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建平：一位爱国报人的传奇人生经历

◆　侯 杰 李净

《大公报》是中国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1949 年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在《大公报》的发行历史中，有一位宁波人曾经不仅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更是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服务于民族抗战，在抗日战争中做出非凡举措。他就是顾建平。

顾建平，1908 年出生于宁波镇海，幼年即到北京，就读于贫民小学，后在香山慈幼院中等职业农科求学。因为家境贫寒，顾建平的求学之路并不平坦。即便是1926 年至1928 年在北京大学读预科的时候，他还开办过养蜂传习所，以维持生计。从1932年开始，他先在张家口出版的《国民新报》任编辑，后在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总务处做秘书工作。1934 年，任刚刚创刊不久的《每日评论》新闻版主编。1935 年，他到邵飘萍夫人汤修慧主持的北平《京报》编副刊。1936 年，经报界朋友王文彬介绍加入天津《大公报》，后任采访主任，兼编本市社会新闻。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之后，天津失陷，《大公报》因为拒绝与外来侵略者合作，毅然宣告停刊。《益世报》等民国时期的大报也停刊了。顾建平也随之失业。尽管生计出现问题，可是当沦为日本侵华势力宣传工具的北平《实报》派专人找到顾建平，想请他担任总编辑一职时，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

当时，顾建平急于了解国内局势的变化，深切感到了对新闻的饥渴。他转念一想爱国同胞和读者同样也有这种需要，遂动了办地下报纸的念头。有利的条件是虽然日本侵略军已经公然占领天津，但是却未侵入租界，这就有了办报的回旋余地。为了进行抗日宣传，顾建平联合原《大公报》记者林墨农、孔效儒和原《益世报》记者程寒华，于1937 年9 月在自己的住处——天津市法租界30 号路（今哈尔滨道）天德里14 号办了一份地下报纸《高仲明纪事报》。所谓高仲明，其实并无其人，而是顾建平等人的假托。初创时期，他们的经济状况都不好，东拼西凑了1 元8 角钱，算是开办费。其中，花1 元钱买了白报纸，6 角买油墨，2 角买牛皮纸，自己动手制作装报纸的信封。至于出版报纸需要的印刷机，他们想方设法找了一台旧油印机、一个旧胶辊、几十张蜡纸、两支旧铁笔和一块旧钢版。报纸的新闻来源主要依靠收音机，可是他们却没有这种设备。于是找到一位拥有收音机的朋友，并说服朋友同意他们每天晚上去其家中收听广播，抄录新闻。一般情况下，顾建平等人每晚11 时去那位朋友家抄回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播报的新闻，12 时抄完，12 时半返回“报馆”。保险起见，他们还辗转借来一个可以在宵禁期间通行的白布袖章，往返10 余里而不会遇到阻拦。在自己的家中，顾建平等人先用双层的席子将窗户遮上，再加上一层黑布，以免夜深人静时灯光和声音外泄引起别人的注意。好在他们本身就是从事新闻工作的，做过编辑、刻写、校对等工作，可谓驾轻就熟，能比较快地就把版面编排好，然后一版一版地印刷出来。在天亮以前，报纸就可以装进信封，每人负责将一定数量的报纸送给自己的亲友。

《高仲明纪事报》每日出版，为油印16 开、12 版。内设《本市新闻》《特写报道》《战争新闻》《社论》《短评》等栏目。新闻来源主要是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有时也包括延安广播的消息，或者是路透社、合众社的稿件。创办之初，每次只能印刷30 份，10 份送给比较可靠的亲朋好友，以防被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发现。20 份留存，作为补报之用。后在亲友的支持和帮助下，印数不断增加，20 天之后便增加到400 份，大约两个月之后增加到800 多份，最多的时候达到1000 份左右。《高仲明纪事报》成为日本侵略军占领时期，在天津出现最早的并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抗日报纸。

随着发行量的增加，纸张需求日益增大，必须通过各种渠道分散买进，以免敌人发觉。发行也不再只限于报纸初创时的几个人递送，而是要建立人数更多的发行网络。针对读者范围扩大的实际情况，顾建平等人采用“联保”的办法：谁保证的读者出了问题，就将整条发行线路都停掉，以防万一。报纸销量的增加也就意味着收入的增加，这样基本可以做到“以报养报”。又由于朋友赠送了一台美国制造的收音机，从而免除了每天晚上跑10 里路抄收新闻之苦，基本解决了抄收电讯这一难题。经过反复考虑，他们购买了一架日本生产的轮转油印机，满足了报纸印数增加之需，也使报纸品质得以提升。顾建平他们还改进版面，日出8 开纸4 张，两面印刷，共16 版，内有分栏，可容纳文稿的字数也有所增加，日均万字左右，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求。

《高仲明纪事报》及时地报道了平型关大捷的喜讯，以及太原保卫战、上海保卫战、南京保卫战，尤其是台儿庄战役歼敌1 万多人的消息，还介绍了后方抗战的信息。全文刊登了南京失守后蒋介石发布的《告全国国民书》等文告和延安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言论主张。其中，蒋介石的《告全国国民书》字数达一千七百多字，而且是十二月十六日晚上收听到，十七日就刊出，汉口《大公报》《中西报》等正规报纸一样及时。每逢“九一八”“七七”“八一三”等抗战纪念日，《高仲明纪事报》都会推出特刊，予以纪念。当然，在新闻报道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中国军队战场上失利的消息，反映出抗战事业的艰难与曲折。

