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银行的发展历程与变化

今天已很少有人知道，离上海外滩不远的宁波路早年曾是一条著名的钱庄街。1908 年的农历八月十六日，在宁波路江西路口，出现了一家 “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简称四明银行），在四周外商银行和旧式钱庄林立的环境下显得格外惹眼。因为当时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新式银行包括中外合办、官办、官商合办银行，仅有13 家，总行设在上海的银行也不过4 家，而且这家“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办者是当时沪上颇有知名度的宁波帮人士如袁鎏、朱葆三、李厚垣、方舜年、严义彬、周晋镳、虞洽卿等人。上海与宁波交通便利，自清中叶以来，旅沪甬商一直是活跃于上海的一个颇具实力的商人群体，轰动上海的两次四明公所事件就是由客居沪上的各界宁波籍人士发起的。19 世纪后半叶五口通商后，宁波帮的实力已遍及上海近代工矿航运及公用事业，他们急需获得金融业的支持。1906 年，虞洽卿曾组织上海工商业人士赴日考察。在日本的半个月时间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他即倡议筹办四明银行，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办起了这家资本75 万两的小银行。

四明银行的行标是一个银质聚宝盆，盆中央相叠4 层的元宝上刻有“光焰烛云”四字，盆壁则为“俾尔富寿”四字，充分显示了创办人的雄心。然而，银行开设后的经营情况并不如意。当时该行以周晋镳为总董，陈薰为总理，虞洽卿为协理。它的经营方式完全仿效钱庄的做法，以商业往来为主，经营存款、放款、贴现、汇兑等业务，营业时间也与周围的钱庄毫无二致。但它与钱庄明显不同的是在开业不久，就向清政府度支部申请了钞票发行权，发行的兑换券有壹元、贰元、伍元、拾元4 种。其中的贰元券，更是独家发行，而且颇为别致。这令它立刻遭到企图独霸中国金融市场的外商银行的夹击，他们分持四明印发的钞票来挤兑现洋，使得四明措手不及，幸而四明银行股东董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宁波同乡会的头面人物，他们登高一呼，宁波同乡纷纷施以援手，各大商店、钱庄、银号争相代兑四明钞票，风潮才得以平息。经此风波，四明钞票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和欢迎，在上海、汉口、宁波、温州、舟山等沿海、沿江城市广为流通，有“中（国）、四（明）、通（商）”之称。然在1909 年，因伦敦市场上橡胶价格暴涨，一些在上海的外国人就设计了一个橡胶股票骗局，他们吹嘘自己在国外有大批橡胶园，购买他们的股票可以发财，引得众多做发财梦的中国老百姓纷纷抢购股票，最起劲的是谦余钱庄的老板陆达生、正元钱庄的老板陈逸卿和兆康钱庄的老板戴家宝，他们不仅挪用各自钱庄客户存入的远期支票，还向其他行庄调换巨额现金，套购橡胶股票。然而在外国骗子得手几千万两银子后，汇丰等外商银行突然宣布所有的橡胶股票停止押款，橡胶股票顿成一张空头支票，一夜之间成了废纸，导致上海十余家商号、工厂、钱庄倒闭，谦余等三钱庄首当其冲。他们是四明银行的主要往来户，倒欠庄票22 万两。四明受此影响，营业衰退，总、协理等被迫于1911 年4 月辞职。时任浙江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宁波人孙衡甫乘机盘进该行，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的特准专照(www.xing528.com)

四明银行改组后，为了振兴业务，孙衡甫毅然决定停发股东红利以积累还债资金。1913 年以后，上海开始拆除城垣，填平城壕，兴建房屋，城厢一带市面逐渐兴旺，地价大增，四明过去倒账中曾押没不少城壕基地，此时陆续变卖，获利甚丰。银行就此有了转机，几年后逐渐发展成为上海金融界名列前茅的银行之一，1918 年更是成为上海银行公会12 家发起人之一。1921 年9 月，四明总行迁入上海北京路240 号三层新大厦，和浙江兴业银行正好对峙于江西路东西两角，成为轰动一时的盛事。开幕之时，连军阀卢永祥也送了贺联。1933 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该行设立了四明储蓄会。1933、1934 年是四明发展的最高峰，其存款额达到4400 万元，在上海各大华资商业银行中排名第八，放款生意也非常红火。 然而，进入30 年代后，上海受世界经济危机及白银风潮影响，金融动荡，房地产业开始萧条，四明的存款因大量投入房地产和有价证券，逐渐显得资金呆滞，周转不灵。此时，别有用心的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指使中央银行于1935 年6 月分批派人执四明钞票去挤兑，同时骤然实施法币政策，撤销各商业银行发钞权，令它们限期收回已发行的纸币。四明欠缴发行准备金1300 多万元，筹措无门，只得领用中央银行垫款作为收回钞票基金，更无力应付挤兑，不得不请求财政部予以维持，孔祥熙则坚持要孙衡甫退出四明。结果，1936 年6 月，孙以病为由辞去总经理一职，由叶琢堂继任作为过渡。同年10 月，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经理李嘉隆担任四明银行总经理，并迅速主持对四明财产的清查，经查亏损2469 万元，资不抵债，决定将原有商股225 万元折减为33.75 万元，另由财政部拨复兴公债366.25 万元作为“官股”，合成400 万元。股东们惶急中不敢反抗。1937 年2 月，财政部批准此议，指派财政部税务署署长吴启鼎兼四明董事长。自此，四明银行与中国通商、中国实业、中国国货银行统称为“官商合办”的“小四行”。

四明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后不久，全面抗战爆发。该行位于沿江、沿海战区的分支机构迭遭重创，纷纷裁撤。总行迁往法租界，另设上海分行。在混乱中，该行的行标——银质聚宝盆也被遗失。1940 年总行迁往重庆，孙鹤皋留沪任总经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总行在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大后方发展。留沪银行则在日军操纵之下于1943 年改组继续经营，由原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任董事长。战后，吴启鼎率总行返沪，对该行各分支机构进行了整理。由于机构庞大，派系分歧，内部人事复杂，争权夺利，肥私利己，大部流动资金被盗窃殆尽，该行濒于倒闭。1949 年5 月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该行“官股”部分，后将该行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