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与上海因距离相近，交通便利，一贯来往密切。善于经商的宁波人到上海从商习业者尤众。
早在上海开埠前，就有许多宁波人到上海经商从业。宁波山海相连，耕地不足，但丛山中多草药、木材，濒海之地鱼盐、海产品又极丰富。自古以来，宁波就与日本等东亚各国皆有贸易往来，与宁波一苇可航的上海更成为宁波人活动的主要区域。迨至康熙年间海禁废弛后，沿海贸易及江南的商品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上海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逐步成为当时南北之间、沿海与腹地之间商品流通的枢纽，“南洋北洋货物交易于此，群贾辏集”。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宁波人到上海谋生、从商，甬商在上海才真正活跃起来。此时旅沪宁波人所从事的行业已广伸至各个领域，特别是在鱼盐、药材、南北货等行业中占据绝对优势。据史料记载：“每年有将近4000 只小船从内地沿着河道和运河来到宁波，大量的木材和木炭则从宁波运往上海，这两种东西可以获利25%。”嘉庆二年（1797）四明公所成立,这是旅沪宁波商人钱随、费元圭、王忠烈等人出于联络桑梓情谊、互帮互助的目的，在上海创建的同乡团体。四明公所最主要的活动是为同乡办理寄柩，推行善举，在近代上海有着很大的影响。上海开埠以后，因为各种因素的交合互动，逐渐成为全国贸易、金融、工业的中心。上海开埠后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吸引了众多的宁波人到这里谋生、从商，加之自19 世纪60 年代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在沪甬间开辟了第一条航线后，英商太古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等亦陆续致力于沪甬航线。到1913 年时，全年进出宁波港的轮船共计1589 艘次，到上海的宁波人“挈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1]。在上海，宁波人既有从事新式商业，也有投资近代民族工业者。据民国《鄞县通志》记载：“世家子弟至有毕业学校仍往上海而为商者，良以地当商埠，习于纷华，故皆轻本业而重末利也。今有‘上海为宁波第二故乡’之谚焉。”定海人亦然，“商埠既辟，遂相率而趋沪若鹜”；“侨商以上海、汉口二处为最多，当不下二万人”。[2]同时许多下层百姓到上海谋生，他们有的在外国人开办的企业中做工，有的在外轮上当船员、杂工，有的人经营黄浦江中供应外轮杂货的舢板业，也有的专给洋人做西服，称为“红帮裁缝”。在上海学生意、当学徒的宁波人更是不可数计。《海关报告》中对上海各业从业人员概况描述道：“职员、外语通、经营广州零星装饰品的商人和餐馆的老板等，主要是广东人。买办、仆役、船员、木匠、裁缝、男洗衣工、店员则主要来自宁波。”到了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旅沪宁波人势力发展到盛极之时。他们以成立于1911 年的新型同乡团体——宁波旅沪同乡会为核心，充分发挥其擅长经商的才能和优势，逐渐渗透到上海经济的各个领域。特别是五金、新药业、颜料等行业，基本上由宁波人控制。在上海金融、航运业中，宁波人更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要之上海本国商人之势力，当以宁波商人居王位。”[3]
宁波移民的流入与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大体上同步进行。由于宁波生存环境的压力、自然经济的瓦解、战乱灾荒引起的社会动荡以及上海城市的吸引力等各种“推拉力”的作用，大量宁波移民蜂拥而至，为上海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尤其是19 世纪80 年代以后，上海近代工业开始崛起，最能吸收劳动力的轻纺工业逐渐成形，上海“成为一个大的制造业中心”，更使得此时的上海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没有止境的。上海纱厂“技术人员及汽缸工则多为广东或宁波人”[4]。近代工业的发展使上海城市的人口容量大大扩张，而数以千百计的宁波人口的迁入，正符合上海经济发展的需求，使上海得以顺利完成经济职能的大转变。近代上海的崛起正是得益于大量宁波人及各方移民的辛勤劳作。
