
《史记·平准书》有载：“吴、邓氏钱布天下。”原来除了大夫邓通外，汉文帝的放铸政策还造就了一位富逾天子的诸侯——吴王。
吴王刘濞，刘邦兄长之子，汉朝立国后，先被封为沛侯，不久又进封为吴王。刘濞携吴地之威，铸钱、煮盐以为军费，用侠任奸以为战力，坐断东南三十余年，势与天子分庭抗礼。
汉景帝年幼时，曾经与吴国太子对弈，一招棋差，遭其嘲弄。景帝盛怒之下，手着棋盘，将吴国太子生生砸毙。刘濞痛失独子，二十年不朝天子。文帝宽忍，依旧优抚之。汉景帝即位后，采用晁错削藩之谋，向天下诸侯开刀。吴王趁机发难，串通楚、赵、济南、淄川、胶西、胶东六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由造反，史称“七国之乱”。
关于诸侯为乱一事，贾谊早在二十年前就已在《治安策》中说得分明：“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 其中最为紧迫的“痛哭之事”就是诸侯王们日益膨胀的野心。他愤慨道：“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贾谊甚至准确地预判出先反的定是吴王：“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可惜文帝怀仁，未用其策。
等到景帝即位后，贾谊之言犹在耳畔，祸乱却已经接踵而至了。
七国之乱爆发后，匈奴趁机劫掠北方。面对此内外交困之局，汉景帝弃车保帅，将晁错腰斩于市，希望借此息事宁人。没料想刘濞反自立为东帝，“甚嚣且尘上矣”。景帝计窘之下，起用周亚夫，决意死战。周太尉不愧周勃亲子，大军甫出，七国之军便瓦解冰泮。那刘濞方逞其能，顷刻便身死东越，传首长安了。
祸乱平定后，汉景帝挟胜之威，下令禁止私铸，只准许中央和郡国铸币。汉廷继吕后之后，再一次控制了铸币权。此时的半两钱已是末路余晖，它坎坷地走完了景帝朝，踉跄地跌进了汉武帝的时代。
贾谊如若能看到汉武帝君臣大获全胜的削藩之役，以及为了管控铸权，前后六次、长达数十年的货币改革，或许可以平复他在《吊屈原赋》中的愤懑“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贾谊谪居长沙的第三年，有一只
鸟飞入了他的居舍。按照汉俗，此鸟为不祥之物。再与自己身有高世之才，却受遗俗之累、难以见用的飘零相类，贾谊心大不豫，于是作文排遣。那赋名曰《
鸟》，文中大抵是“齐生死”“等祸福”的老庄之思。至于“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等语，无不透出尘网契阔、君子命蹇的自我解脱。
数年之后，汉文帝久不见贾谊，便召其回京。只是《吊屈原赋》与《谏铸钱疏》二篇，先犯天威，再犯宠臣，文帝怒岂能抑。迎接贾谊满腹国策和一腔热忱的，是未央宫宣室殿内阴森摇曳的烛火。在那个召见贾谊的深夜，汉文帝打断了他滔滔不绝的激昂陈词，幽幽地说道：“这些国家大事你就别操心了，朕此番是想问你一些鬼神图谶的事……”
又几年，贾谊辅佐的文帝幼子按例入朝，后不幸坠马而死。贾谊伤心无状，常哭泣，不久亦死矣，年仅三十三岁。
表四 汉半两分类图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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