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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乡故土的反哺:深挚的敬恭桑梓之情

时间:2023-07-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宁波在开埠前及开埠后不久的一段时期内,一直是外商心目中“一个令人神往的获利源泉”。他们在上海这一充满竞争的大舞台上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人生风采,又本着“敬恭桑梓”之心意,反哺“生养于斯”的家乡故土。许多宁波人在上海经商蓄有资本后,在家乡铺路修桥,兴办善事,投资兴业,发展教育,极大地促进了宁波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庄市叶村,即有“禁漕”之筑,就是将饮、用水严格分开,防止病从口入,疾病传染。

对家乡故土的反哺:深挚的敬恭桑梓之情

鸦片战争后,上海宁波本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两地同属第一批对外通商口岸。宁波在开埠前及开埠后不久的一段时期内,一直是外商心目中“一个令人神往的获利源泉”。有一位东印度公司的使者曾在其日记中对宁波极尽夸赞之能事,谓宁波的人口和幅员都是“欧洲产品的现成市场”,其“房屋建筑的整齐华丽,以及商业声誉的无与伦比,在中国可称首屈一指”。但上海开埠后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租界等因素的影响,逐渐成为长江三角洲以至全国的商业贸易中心、多功能经济中心。“上海把一切东西都吸引到他那儿去了,把过多的进口货涌送到这里,同时还把原来准备到宁波来的茶商吸引到它那儿去了。”[11]在上海经济贸易的强辐射圈内,宁波原先的贸易优势逐渐消退,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港口功能单一,辐射力不强,变成了为上海这个贸易中心起辅助作用的“运输中心”。它的洋货进口和土货出口的90%由上海转运,仅1936 年上海输出到宁波的货值就占其埠际贸易总额的84.9%,输出至上海的货值占其埠际贸易输出总值的93.1%。[12]鉴于此,大批宁波商人纷纷前往更适于营商的上海,开辟更广阔的市场,“自上海发达,交通日便,外人云集,宁波之商业,遂移至上海,故向以宁波为根据以从事外国贸易之宁波商,亦渐次移至上海”[13]

近代宁波乏善可陈,是因为离上海太近,“密迩沪埠,商业恐难发展”,但是这种“甬消沪长”的现象并不具有悲剧色彩。相反,这恰恰是宁波人识见和魄力的显现,正如美国学者苏珊·曼指出的:“宁波商人离乡背井寻找新的市场和放弃宁波作为一个繁荣的外贸港口的目的,正是为了要保持那样的繁荣……他们将宁波的繁荣寄托在经营另一个地方的基础之上,从而在两个据点而不是从一个据点取得利润。”大批的宁波商人纷纷前往更适于创业经商的上海,他们在对外贸易中左右逢源,在新式商业中长袖善舞,在本地商业中大展身手,在近代工业领域中各业并举,极大地推助了上海的经济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他们在上海这一充满竞争的大舞台上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人生风采,又本着“敬恭桑梓”之心意,反哺“生养于斯”的家乡故土。

许多宁波人在上海经商蓄有资本后,在家乡铺路修桥,兴办善事,投资兴业,发展教育,极大地促进了宁波社会经济的发展。1887 年,著名的旅沪宁波商人严信厚与周晋箴等人在宁波开办了通久源机器轧花厂,这是宁波的第一家近代企业,也是中国最早的民族工业企业之一。以后通久源纱厂、通久源面粉厂等在严信厚等人的主持下,相继成立;浙东首屈一指的大型企业永耀电力公司也是周仰山、虞洽卿、刘鸿生等旅沪甬商在宁波创建的。通久源轧花厂等近代企业的成功兴办不仅仅在于创建了一家工厂,而是给宁波营造了一种兴办近代民族工业的氛围,此后办厂之风迭起,这对于宁波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www.xing528.com)

宁波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全祖望称:“吾乡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在重教兴文氛围的熏染下,兴办学校之风兴盛。许多旅沪甬商以身家资财倾力办学的事迹广为传诵,仅就镇海一地而言,“五金大王”叶澄衷晚岁立志捐资创办的叶氏义塾,以教育成就卓著、办学独具特色而享誉社会;叶氏义塾以后发展为中兴学校、中兴学堂、中兴小学,亦以人才辈出而誉播四方,从“中兴”走出了一大批饮誉海内外的商界巨子,如包玉刚邵逸夫、叶庚年等。还有,樊时勋的樊氏便蒙乙种商业学校、樊氏勤稼女子国民学校,薛文泰的文泰国民学校,董杏荪的轫初国民学校,陈文鉴的区立妙胜国民学校,以及董杏荪、陈文鉴两人合办的四义国民学校,乌崖琴的乌氏养中国民学校,虞洽卿的龙山国民学校,小港李家的李氏养正国民学校、李氏养正第二国民学校,桕墅方方家的方氏培玉国民学校,谢天锡的求精第二国民学校、求精第四国民学校、求精第五国民学校、求精第七国民学校,黄声远的辛成初级中学,以及盛炳纪集资续办的困勉第一国民学校、困勉第二国民学校,等等。

旅沪宁波人在家乡大力兴办公益事业,不仅张扬了急公好义、勇于为善的传统和精神,对于改善当地民生,乃至促使人们思维观念的变化亦有积极的作用。如叶澄衷出资兴办的叶氏义庄附设了牛痘局,后来牛痘局委任赵友笙负责,由赵等人利用休息天为当地乡亲免费施种牛痘。因此,镇海庄市一带很早就消灭了天花;也正因此,使得人们对于传染病的防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人们意识到,除了接种注射疫苗外,还须重视公共卫生,特别是饮水问题。在庄市叶村,即有“禁漕”之筑,就是将饮、用水严格分开,防止病从口入,疾病传染。1929 年浙江省新政视察员李炳垣报告镇海县公共卫生事项,称镇海县公共卫生事项办理较有成效,“庄市、龙山及小港、芦江各村视见,道路清洁平整,路旁粪坑亦多迁移,或装门户或装门扇其间,民众亦多自动讲究卫生。其中最令人钦仰者,唯庄市之同义医院,由该处商人董杏荪、叶雨庵等集资创建。据该院长李炳先(山东人,同济医科大学毕业)称说:该建筑费十二万元,常年费二万余元,皆由院董等捐募。院中设备极为完美,房屋清洁。我国所办医院,求之浙江省各县中,尚无出其右者。”这里提到的镇海同义医院,也是1906 年由虞洽卿、董杏生、叶雨庵、叶子衡等人组织倡建的,地址在庄市横河堰(今宁波康宁医院),1908 年开诊。这不仅使得当地的医疗条件进一步改善,而且“对推广科学助产,改革不科学的稳婆接生,做出很大贡献”。[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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