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衡甫：四明地区的杰出家长

孙衡甫，字遵法，钱庄伙计出身，民国初年趁四明银行股票市价贱跌时大量收买，故该行实际已成了他的私人财产，基本处于他的控制下。这样孙衡甫个人的经营作风和品行对银行的兴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他对四明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非常重视以发行货币、吸纳存款和储蓄作为资本运营的主要来源。他特意在该行发行的钞票背面印上自己的英文签字。为了增大发行量，又于1930 年增设同业领券业务，沪上大亨黄楚九开设的日夜银行也以现金六成、租界道契及中央债券四成交付四明做准备，以领取四明钞票。后来他们还为此发生了纠葛。孙衡甫意识到储蓄存款比较稳定，可以经常保持巨额存款，故于1933 年创办了四明储蓄会，用零存整付、整存零付、整存整付、存本付息、学费储蓄、婚嫁储金、礼券等方式，千方百计地吸收储蓄。通过这些方式，加之四明原有的声誉，四明的发行存款储蓄额连年上升，使他得以自如地利用这些资金投资房地产和放款业务。孙衡甫对投资股票和债券也很热心，他和俞飞鹏私交甚厚，经常在公债买卖上通风报信以获取私利。

但孙衡甫毕竟在银行的经营上缺乏眼光和开拓能力，业务方向、经营方针都保守陈旧，投机性强，尤其不注意积累发行准备，准备金缺少现款，多为抵押契据和公债，其中很多抵押品难以兑现。和当时其他经营者一样，他要在政府中找靠山，不得不顾念私情不敢讨债，如轮船招商局商办时期以“江靖”等11 艘船作抵押，向四明借款70 万两，但1932 年招商局收归“官办”后，营业不振，不仅不还债务，还私自将“江靖”等轮出租获利，至1933 年该项欠款已达78 万余两。该局辗转托俞飞鹏向孙衡甫求情，他也无可奈何。财政部向四明的借款也似一个巨大的无底洞，经常到期不还，至1935 年6 月借款本息已达345 万余元。因此以四明的这种准备法是难以应付大规模金融风潮的。孙又把银行当作家族企业来管理，在人事上任用亲戚朋友，滥用私人交情对外提供信用放款。孙自己及亲友对外投资和其庞大的家用开支都在银行宕用，亏损则由银行负担，对亲戚朋友侵害银行的行为则纵容包庇。股东对这些行为多有察觉，并有所不满。1932 年至1935 年曾发生多起股东向法院起诉他的案件，有的控告他侵占股款一二千万元，有的控告他向股东会隐瞒财务情况，甚至伪造账册。1934 年4 月，孙衡甫的经济案件在《字林西报》等报上披露，被称为上海银行界惊人巨案。这些案件虽在虞洽卿、俞佐庭的掩饰下不了了之，但对四明的声誉影响不小，也为日后国民政府拉孙下台提供了借口。(www.xing528.com)

孙衡甫发了财后，生活放荡。他在愚园路四明别墅东首建了花园，家中妻妾成群，且家人个个嗜好鸦片。他又性格孤僻，深居简出，喜欢躲在家中与家人吞云吐雾，偶尔外出，必要坐上装有防弹玻璃的汽车，外加四五名保镖，威风八面。他自以为很有钱，凡事不求人，不大同人交往，因此当他1935 年大难临头时，没有人愿意帮他，最后在虞洽卿等人的劝说下黯然离开了四明。当时他还拥有四明银行的股票6000 多股。财政部以他亏空行款2000 余万元，股本不抵欠款，以股本抵债为由，取消了他的股东、董事资格。1938 年底，他以孙公记等户名向银行所借7 户欠款累积达140 万元，银行强要他还账，他即以长安记地产道契和股票6000 多股作为押品暂存银行。他失算的是之后又将寄存据交还银行，银行即认为这表示上述股票、道契已算抵还之物，在打折计算后，予以注销，其中股票以一五折折合新股1300 余股，三年后将股票在未过户的情况下半由行员承购，半归四明储蓄会。而孙衡甫则认为交还寄存据不过是作为押品之用而非抵偿，且股票未过户就不能算了结，故于1942 年9 月请求用现金赎回股票和道契。银行方即以档案及账目为据，认为当时孙未与银行订立抵押契约，即表示承认以上述方式了结欠款，如果银行现在同意孙氏在物价高涨的情况下以现金抵债，有牺牲行款图利他人之嫌。孙虽找出证人予以反驳，却无力回天。他对银行以如此低的折扣将他数十年心血换得的股票轻轻一笔勾销痛心疾首，怒斥银行视股东如草芥。他无法承受这一打击，于1944 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