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工程师徐承志：中国共产党成员的传奇历程与贡献

“这简直是不可相信的！”斯诺当年凭着一个优秀记者的职业敏感，对一位刚来自上海、曾留学日本的工程师产生了浓厚兴趣。此人30 多岁，留着短发，一腔宁波口音，却用英语接受他的采访。《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本）第七篇《去前线的路上》，斯诺记下了一个件“小事情”：

徐承志

我在吴起镇遇到一个电气工程师，一个名叫朱作其的很有才能但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他的英语和德语都很好，是个电力专家，所写的工程教科书在中国普遍采用。他曾在上海电力公司工作过，后来在慎昌洋行。最近以前，他在南方担任顾问工程师，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一年收入可达一万元。但他放弃了这样的收入，丢下家庭，到陕西的这些荒山中来，尽义务为共产党贡献他的力量。这简直是不可相信的！这个现象的背景要追溯到他敬爱的祖父，宁波的一个著名慈善家，他临死时对他年轻的孙儿的遗言是要“把一生贡献给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朱作其于是断定最快的办法是共产党的方法。

朱作其这样做是有点戏剧性的，是本着一种殉道者和热心家的精神。对他来说，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意味着早死，他以为别人也这么想。我相信，当他看到周围居然嬉嬉闹闹，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他一定感到有点意外。当我问他有什么感想时，他严肃地说，他只有一个意见：“这些人花在唱歌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他抱怨说，“现在不是唱歌的时候！”

这位宁波人肯定不会想到，自己居然以这种方式留在历史的记忆中，但通过史料挖掘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朱作其的一生同样波澜壮阔。

这位被斯诺评价为“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的朱作其，真实的名字叫徐诚炽，后来改名为徐承志。到陕甘根据地后他化名朱一之，“朱”是红色，“一之”喻统一，以红色统一中国。但被斯诺记音为“朱之一”，颠倒了。董乐山的译本，由于谐音，又把朱之一译成了“朱作其”——翻译中这类由于中外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而引起的传达上的误记，是常有的事。中华书局版《鄞县志·人物传》有“徐承志”条目：

徐承志（1900—1989）：原名徐诚炽，又名朱一之。鄞江镇光溪村人。初入家乡小学，后到宁波工业专门学校读书，1916 年毕业。曾赴日本求学。从小学至留学全部生活及读书费用都由同族祖辈徐原详资助。他常以徐原详急公好义精神激励自己，决心为国为民不懈努力。1918 年任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教员兼实习工场经理。1922 年入上海美商慎昌洋行动力部任制图员、设计师。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在上海英商杨树浦电厂任技术负责人的工程助理。1925年参加“五卅”示威游行，发动杨树浦电厂罢工，推动了上海五卅运动的开展。建立了电厂第一个工会，任工会负责人。并在电厂中发展党员，代表中共区委出席党支部成立会。1927 年3 月工人起义胜利，上海市临时政府成立，他被推为上海市总工会直属的市政总工会负责人。“四一二”政变后，党组织指示他离沪避难。翌年潜回上海专心著作，编写的《工程图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8 年任上海中国铁工厂制图室主任。1933 年作为中华铁工厂顾问工程师，并参加上海职业界抗日救国活动。1936 年6 月，他受党组织派遣率领5 名技术工人支持陕北中央根据地，任红军供给部工程师，协助叶季壮部长工作……(www.xing528.com)

徐承志在回答斯诺他为什么参加革命时，说要追溯到他“敬爱的祖父”，“宁波一位著名的慈善家”。这里同样有一个小误会。斯诺笔下把徐原详记为徐承志的“祖父”，其实是同族的叔祖，即是说徐承志是徐原详的族孙。或许英语中没有“叔祖”一词，就被斯诺记为“祖父”。关于这位祖父徐原详，民国版《鄞县通志·文献志·人物传》的“义行”条目，用400 余字载其事迹，择其出资设立“培才”学堂供邻闾儿童入学，筹划、捐资兴建水利工程等义行。新版《鄞县志》还记载了徐先生70 岁寿诞时，大总统徐世昌赠书“急公好义”之匾，其逝世时乡民送殡队伍长达7 里。

据徐原详的后人金学种先生多方考察，撰文考证，徐承志自小聪明，却因家境困难上不起学，原详先生就免费让他读书，并资助他家庭费用。从“培才”到宁波甲种工业学校，再到留学日本，徐承志求学时的所有费用全由徐原详资助。从日本回来后，徐承志先到黄炎培创办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任教，接着又在慎昌洋行动力部任工程师，收入丰裕。但青年徐承志不满足于自己优裕的生活，寻找解救人民苦难的“最快方法”。这期间他读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和瞿秋白的《新俄游记》《赤都心史》，向往苏联，向往革命。1923 年，他在工业学校的校友陈维毅介绍他与上海大学共产党组织联系，他被接纳为共产党员。1925 年5 月30 日，参加了纪念顾正红烈士的反帝大游行，目睹了帝国主义在南京路上枪杀游行学生的暴行。翌日，他利用自己在厂内的地位成功地发动了杨树浦电厂工人罢工，使公共租界内所有工厂都因断电而停产，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后来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他任市总工会市政工会负责人，出席了上海临时政府成立大会。“四一二”以后，徐承志被通缉，党组织要他立即离开上海。他逃回宁波。但宁波同时甚至可以说是先于上海“清党”，他在家乡鄞江镇也险遭追捕，躲到四明山一个亲戚家，入冬后潜回上海朋友家躲藏，开始编写《工程图学》。此书后来用“徐去非”的笔名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就是斯诺所说的那本“在中国普遍采用”的工程教科书。这个时期正是革命最困难的时期，上海的中共党组织几乎完全被破坏。徐承志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在偏远而相对安全的吴淞中国铁工厂任制图室主任，一边寻找组织。一天，他听见隔壁厂长室里在密商捉拿一个叫季明的青年人，他立即找到季明，要他赶快躲避。季明是个团员，后来转党。通过季明，他和党组织联系上了。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工作。同时，他又把沙文汉等几位与党失去联系的同志介绍给季明，使他们也找到了党组织。

