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平对毛泽东的翻译探讨分析

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有三处提到了吴亮平。吴亮平的第一次亮相，斯诺是这样记述的：

坐在我旁边的是吴亮平，他是一位年轻的苏维埃“干部”，在我对毛泽东进行“正式”访问时担任译员。我把毛泽东对我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用英文全部记下来，然后又译成中文，由毛泽东改正，他对具体细节也必力求准确是有名的。靠着吴先生的帮助，这些访问记再译成了英文，经过了这样的反复，我相信这几节文字很少有报道的错误。

我在搜集材料上多亏吴亮平给我许多的帮助。他是蒋介石在浙江的故乡奉化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几年之前，因为他那显然有野心的父亲要叫他和蒋总司令的一个亲戚订婚，他就从家里逃出。吴是上海大夏大学的毕业生。在上海，帕特·吉文斯曾经逮捕他，使他在华德路监牢里关了两年。他曾经留学法国、英国和苏联，二十六岁，因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努力工作，领到了制服、住所和食物——后者主要是小米和面条。

吴亮平（1908—1986），学名吴良珷，字亮庑，曾名吴黎平，出生于宁波奉化吴家埠村。1919 年，考入上海南洋中学。1923 年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预科，后转大夏大学学习商科。曾任上海学联总务部部长，参加了“五卅运动”。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1 月，在恽代英推荐下，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留校任教。1927 年，转为中共党员。同年7 月，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编《环球》周刊，并参加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1930 年2 月，在中共法南区委工作，同时在上海法政大学授课。积极投入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同时翻译出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编写出版了《社会主义史》《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等，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及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1930 年11 月，在上海被捕，被判刑两年，关押在提篮桥监狱。1932 年10 月，吴亮平出狱后赴江西瑞金，先后任红军学校宣传部部长、政治总教员、粮食调剂局局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副部长及部长。1934 年10 月参加长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第三军团宣传部部长。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上海市沪西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企业管理委员会副书记、化学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党校顾问。他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翻译家。

吴亮平参加长征到达陕北保安时，在毛泽东的窑洞前留影(www.xing528.com)

为什么毛泽东选择吴亮平作为英文翻译呢？原来吴亮平是一位知识渊博，精通俄文、英文、德文的革命干部，是党内著名的翻译家。在苏联学习期间，他曾与张闻天等人共同翻译了《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30 年冬，吴亮平着手进行《反杜林论》的翻译工作。这是一部长达27 万字的理论著作，为了追求翻译的准确度，他对照俄、日两种文字的版本进行翻译，三个月后完成了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的翻译工作。1930 年，该书在上海江南书店以署名吴黎平出版，三年销行五版，带动了中国大陆学习马列主义的高潮。1932 年，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的毛泽东，到处搜集马列著作，其中就有吴亮平的《反杜林论》。他不仅如获至宝，还多次和吴亮平一起探讨这本书中的理论问题。后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吴亮平用半年时间，根据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1938 年订正的新俄译本、德文原本和英文本，重新审校了《反杜林论》的译文，更正了初次翻译时由于工作条件恶劣而导致的误译，并在1940 年由抗战书店出版。毛泽东曾对吴亮平翻译马列著作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吴亮平“功盖群儒”，“其功劳不下于大禹治水”。正是吴亮平高超的英语水平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与国际友人的书信往来，都由吴亮平担任翻译。因此1936 年斯诺到陕北访问，也由吴亮平负责接待，并担任毛泽东同斯诺谈话的英文翻译。

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一般都放在晚上，所以斯诺与吴亮平的翻译工作也是在晚上进行的。按照斯诺的回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在以后接连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吴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泽东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在这种长时间的谈话中，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内容涉及毛泽东自己的生平以及中国领导人的许多事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红军的军事策略，以及中国未来的方向、中国抗战决心和抗战的业绩，斯诺搜集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吴亮平的敬业。在每次长时间的谈话之后，吴亮平都会把汉语笔记和英文翻译文字与毛泽东认真核对，核实每一个细节与用词，他要求自己译出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词语都具有高度的准确性。

此外，吴亮平不仅擅长进行随时的英语口译工作，还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眼光。在马列主义刚刚进入中国的时期，吴亮平就看到了中国政治家对马列著作的需求，翻译了《反杜林论》，大大推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速度。这是一种极强的政治敏感性，可见吴亮平是一位有着高度政治敏感和政治抱负的翻译家。在陪同斯诺进行延安采访时，吴亮平更是身兼翻译员、政策宣传员和思想工作者多重身份。他对斯诺在采访中所遇到的所有疑惑都给予积极的解答，并曾建议他一定要去前线看看，亲自接触到红军的生活，看到他们的生活，才会有更深刻的感受。这也就是斯诺《西行漫记》中《同红军在一起》一篇产生的原因。正是在吴亮平的推荐、引导下，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写下了许多生动的细节，也受到了一次次的震撼：“单单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拥有与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的能力了。这就是红军军官习惯说的：‘弟兄们，跟过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在吴亮平身上，斯诺也备受感动：“最使我感动的是，光是提到要到前线去，就在他这个久经锻炼的老布尔什维克和长征战士身上引起那样大的热情。”这种热情也感染着、激励着处于犹豫中的斯诺，勇往直前，到战地去记录真实的故事。

四个月的采访，满满14 本笔记本，正是通过翻译工作，吴亮平帮助斯诺完成了这次伟大的战地采访，第一次向全世界真实、完整地报道了中国红军和中国长征，历史将铭记这段光辉岁月。而吴亮平再次与这部书发生关系，已经是40 年以后的事了。“文革”时期，在“打倒一切”的声浪中，《西行漫记》也惨遭禁锢。“文革”结束后，《西行漫记》也重获新生。1979 年12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亮平整理定稿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副标题为“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红军长征等问题”。作为当事人之一，他依据原书《红星照耀中国》和《密勒氏评论报》等有关书刊资料及自己的回忆，在可能范围内对译文做了必要的订正，增加了一些脚注，丰富了原书的背景资料。诚如他在《前言》中所说，《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中“有个别地方按我的记忆确实不符合毛泽东同志谈话的原来意思，不能不做必要的订正。斯诺当时是通过我的口译，才了解到毛泽东同志谈话的内容的，如果我作为当时的口译者对斯诺的个别记叙文字作些必要的修订，以便准确地表达毛泽东同志的原意，那么我想，要是斯诺今天还在，是不会反对的吧！”尽管这本书初版印数不大，只有五千册，但作为一种文献性版本，自有其难以取代的独特价值，故翌年二月旋即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