“人口的增加意味着有更多的智力可供使用”，宁波移民为上海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且还反映在质量上。如江南制造局中，“工匠皆闽、粤、宁波人”[5]，他们成为上海近代工业早期技术工人的骨干。另据研究者对1936 年前上海238 家民族资本工厂创办者的调查情况来看，由宁波人开办的企业就有50 余家，约占25%。[6]宁波移民的大量迁入亦为上海经济发展提供了急需的货币资本。迁居上海的宁波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战乱等原因迁寓沪上的富豪人家，他们携带了大量的货币财富，“绅商之挟厚资而寓居上海者，且接踵而起”[7]。当然，移民中更多是中下层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他们无论多么贫困，出外时多少总带有些私蓄，大量移民的集聚，即使小额资本亦可积沙成塔。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些为生计而到处奔波、到处流动的人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它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特别是宁波号称“多单码头”，资力雄厚，资金充裕，每年单向上海一地投放融通的资金不下二三千万两规元。[8]虽然这些资金不可能完全投注于近代工商业，但终究会有一部分直接间接地转化为工商业资本。在资金十分匮乏的近代中国，宁波地区各种形式的积蓄集于上海，注入工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货币资金的有益流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无疑为上海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货币“血液”。(www.xing528.com)
民国时期老宁绍轮招贴画
再则，宁波及各方移民集聚上海，使上海的语言、饮食、服饰、习俗等文化载体呈现出多元化、异质性的特色。人口迁移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迁徙运动，特别是在传播媒介有限的时代，人几乎是文化的唯一载体。20 世纪初年的上海由于五方杂处，文化特点突出地显现为汇纳百家、瑰丽多姿的表征，南北戏曲熔于一炉，不同习俗交互辉映。众多的宁波人纷至沓来，必然会对上海的风俗习惯产生影响。如语言方面，姚公鹤把庞杂的上海语言分为四大类，宁波话与广东话、苏帮话、北方话各居其一，而宁波话对上海语言影响之显著，以至于本是宁波方言中第一人称的“阿拉”一词，替代了上海方言中原来的第一人称“伲”或“我伲”。另外，上海人喜欢在称谓前加“阿”字，如“阿舅”“阿婆”等，便是受宁波称谓的影响，因为称谓加“阿”本为宁波人的习惯，“若是言中多阿字，此人一定籍宁波”[9]。故而姚公鹤认为：“所谓上海白者，大抵均宁波、苏州混合之语言。”[10]再如饮食方面，宁波菜系在上海荟萃杂陈的各式菜点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胡祥翰在《上海小志》中说：“沪上酒肆，初仅苏馆、宁馆、徽馆三种，继则京馆、粤馆、南京馆、扬州馆、西餐馆纷起焉。”状元楼、鸿运楼便是沪上最负盛名的宁帮菜馆；上海人喜食的黄泥螺、鳗鱼、苔条饼及水磨年糕，也是宁波习俗的渗入。至于服饰、岁时等习俗，宁波移民则是奉守旧习，各不相扰。如与一般上海人的习俗相异，旅居上海的宁波人有八月十六过中秋的习俗。可见宁波移民所具的“宁波版本文化”在与其他区域文化不断交互影响的同时，也保持着浓厚的亚文化色彩，使上海文化的多元化、异质性尤为明显。
人口位移所导致的文化传播、积累无疑给上海注入了新鲜血液，增高了文化位势，对于上海“独特的文化和品格构造”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功效。东渐的西学与移民社会的“土壤”互相整合而孕生的海派文化，是折射沪地移民社会习性和文化性格的新型大众文化，其基本核心是开新蜕旧，博采众长，突破陈规，从中透溢出近代上海人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对精神自由和个性独立的执着追求及海上文化“海纳百川，高度相容”的雍容气度，从而使“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成为上海文明的最凸显的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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