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人翻译的《西行漫记》

除了吴亮平、徐承志，还有两位宁波籍翻译家冯宾符、董乐山与《西行漫记》结下了不解之缘。

著名翻译家冯宾符（1914—1966），原名贞用，字仲足，后以别号宾符行，笔名殷宇、艾纳，慈溪孝中镇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冯宾符出生在一个清贫的读书人家，是浙东著名学者冯君木先生的次子。他少年时代就受到中共地下党员沙文汉、冯定的革命思想影响。1932 年以优秀成绩在宁波效实中学高中毕业，因为家里无力供他继续深造，他去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部当校对员谋生。1904 年创办的《东方杂志》，是旧中国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大型综合类杂志。在这个岗位上，冯宾符有幸在主编胡愈之先生的直接指导教育下工作，还有机会向鲁迅先生请教。

1934 年9 月，正值内忧外患之际，胡愈之等在上海创办了《世界知识》杂志，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份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国际形势和普及国际知识的刊物。冯宾符从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世界知识》这一阵地。此后，他数十年如一日，研究与探索国际问题，成为中国第一代优秀的国际问题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冯宾符曾长期主持《世界知识》杂志工作，担任过世界知识出版社副社长、社长兼总编辑和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

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 一书1937 年10 月在英国伦敦出版后，立时轰动了世界。不久斯诺来到上海，将英文版的校样本借给胡愈之。胡愈之读后，认为这是一部能让全国人民了解红军长征，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及苏区生活的优秀书籍，特别是该书出自一个外国记者之手，更具说服力。于是他很快联络了林淡秋、梅益、王厂青、陈仲逸、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冯宾符等12 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的救亡志士，集体翻译出版。全书共12 章56 节，译成定稿后，出版却碰到了难题，一些出版商因害怕日军的残暴镇压而不敢接受。为此，由胡愈之先生倡议，于1937 年12 月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机关“复社”，冯宾符和周建人、许广平、郑振铎等20 位成员集资1000 元作为该社开始活动的经费。1938 年初，该书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复社”正式出版，中文名定为《西行漫记》。此书短短十个月里印行4 版，发行5 万册，轰动了国内及海外华侨聚集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斗志，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成千上万名中国青年因为读了《西行漫记》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们应该铭记这12 位最初的翻译家，其中就有宁波人冯宾符。

另一位翻译家是董乐山。

董乐山（1924—1999），我国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杰出的翻译家、优秀的文化随笔作家，1924 年11 月14 日出生于宁波一个从事染料生意的商贾之家，排行老三。先后在私塾、教会小学和教会中学读书。1937 年，转到上海光华大学附中继续学业。1940 年，作为上海光华附中全校学生的21 名学生代表之一，反对学校悬挂伪国旗并反对学校向汪伪政权“登记”，迫使校方未去“登记”，他因此被“勒令转学”（变相开除）。1942 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修英国文学。不到20 岁的他，便以“麦耶”为笔名，蜚声上海戏剧评论界。1949 年全国解放，董乐山没有随他的朋友们离开上海，而是留下来希望在新中国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干。1950 年考取新华社外文部从事翻译工作，曾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后相继担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译协理事等。曾在20世纪60 年代与其他几位好友合译《第三帝国的兴亡》，该书确立了董在翻译界的地位。而1976 年应三联书店之邀重新翻译的《西行漫记》，既是董乐山的代表作品，也成为译坛的经典之作。(www.xing528.com)

“文革”结束后，万物复苏，时任文化部新闻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翰伯决定重译《西行漫记》，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范用也很支持，就委托三联书店沈昌文负责组译《西行漫记》的事情（当时的三联书店隶属于人民出版社）。为什么陈翰伯会想到首先出版斯诺的《西行漫记》呢？这恐怕与其生活经历密不可分。陈翰伯青年时代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结识了斯诺。1937 年他又陪同斯诺的夫人赴延安，与斯诺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一批高瞻远瞩的人，他们选定的译者是董乐山。沈昌文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时还在奉行‘两个凡是’，三联书店的负责人范用由我陪同去找这位‘摘帽右派分子’约译，也可称是一件有胆魄的事情。”那么，董乐山是否能顺利接受约请呢？

