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鼎到任后，行内库存现金只有100 多万元，存款和国民党政府的官股额虽多，却不能动用，为此陆续以行产向中（央）、中（国）、交（通）、农（业）银行押借800 万元，并向各方借款作为流动资金。作为官僚资本的代表，他着实尽心尽力，赚到的钱先用来归还中央等银行的欠款，对主子孔祥熙更是言听计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他在一次董事会上要求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全权处理福开森路一块10 余亩的地块出售事宜。这块地原是银行押品，以90 万元收归行有。当时吴在行务上独断专行，已逼得总经理李嘉隆去职，由他自兼总经理，故他所议无人敢违。事后，他将这块地皮卖给了孔祥熙，只收了60 万元。孤岛时期，国民政府远在重庆，对他鞭长莫及，吴启鼎变得为所欲为。1938 年，他号称为银行安全考虑，携带重要档案、账册、契据及一部分资金赴香港设立了一个不对外的营业处。他在香港坐镇指挥上海总行的业务，同时利用行款套汇投机，还将一切接待及自用开支列入暂记账册，后转入经记账户，名义上准备由私人负责筹还，实际上分文未付。
1940 年农历正月初三，吴启鼎自称处理行务潜行上海，却忽然失踪。当时以常务董事代理主持行务的孙鹤皋派人四处寻找，两个月后发现他被敌伪劫持。日军派人与孙接洽，须付款25 万元才能得到吴的亲笔证明函。第一笔款付清后，果然有人携来吴的书信，但不久又有人迭次向银行索款，还以防止资金逃脱为由，令四明提存500 万元保证金存于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支店。最后经孙讨价还价，减至200 万元。同时，日商三河兴业株式会社等又以经济合作方式向吴的家属勒索共计170 多万元。为了营救吴启鼎出狱，其长子吴伯瑾等家属向银行借款80 多万元作为活动费。吴在牢中待了两个月才被放回。据孙鹤皋后来回忆，在此期间军统局为此事专门做了调查，说吴是有名的日本华侨吴锦堂之侄，这次失踪实际上是到南京活动投敌，但因故没有成功。戴笠主张打死他，蒋介石也同意，并下了命令，后得到孙的报告才中止执行。虽然此事查无实据，但国民政府已对吴产生了不信任感。吴重新返回香港后，心知肚明，遂推荐孙鹤皋为总经理。后孔祥熙听闻他不愿将四明总行迁往重庆，并利用行产大做投机，令他赴重庆解释。此后他便留在重庆，但依然遥控香港业务，致使20 余万美元的行产不知下落。在重庆期间，他又擅开股东会议，将四明保险公司资本增为500 万元，他以按照政府规定须另招外股400 万元为理由，自认了300 万元，使银行应得利益缩减为五分之一，为此遭到留沪股东的非议。
抗战结束后，吴启鼎回沪任回原职，将在重庆期间购买的国民政府邮汇局发行的购粮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用于偿还战时在港欠银行的巨款。但该债券未能兑现，实际已变为废纸。他被绑架期间其家属向银行的借款85 万元，他以中储券偿还了结，使银行蒙受巨大损失。他作风依然，家庭开支全部由银行支付，并安排其亲戚借住在本应作为办公室的分行楼上。1946 年，吴启鼎授意业务部副经理吴启巽开设虹口支行，在顶入房屋过程中牟利4000 万元。在他的控制下，四明银行成为他与吴从先、李维勋、吴启巽等官僚的囊中物，一些重要的岗位由亲信盘踞。他们收取佣金，伪造账目，滥用公物，无所不为。他们假借厂商名义以贴现方式向银行借款买卖金钞，又用单面联报单现金方式收回贴放，几十万元的美金、8000 多两黄金和几千万元的资产就此被亏损或中饱私囊，导致四明银行流动资金枯竭。对吴启鼎早有不满的股东先后于1946 年6 月及12 月对他滥用行款提出质询，并延请正明会计师事务所调查银行账目。吴自知无法自圆其说，1947 年2 月，他以心力交瘁为由请求辞去总经理兼职。1947 年5 月，吴启鼎被国民政府财政部撤职。6 月，他自辞商股董事，从此离开四明，给银行留下了一个烂摊子。(www.xing528.com)
（黎霞，上海档案馆整理编目部调研员。）
（2014—2）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