就在刊登《告全国国民书》的当天，移至英租界益世里十一号的报馆受到英国工部局的搜查，顾建平等人被逮捕。被拘押期间，顾建平大义凛然，坚称积极宣传抗日乃中国人的本分，并不违反英租界之法，赢得了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华人副处长李汉元等人的同情，在将他拘禁了一天后，交保释放。但是为了向日本侵略者有所交代，工部局不得已把他们驱逐出英租界，这导致《高仲明纪事报》被迫停刊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好在收音机、油印机等器材没有被搜去，于是顾建平等人又把报馆搬到法租界三十号路，在效康里三十一号坚持办报。新报馆位于一座两层的小楼房内，二层供办报之用，一层则挂上“山东曲阜孔氏制药厂”的招牌，以生产妇科用药“坤宁珠”为名，行掩护之实。不仅如此，卖药赚取的钱财还可以维持报纸出版发行。徐州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华南保卫战的消息通过该报为读者所了解。在这个新报馆，顾建平等人坚持办报1 年9 个月。直到1939 年9 月28 日，日本侵略者强行闯进天津租界，肆无忌惮地搜捕抗日人士，《高仲明纪事报》才最后被迫停刊。

爱国报人顾建平利用天津外国租界的特殊条件，坚持“地下”办报近两年之久，出版《高仲明纪事报》700 多期。这是抗战时期值得载入史册的一场爱国行动，令人敬佩。为了办好这张报纸，顾建平确实花费了不少心血。1939 年，天津洪水泛滥，大街小巷都变成了泽国。他本不会游泳，却在头上捆着一个照相机，推着一个大木盆，在市区的大水中东游西荡，进行采访，为读者提供最新时事新闻。(www.xing528.com)

《高仲明纪事报》停刊后，顾建平辗转来到重庆。他找到《大公报》报馆，向负责人胡政之明确表达回报馆工作的强烈愿望。1940 年，他接受胡政之的建议去中央通讯社担任编辑，曾冒着极大的危险，与《大公报》驻桂林办事处的钱庆燕等人一起组成“桂南前线慰问团”，前往战事激烈的前线去慰问抗日军民。1941 年，他自动脱离中央通讯社，准备到云南弥渡筹备滇缅铁路印刷厂和《滇缅日报》，后受到日本侵略军进攻缅甸和滇西的影响而不得不放弃筹备工作。不久，应李根源的邀请，顾建平到云南大理筹办《滇西日报》，亲任社长，并编辑要闻版，同时兼任《大公报》重庆版的滇西特派采访记者。

1944 年夏，因《滇西日报》被宋希濂部队强占，顾建平返回昆明，出任昆明《中央晚报》副刊编辑，仍兼《大公报》重庆版采访工作。他的夫人董述文带着四个孩子留在滇西，并在下关（今属大理市）设立一间《大公报》重庆版分销处，专门经销《大公报》重庆版和桂林版。该处曾日销200 份，令滇西各县读者可以看到最新的抗战消息。

1945 年8 月，顾建平以《大公报》特派员的身份，到达湘西芷江，就日本侵略军向中方投降一事采访日军代表今井武夫。10 月，他担任《大公报》重庆版编辑，后升任编辑主任。其间，对于一些记者编辑的稿件，他都进行了认真的审查修改，并使《大公报》与《新华日报》的关系密切起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指示就是通过《大公报》的电台抄收的，有时也使用密码与延安直接联系，并多次收录延安新华社广播，改以“本报上海专电”“本报香港专电”“旧金山广播”“伦敦广播”的名义发表出去。他曾全文刊登1949 年1 月16 日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使读者了解到进行和平谈判八项基础条件的全文，因此遭到国民党当权者的忌恨，报纸被罚停刊3 天。

《大公报》

国民党当局在检查邮件的过程中，发现两份寄往香港某一进步报刊的稿件（一说是邮寄渣滓洞集中营被关押人员名单到《大公报》香港版），揭露了国民党统治政权摇摇欲坠，内部充满矛盾等事实真相，遂查对可疑编辑、记者的字迹，认为顾建平的嫌疑很大。1949年5 月27 日晚，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突然包围《大公报》进行搜捕。顾建平和其他编辑们不为所动，坚持工作。次日早晨6 时，国民党当局以莫须有的“泄露军事机密”和“通共”等罪名将顾建平逮捕，四处关押，最后把他送进了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渣滓洞，前后长达140 天。经过多方营救，张伯苓等人也曾联名上书设法搭救，顾建平终于在10 月8 日获得保释，返回家中，但是仍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没有任何行动自由。11 月30 日重庆解放，顾建平被请回主持《大公报》重庆版的工作。12 月1 日，他撰写的社评《重庆解放了》发表。

1950 年初，顾建平被调至《大公报》香港版，先后任副编辑主任、编辑部秘书、编委会秘书等职。在香港期间，他主编要闻版，兼编国际新闻和《台湾内外》周刊等，从事台湾问题研究工作，以化名在《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许多很有见地的文章。1982年7 月，顾建平病逝于香港。顾建平著有《台湾内望》《前事新评》《国共风云名人录》《蒋介石秘录之秘录》等书,使用过的笔名包括郭生、郭桐等。顾建平不仅是一位具有传奇经历的爱国报人，也是一位有胆有识的宁波人。

（侯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净昉，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

（2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