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后方的进步影剧事业：应云卫的贡献

◆　张守广

近代以来的宁波帮以实业家、金融家为主体，并在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有相当突出的表现。中国话剧运动的开拓者和组织者，中国电影事业的先行者应云卫就是一位在艺术领域有特殊才能的宁波籍著名人物^[1]。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应老板”不仅名声显赫，而且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关系密切，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发挥了光荣而特殊的作用。

应云卫（1936 年）

应云卫（1904—1967），祖籍宁波慈溪，生于上海。1920 年毕业于上海的青年会中学，毕业后到上海一家颇有名的轮船公司任职，但他钟情的却是戏剧。1921 年冬，应云卫参与改组创办上海戏剧协社^[2]。20 世纪30 年代初，他还秘密参加上海的左翼戏剧家联盟。1936 年，应云卫担任上海明星二厂厂务主任，爱国激情使他不顾当局的高压，毅然导演了大型反帝戏剧《怒吼吧！中国》。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上海电影界的一次集会上，应云卫针对电影界的不良风气，题词倡议：“多拍粗臂，少拍大腿。”^[3]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带领上海救亡演剧第三、第四队沿上海、南京一线作抗日演出，先后演出《保卫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为动员民众抗战不遗余力。1938 年抵达武汉后，上海救亡演剧三队和四队经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同意，接受国民政府军委会政训处（即政治部前身）派来的王瑞麟（阳翰笙曾说此人“也是我们的朋友”）的邀请，和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合作，改组为“抗战剧团”，由应云卫任团长，郑君里任副团长，瞿白音和徐韬任队长。这样，“抗战剧团”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实际上则是一个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文艺宣传团体。因为有政治部的招牌，它成为第一个被国民党准许到前线去而实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剧团。后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组织演剧队时，因为“抗战剧团”是政治部下属最早的剧团，所以又被编为政治部所属演剧一队和二队^[4]。其间，应云卫又成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导演，并拍摄了著名电影《八百壮士》。

著名戏剧家阳翰生在汉口创作了表现各民族团结抗日的话剧《塞上风云》 剧本，排练演出后反响巨大，成为阳翰生在抗战时期演出场次最多的一个话剧剧本。1939年，阳翰生将话剧《塞上风云》剧本改编为同名电影剧本，并交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应云卫则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出任电影《塞上风云》的导演。1940 年初，应云卫作为导演兼领队带领《塞上风云》西北摄制组到内蒙古拍摄外景，往返中有意经过延安。摄制组作为第一个来自大后方的重要艺术团体，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热情接待。2 月15 日，毛泽东专门设晚宴招待西北摄影队，关切地询问摄制组演艺人员在大后方生活、工作、学习的情况。应云卫作为领队向毛泽东主席介绍了《塞上风云》的内容和拍摄计划。毛泽东主席听后说，《塞上风云》这部电影较好地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材^[5]。后《塞上风云》于1942 年2 月在重庆抗建堂正式上映，连演33 场，观众达数万人次，受到广泛好评。

皖南事变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从各方面组织力量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和高压政策进行反击。深感进步戏剧受到严重压制的应云卫等向阳翰笙提出：“我们在这里等着挨打不是办法，要干，要演戏！”阳翰笙把这个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受到高度重视。周恩来指出：在各种文艺形式中，话剧比较易于和现实斗争相结合，能够与群众直接进行交流，而且观众多是年轻人，影响比较大。要冲破国民党的严令和封锁，应当首先从话剧开始。为此，周恩来嘱咐阳翰笙拟定一个初步计划。经过阳翰笙与郭沫若的研究，决定趁国民党政府解散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一部分电影工作者远走香港，中央电影制片厂陷于停顿之机，联络部分中央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在重庆筹组中华剧艺社^[6]。

这样，在1941 年的春末，阳翰笙到重庆观音岩下张家花园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找到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和导演陈鲤庭，几个人彻夜长谈。当时翰老的计划是：只需组织一个二三十人的班底，有若干基本演员和舞台工作、行政工作人员，其余人马都向国民党中宣部所属的“中电”（中央电影摄影场的简称）和军委会政治部的“中制”特约邀请。其原因是当时这两个电影厂由于没有胶片拍不了电影，更重要的是“中电”的演员白杨、路曦、吴茵、顾而已、施超、魏鹤龄、谢添等，以及“中制”的舒绣文、秦怡、章曼苹、陶金、石羽、钱千里、陈天国等等，都是有影响而且可以招之即来的著名演员。除此之外，怒吼剧社的张瑞芳等也可邀请。加上“中电”场长罗学濂是阳翰笙的旧相识，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制”厂长郑用之买曾任黄埔教官的阳翰笙的账，两处的导演可以随时特约。陈白尘由于组织剧社屡遭挫折而并不热心，听了这样简单易行的计划后，又开始跃跃欲试起来。等到他知道这个计划已经获得“胡公”（当时后方进步文化人对周恩来的尊称）的支持与批准，原有的顾虑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当考虑剧社的领导人时，大家都感到“（没有一个）对内可以领导群伦、对外又可以对付三教九流和一切牛鬼蛇神，特别是向国民党反动政府登记立案时不致被怀疑的人物……没有这种头面人物是兜不转的”。在这种情况下，阳翰笙、陈白尘等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应云卫，认为应云卫在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当过类似团长的职务，他自己也口口声声自我调侃是“买办资产阶级”，因此其担任剧社领导人是可以胜任并被国民党政府批准的。大致商议决定之后，阳翰笙“果然以他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云卫离开了中制，而且还费了更大的力气说服郑用之，才允许应云卫辞职”^[7]。对此，后来阳翰笙在回忆录中记述道：

