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余名钰的内迁重庆之旅：渝鑫钢铁厂的抗战贡献与周恩来的题词赞誉

1937 年8 月，日本军国主义将上海作为战争第二策源地，大规模侵略东南沿海地区，国内时局日益严峻。地处虹口的大鑫钢厂早已引起了日本人的注目，遂以利相诱，要求与之“提携合作”。余名钰“自念抗战关系国家存亡，吾人不容置身事外，坐视民族之沦亡”，断然拒绝日军的要求。

“鉴于日侵略日见露骨，国势将酿成巨变”，为保存工厂资产，余名钰曾谋划将部分炼钢设备与两个合作厂龙潭水泥厂和公大机器厂迁于南京浦口之间，万一战事起而沪厂被毁，尚留有南京厂可资生产。但“七七事变”突起，他不得不决定将钢厂内迁。

大鑫钢厂是国内第一家呈请内迁的企业。1937 年8 月5 日，余名钰向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正式提交申请内迁报告。呈文报告字字饱含共赴国难之情，体现了余名钰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为钢铁是战时兵工厂生产的必需原料，所以大鑫钢铁厂的请求得到了当局政府的迅速回应。

然而“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日军迅速占领虹口一带，使得交通断绝，设备资产无法转运。余名钰不得已将全厂资产假借买卖方式，交由德国人孔士德代为保管，并设法倒填年月向德国领事馆登记，以便将各种炼钢器材分批先运至法租界。

在日军的严密监视下，将大量的冶炼设备迁移转运，其艰险程度可想而知。8 月28 日，大鑫钢铁厂的设备资产从苏州河运出上海。在余名钰的带领下，“经半月余共同努力，俟器材与人员得于9 月7 日达镇江转装轮运，卒于9 月16 日抵达汉口，圈定武昌红山簸箕山基地五十余亩为厂址”。然不料南京沦陷，万一江阴失守，敌舰直逼武汉，颇感危机，国民政府发出“一切工业必须移到重庆大后方，以保安全”。1937 年11月，大鑫钢铁厂奉令迁到重庆，余名钰恐人地生疏，无法立足，“于是一方商洽运输，一面电询川中情形”，谋求与本地合作。当时，四川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表示愿意合作，遂与民生公司合资组建了渝鑫钢铁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主要股本出自卢作孚、余名钰、郑壁成、方文年等人。经股东大会选举，卢作孚为董事长，余名钰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董事长卢作孚并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管理运作，实际上由总经理余名钰全权负责。

民生公司虽为川河唯一的航运公司，但战事紧急，一切船只必须先满足军运和兵工器材运输，所以也帮不上忙。为及时将武汉的设备运到重庆，余名钰便租用驳船七艘及拖船两艘，将冶炼设备由武汉运至宜昌，抵至宜昌后再交民生公司运至重庆。1937 年12 月27 日，大鑫钢铁厂冶炼设备分五批向重庆迁移。迁运货物共计728 吨，包括4 座炼钢炉、16 台车床、7 台刨床、7 台钻床、1 台铣床、42 台马达等主要设备以及一大批原料。

余名钰到达重庆后，经过20 多天的奔波，终选定厂址在江北土湾（今为沙坪坝土湾）。随后因陋就简，建造厂房，安装熔炉，恢复生产。因抗战需要，1938 年至1939 年的主要业务为政府的军事订单，后转向民用生产。1938 年夏，城塞局需用钢筋，于是将完成之10 寸轧钢机装置于江北石马乡分厂，10 月试产，11 月出品。之后又生产各种规格型号的钢材，如扁钢、方钢、圆钢、竹节钢、螺纹钢等，来满足社会需要。(www.xing528.com)

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渝鑫钢铁厂年需焦炭达三百至五百吨。为保证生产，获取原料便利，钢厂与矿山合作，自办煤矿。渝鑫钢铁厂先后投资合办了江北石马乡分厂、北碚江家沱分厂、长寿詹坨分厂、彭承矿洞岩铁矿厂、北碚童家溪煤矿、深炭沟煤焦矿、清平炼铁厂、石柱县氟石矿、中国金属制片等9 个分厂。

渝鑫钢铁厂是抗战时期的主要钢厂之一，拥有5 吨平炉一座，1 吨电炉两座，1 吨贝司麦炉两座，3 吨熔铁炉五座等，员工人数逾两千，每月生产灰口铁140 吨、钢锭150吨、钢品100 吨。1939 年至1945 年期间共炼钢6058 吨，炼铁5585 吨。

渝鑫钢铁厂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余名钰也成为钢铁界的知名人物。1942 年1 月14 日，周恩来在重庆参观渝鑫厂，为其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周恩来为渝鑫钢铁厂题词（1942 年1 月14 日）

抗战胜利后，余名钰于1946 年回到上海，得知大鑫厂当时没有及时迁移的资产在上海沦陷期间落入日商之手，后被国民政府接管。于是几经申诉，获准由其租用经营。同年11 月，余名钰以后方复员工厂——渝鑫钢铁厂的名义，承购了敌产日亚钢铁厂。1947 年1 月，余名钰受聘于官商合办的上海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同年6 月，上海市钢铁炼制工业同业公会成立，余名钰又被推举为理事长。1948 年 8 月，国民政府以政治力量强制限制钢价，身兼数职的余名钰遂在上海市社会局召开的同业公会负责人谈话会上直言陈词，斥国民政府为“发展工业的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