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安子介热衷于商务和政务活动以及汉字学研究之时,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伟大的事,这就是香港回归。
1983 年,安子介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1985 年,他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此期间,一代伟人邓小平多次接见安子介等香港各界知名人士。
邓小平与安子介的第一次会面是1983 年6 月23 日。当时,安子介与霍英东等港澳知名人士站在前排,邓小平与安子介等亲切握手后,开门见山就谈香港问题。邓小平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若于1984 年9 月尚无协议,中国届时将宣布自己的解决方案。”6 月25 日,邓小平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代表和委员,安子介再次被安排在前排,这是邓小平与安子介的第二次会面。邓小平还是就香港问题发表意见。他说:“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不会改变,要继续把港澳工作做好。”邓小平强调,实现祖国的统一是80 年代、也是90年代我们要办的三件大事之一。当时,香港同胞对英方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顽固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而使中英谈判陷入僵局忧心忡忡。邓小平坚定而又不失灵活性地说:“我们要给英国人下台阶,谈判可能不从‘收回主权’开始,而是先谈1997 年之后怎么办。”最后,邓小平明确指出:“不做李鸿章第二,租期不予延长。”安子介清楚地知道,正是邓小平这一策略,使中英谈判打破了僵局,谈判重新积极进行。
1984 年5 月25 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的港澳代表和委员时,安子介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站在前排接受接见,并与邓小平亲切握手,这是邓小平与安子介第三次会面。邓小平在这次接见中,主要谈了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的驻军问题。邓小平当时余怒未息,对在场的港澳委员和港澳记者大声地说:“在香港是要驻军的,既然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连这点权利都没有,那还叫中国领土?”安子介对邓小平动这么大的怒气是理解的,因为他知道,当时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是否驻军香港,是一个全世界关注的关键性问题。邓小平环视四周,口气稍微缓和地对出席两会的港澳代表委员进一步说,中国政府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
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后,邓小平又一次接见了安子介等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这是邓小平与安子介第四次会面。安子介作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和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主任,被安排在邓小平的身旁就座。这次会面后,安子介更加积极地参与基本法的起草和咨询工作,努力发动咨询委员们在香港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然后逐条逐项地整理成书面材料,如实地向起草委员会反映。据原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回忆,在香港回归的那段日子里,因工作上的关系,他与安子介接触颇多。梁振英说,安子介虽在社会上德高望重、博览群书,但他从不摆架子,而且性格开朗,重视实际,并能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
梁振英在有关文章中说,该会当时就基本法的第一和第二稿咨询市民意见,打算用崭新的宣传手法,包括邀请徐小凤在不同媒体唱小调、邀请刘家杰作旁述,以及制作盲人凸字版等。起初梁振英和秘书处人员担心安子介不会接受如此前卫的建议,不料其回答是信任与鼓励:“这些事你们年轻人若有周详的部署便可以做,具体内容由你们自己决定便可。”梁振英说:“由于安子介的开明大度,使大家更有干劲做好基本法的咨询工作。”
1990 年2 月17 日上午,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委员。这是邓小平与安子介的第五次会面。邓小平满怀欣喜地说:“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我对你们的劳动表示感谢!对文件的形成表示祝贺!”会面后,安子介对他的朋友说:“基本法确实是一部史无前例的法律。到1997 年7 月1 日香港的主权交回中国,我们也就完成了历史任务,可昭示后人。” 安子介比喻基本法的起草如造长城一般,是件十分伟大而艰巨的工作。(www.xing528.com)
在香港回归的日子里,安子介以极大的热忱投身于各项工作。他创造性地提出“香港保持繁荣稳定16 条”建议,对稳定香港的人心起到了积极作用。从1985 年开始,在将近五年的基本法起草过程中,他认真履行职责,怀着对“一国两制”的坚定信念,积极组织基本法咨询委员会,配合基本法的起草过程,开展一系列的推广和咨询活动。他先后主持了8 次咨委会全体会议、30 余次执委会,汇集各界人士对制定基本法的意见,共向起草委员会递交了57 份报告。1988 年,安子介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入院治疗。在病床上,他仍然关心咨委会的工作。可以说,安子介为成功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0 年,他积极参与筹建“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集中研究香港经济如何发展和香港过渡时期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同时,他也在香港社会积极推介基本法。
自1993 年开始,他在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过程中担任重要职务,不顾年迈体弱,频繁地奔波在香港与北京之间,主持各种会议,出席各类重大活动,听取和反映香港各界人士意见,参与制订各种方案和政策。在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艰难历程中,他以满腔热情和真知灼见,始终如一地坚持爱国爱港立场,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献计献策、忘我工作。即使在香港回归祖国后,他也一如既往地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全力支持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依照基本法施政,为实施“一国两制”方针和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做出了杰出贡献。
(金涛,定海海洋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正高级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妈祖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韩国全北大学客座教授。)
(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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