1936 年春天，中央红军因兵工厂需要技术人员，上海党组织决定由徐承志带领几位技术工人支持陕北。徐承志动员并率领中华铁工厂工人徐金林等一行六人前往陕北中央根据地。当年的西北之行是多么艰难！比不久后的斯诺西行还要困难，也更危险。但也有不少相同处：都是通过一个神秘人物，即《西行漫记》中的那个“王牧师”，也就是曾经抚养照料过毛泽东三个儿子的董健吾的帮助；到西安后又通过地下党与刘鼎接头，再由东北军中的中共党员王礼仁护送到苏区边界，进入安塞；最后在叶剑英、李克农的安排下，到达当时党中央所在地保安。徐承志被任命为红军供给部工程师，协助部长叶季壮，整个部就他俩办公。但他不愿坐机关，经常去吴起镇的兵工厂参加实际工作。对他这个技术精湛的工程师来说，兵工厂的工作可说是轻车熟路。当然，物质条件很差，荒凉的山坡，贫瘠的黄土地，吃的是黑豆谷子，人住窑洞，厂也在窑洞里。但对本来就准备献身于神圣的革命事业的“殉道者”徐承志来说，这些困难算得了什么？就在这时，就在这里，斯诺采访了他。

然而，每当读者读到徐承志感叹那句“他们唱得太多了”，肯定会有一种疑问，是否字里行间别有深意？是不是当事人徐承志对那时根据地过多的文娱活动不满？徐承志妻子的孪生妹妹、著名的革命家陈修良女士在20世纪90年代所写的怀念文章《斯诺笔下的“殉道者”》一文中，也曾提到：“当然，徐承志不是完人，像他怨周围的人‘花在唱歌的时间太多了’就不一定对。当时的陕北，对外来知识分子不很信任的情况也是有的，他心里也曾有过委屈。但他的干劲得到众口一词的赞赏，毛泽东、朱德曾几次接见过他，和他一起照过相，他的直接领导人刘长胜也对他赞不绝口。”徐承志在陕北有过什么“委屈”，陈修良没有具体说。金学种先生认为，其实是陈修良误会了。事实或许是这样的：斯诺对这位留过洋的工程师从上海来到陕北太感兴趣了，问东问西，总想从徐承志嘴里多套出一些东西。在此之前或之后，斯诺采访毛泽东、朱德、徐海东等中共和红军领袖时，问得都很详细，这些被采访者也很配合，唯有这个徐承志，对斯诺的采访好像缺少别人所有的那种热情，只是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答着。所以尽管斯诺对徐承志的兴趣很浓，但收获有限，《西行漫记》也只记了短短两段。也许美国人斯诺对此很不明白，其实是不难理解的。那些刚从偏僻之地经过艰难的长征，好不容易来到陕北的中共领袖们，难得见到他这样的洋记者，感到很新鲜，也很愿意把自己的故事和经历向世人展示。而这个刚从上海来的留过洋、见惯了外国人，甚至看惯了各种英文报纸的徐承志，对斯诺这样的洋记者，本来就不觉得有什么新奇。相反，对他的采访却感到为难。原因是，他长期从事地下斗争，虽然到陕北后用的是化名“朱一之”，但一旦这位美国记者把他的经历公布出去，他自己倒无所谓，反正已经来到了红区，但很有可能会连累他在上海的战友、朋友和同事。再说，以他的个性，他不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有什么特殊，没必要宣扬，尤其是赞扬。正由于这些原因，面对斯诺的提问，徐承志一面思索着哪些不该回答，一面又下意识地或者说是掩饰地将目光投向窑洞外。巧的是，不远处正好有一些人在组织唱歌，而这恰恰又是他来到陕北后所常常看到的情景。而斯诺正努力调动他采访对象的话语，见他的注意力投向了窗外，就顺口问：你对这些人的唱歌怎么看？这一问，又正好合了徐承志想转移话题的用意，也说中了他的心里话，于是他就顺口而说：“现在不是唱歌的时候——他们用在唱歌的时间太多了！”这不难理解，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工程师，又是一个积极的革命者，来到久已向往的中央苏区，他恨不得把整个身心一分钟都不浪费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这才不经意中脱口而出这一句话。其实，当时的斯诺也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才把这句话作为《西行漫记》中的一个标题。

后来，徐承志得了血吸虫病，到上海医治，病愈后与陈逸僧结婚。后转移到重庆，为架设秘密电台，开了一家小工厂，秘密电台就设立在工厂内。过了几年，他前往湘潭、桂林等地从事机器制造工作，支持抗日。新中国成立后，他捐献了在贵阳的工厂，先后在唐山发电厂、北京电子设备总厂出任主任工程师、顾问，华北电力公司顾问。“文革”时，徐承志悉心研究起中医来，为人免费治病，倒也颇得人心。1989 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0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