事实上，董乐山与“复社”版《西行漫记》有特殊的渊源。据董氏回忆，“我第一次读到《西行漫记》是1938 年上海复社的译本。这本书可以说是我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海内外有不少青年正是读到了这第一本正面客观地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活动的书而投奔革命的”。“复社”版《西行漫记》译者之一的倪文宙还是董乐山的中学老师，他曾记得，老师“在课堂上撇开正课不讲，忍不住要评论抗战时局，这对我的政治启蒙起了很大作用”。此外，有一个事实也坚定了董乐山重译这部经典的决心。英文《西行漫记》的最初版本是1937 年1 月由英国维克多·戈兰茨（Victor Gollancz）公司出版，此后斯诺根据实际需要，曾对此书不断进行修改、订正、增补，1938 年7 月美国兰登出版社再版时他增写了第十三章。其他较重要的修订还有1944年版、1968 年版和1971 年版。我国20 世纪70 年代之前流行的几个主要译本都不是按照最初版本译出的：1938 年“复社”版虽然是根据戈兰茨公司英文初版本，但翻译的时候经斯诺作了修正，有许多字句和初版不相同，而且省译了第十一章的第五节；1949 年前的两个版本《长征25000 里》和急流出版社版的《西行漫记》是按照1938 年美国版译出的。因此，为了“把历史还它一个本来面目”，董乐山欣然接受了约请。

董乐山遵循严谨的翻译态度，严格按照1937 年伦敦初版本全文译出，“未做改动”。董乐山译本增译了第十一章第五节的《那个外国智囊》，使全书还原为12 章57小节，恢复了在英美风行一时的英文本初版的历史原貌。同时，对原文中的个别史实错误以及人名、地名、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也做了不少校正。具体来说，原文的96 个注释中译文保留了91 个，被省略的5 个注释的情况是：2 个注释的内容译在了正文内；2 个注释由于其对应的正文内容在译文中被省略，所以相应的注释也被省略；1 个注释被编辑删掉。董译本补充了30 个译注，其中27 个注释为原文中的人物、地点、文字等提供背景知识介绍，2 处译注是修正原文的记述之误，1 处译注是存疑说明。当然，董乐山翻译完毕，并不是译本的最后完成，译文还经过了编辑的删节和修改，考虑到了时局的因素和为尊者讳。当年翻译出版《西行漫记》在出版界是一件有影响的事，当时毛泽东与斯诺的口译、革命前辈吴亮平把原译稿打印件交给董乐山参考，出版界前辈胡愈之亲自作序。书前冠有斯诺为“复社”版所写序言，扉页印有长征路线图，封底印有斯诺当年的照片，且配以斯诺好友、新西兰著名诗人路易·艾黎纪念作者的诗句，全书共收照片69 幅。初版即印30 万册，很快售罄，接连加印，两年左右即发行165 万册。这一全新译本又同时被收入1984 年8 月新华出版社所出四卷本《斯诺文集》第二卷，扉页恢复英文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而将《西行漫记》改为副题。董乐山三联译本成为Red Star over China 汉译史上的经典译本。

据2016 年8 月5 日的《文汇报》报道，《西行漫记》在近80 年的传播历程中，已经被陆续翻译成法、德、俄、西、意、葡、日、朝鲜、蒙等语种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英文本有7 种，累计再版37 次，全世界收藏该书的图书馆数量超过了3500 家。这也印证了斯诺在1938 年上海“复社”的中译本前言中所写的：“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的，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这便是历史真实的力量。今天，人们重读这部经典，仍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的激情与使命，让不少读者热泪盈眶。如果四位宁波人泉下有知，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2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