我考虑到政治环境的险恶和经济条件的艰难，计划组织一个人数不多，约三十人左右的基本队伍，其他某些演员可以作为业余参加，不脱离自己原单位，这样工作起来比较灵活主动。关于出面领头的人选，很费斟酌，他既要是我们的人，但政治色彩又不要太浓；既要业务真正懂行，又要有组织活动能力。我想起了应云卫同志。他是个无党派人士，但是他一直信任党，追随党，在文化运动中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进步；他是个干才，点子多，艺术上有水平；虽然在作风上有些缺点，但他敢于冒险犯难，勇于在当时这样困难情况下站出来挑重担；他关系多，会应付，对付国民党有一套办法。我把上述想法先和郭老商量，得到郭老热情支持；然后再向恩来同志请示。他作了精密细致的推敲，然后同意了这一计划，还提醒我对反动派的阴谋要有足够的警惕。于是，筹备中华剧艺社的工作便开始了。^[8]

接着，由郭沫若任主任委员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以相应名义向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申请经费，周恩来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批准拨付3000 元为开办费，于是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南岸黄桷垭苦竹林租下两楼两底的一栋简易民房作为排练场地（后来租用重庆国泰大剧院对面一个大杂院里的一处三开间一楼一底旧楼房为社址），就算正式成立。成立后的中华剧艺社以应云卫为理事长，陈白尘任秘书长（负责编剧等）。到这一年10 月，由应云卫导演、陈白尘编剧的话剧《大地回春》正式上演并获得巨大成功，由此拉开了大后方1941 年到1943 年雾季演剧的序幕。在1941 年到1943 年的雾季演剧期间，由中艺演出的大小剧目多达80 多个，其中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则首推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

《屈原》从创作到排练再到演出，实际上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国民党黑暗统治之间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1942 年1 月2 日至11 日，郭沫若在10 天时间内以燃烧的激情和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屈原》剧本的创作。在创作过程中，周恩来亲自到郭沫若家里，与其讨论创作中的问题，说屈原这个题材好，屈原受迫害，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1 月24 日到2 月7 日，剧本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全文连载。国民党方面深感口味不对，但鉴于郭沫若是当时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只能拿《中央日报》副刊的编辑开刀，于是撤销了孙伏园副刊编辑职务。在《屈原》这个戏是否排练和演出的问题上，周恩来给予支持，并表示如果动员有关方面的人员有困难，党组织可以派人去做工作。在排练过程中，周恩来多次到场观看，还请其中两个主要演员到红岩村向他们解释《屈原》演出的政治意义。1942 年4 月3 日，中艺在重庆国泰大剧院正式公演《屈原》。陈鲤庭为导演。演出阵容十分强大：金山演屈原，白杨扮演南后，顾而已扮演楚怀王，张瑞芳扮演婵娟，石羽扮演宋玉，施超扮演靳尚，苏绘扮演张仪，丁然扮演子兰，张逸生扮演钓者，均属最适当的人选，可谓空前绝后。报纸在报道中称：“白杨、张瑞芳同时出现于《屈原》，这才是第一流明星的大竞演！”《屈原》演出大获成功，周恩来非常高兴并给予高度赞扬，表示：“皖南事变之后，重庆文艺界万马齐喑，我们在这个时期钻了国民党的一个空子，沫若的《屈原》打破了十个多月来的沉闷，连国民党的‘要人们’也去看了，当然他们也知道，戏里骂的是什么人，但这是古代的事，是历史，他们也没有办法。”^[9]毋庸置疑，《屈原》能够成功，应云卫同样功不可没。(www.xing528.com)

由于《屈原》演出的巨大成功，国民党当局从此把中艺视为眼中钉，处处刁难，使该剧社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还要承受沉重的经济压力。为免遭更严重的迫害，中艺于1943 年夏转移到川西一带活动，周恩来通过南方局布置当地地下党组织动员力量给予协助和保护。中华剧艺社到川西后，以成都为中心，活跃于川西各地，除主要演出重庆时期的剧目外，还排演了一些新的进步戏剧。

郭沫若夫妇与《屈原》创作人员在舞台上合影（前排左一为应云卫）

1943 年9 月7 日，是应云卫40 岁诞辰（虚岁），大后方戏剧、电影界的朋友为其祝寿，并决定由夏衍、于伶、宋之的合作执笔，写一个《戏剧春秋》的剧本，以应云卫的个人历史来叙述中国新兴戏剧运动的历史。夏衍回忆道：

这一年（1943 年）9 月7 日，是应云卫四十岁生日，他不在重庆，但戏剧界的朋友都很怀念他。在当时，要开会是不容易的，于是，我们相约写几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来祝贺他的生日。我在《新蜀报》上写了一篇，其中有一段话说：“假如要以一个人的经历来传记中国新兴戏剧运动的历史，那么云卫正是一个最适当的人选。”宋之的对这句话发生了兴趣，因为应云卫在当时说来，似乎可以说是一个“奇人”。他是三北轮船公司的副经理，很受到浙江财阀虞洽卿的重视，可是他偏偏对话剧着了迷。他假如“安分守己”，本是可以在“十里洋场”过舒舒服服的生活的，可是他就是热爱话剧，一辈子为“剧运”而含辛茹苦。他是一个好人，但他不是一个完人，他在30 年代初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毅然加入了“剧联”，他先是为“剧运”而献身，经过战争年代的锻炼，而终于成了共产党的忠实的同路人，终身为民族解放、人民民主而奋斗。我们这些人和他共事几十年，我们看到他的勇气和毅力，当然也看到他从旧社会留下来的生活上、作风上的弱点。宋之的找了我和于伶，几乎是作了决定似的说：写几篇文章是不够的，得写一个剧本。抗战以来，我们写过歌颂军队、歌颂农民的戏，也写过表扬教育界、新闻界的戏。曹禺写了《蜕变》，是以医护人员为主人公的。可是为什么不写以戏剧工作者为主人公的戏呢，现在我们三个人来凑一下，写一个叫《戏剧春秋》的剧本吧。我和于伶都觉得“春秋”这两个字很好，我们可以歌颂，也可以作一些批评与自我批评。当时，“中术”（中国艺术剧社的简称）正演过于伶的《杏花春雨江南》，本来打算演李健吾的《云彩霞》，可是连这个剧本也通不过。于是我们三个人就来了一个“突出”创作，起初是三人鼎坐议定提纲，然后是讨论故事人物，最后是分幕分场地各人自认承包。大概我只写了两幕一场，从起意到脱稿，大概一共只花了三个多星期，后来再由我从头润色了一遍……由于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者的努力，这一炮居然打响了，上座很好，演出的场次也最多。我很少看自己写的戏，而这出戏我却看了四五遍^[10]。

抗战胜利后，中艺于1945 年秋初回到重庆。1946 年春，中艺和现代戏剧学会联合排练了由陈白尘编写的讽刺国民党统治区官场腐败的喜剧《升官图》。由于剧情在当时颇涉敏感话题，他们特意派人向负责审查剧本的国民党政府官员送了“金条”，居然由此获得了“准演证”！4 月7 日，《升官图》在重庆七星岗江苏同乡会小礼堂公演，立即轰动山城，连演一个多月。由于遭到特务等越来越严重的骚扰，才被迫停演。

应云卫尝言：“我不择手段，不择手段做坏事不行，做好事也不容易。”应云卫就是用这种办法来搞戏剧运动的。^[11]在应云卫的催促下，夏衍在重庆完成了讽刺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剧本《法西斯细菌》，随即将剧本交给应云卫。他看也没看就向夏衍表示：我保证用最好的演员，最好的导演，把这戏演好。夏衍说：你连剧本都没有看，怎么晓得通得过通不过呢？应云卫表示他有办法。当时，国民党政府方面的新闻检查官（戏剧检查处处长）叫鲁觉吾，是CC 系的人，但与此同时很想成为剧作家。云卫说：“如果剧本通不过，我只要和他咬咬耳朵：‘你将来写个戏，我给你演，保证演好。’这样就行了。”应云卫用这样的办法，居然真使剧本通过了国民党政府方面的检查。在大后方特别是重庆演进步戏剧，常有特务找麻烦，有时甚至还有生命危险，夏衍、陈白尘都曾表示他们无法应付，而应云卫都能应付自如。应云卫对付三教九流均有一套，求情、借债、磕头作揖，更是常有之事。一次甚至为剧团内部事务，向剧社秘书长陈白尘下跪，哪知陈白尘早有提防，也下跪相求，于是两人“互相对跪下来，演出了一场不愉快的喜剧”^[12]。好在两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戏剧，仍能继续合作共事。陈白尘在后来回忆中华剧艺社和应云卫的时候，仍给予应云卫非常高的评价：

“中艺”草创时仅有三千元开办费，人员经常保持在二三十人，后来到四五十人左右，但能在敌人心脏地区辗转奋斗达六年之久，演出了包括在戏剧文学史上将长放光辉的大型剧本不下五十种之多，演出场次在二千场以上，观众约二百万人次，而且为未来的新中国锻炼出一批戏剧骨干。这一伟大成绩的取得，归根结底是由于有着党的领导！上有“胡公”这“总司令”，而始终具体领导着“中艺”的则是阳翰笙同志。自然，我也应该指出：没有应云卫同志这样具备特异才能的人和先后参加的一二百位社员的艰苦奋斗，也不可能有这样一段光辉的历史。^[13]

(张守广，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著有《超越传统：宁波帮的近代化历程》《宁波帮志·历史卷》等)

（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