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人的坦率性格：揭秘海派剧作家余雍和的生活与艺术

从山沟沟到大上海，三十年的奋进，重重叠叠的作品，使余雍和成了蜚声剧坛的海派剧作家。可是就个人性格习惯而言，这个江西老表至今还完全是一副山里人的脾气。

他依然保持着江西求学时养成的“夜猫子”生活习惯。熟悉余雍和的人绝不会在上午上门去找他，甚至连打电话也讳忌，因为这个时间是他补充睡眠的大好时光，谁也不忍去搅扰他的好梦。而晚上到他那十平方米的斗室，他可以好烟好茶款待，还陪你神聊到深夜十一二点。那是他思维最活跃、脑细胞最富有生气的时候。也许你已抵挡不住呵欠连天，而这位江西老表却依然妙语如珠谈兴正浓。因为他屋子的灯光总是通宵不熄，再加上他写得累了，经常在半夜起身到弄堂走一圈清醒清醒，小偷盗贼以为这儿长期有人值班巡逻，都不敢贸然光顾。附近的邻居因此沾光，整个里弄多年来居然没有发生过被偷盗的事情，居委会的老大姐几次要为余雍和在治安上的贡献记上一功。

他对朋友重感情、讲义气也是出了名的。谁都说沪剧院的导演杨文龙脾气大难相处，可余雍和却与他成了生活上的知己挚友，艺术上长期合作的最佳拍档。在余雍和家，端出一碗发芽豆、一碗青椒炒香干，两人喝着黄酒，议论戏的取材、构思和艺术处理，经常谈到深夜。余雍和写《女儿的回忆》时，杨文龙为了抢时间。主动写了后半部戏，给余雍和作参考。余雍和从整体构思考虑没用他的稿子，但在演出说明书上要在编剧一栏里署上杨文龙的名字。杨文龙坚持不肯，余雍和就从自己剧本稿酬中提出一部分，以给杨文龙孩子买点东西的名义专程送到杨文龙家，杨文龙为余雍和的真诚感动得说不出话来。《黄梅戏女王》公演后上座不如余雍和以前写的几个戏，杨文龙埋怨自己得了病，影响了排戏，感到对不起余雍和。余雍和却主动承担责任说“你已尽了最大努力，主要问题是剧本没搞好”。杨文龙因病去世后，余雍和十分悲痛，从追悼会到骨灰安葬仪式都是他帮着张罗。对杨文龙的家属子女，他不仅从生活上照顾他们，还亲自东奔西走帮助他们解决住房问题。1991年，他还主动联系沪剧院、艺术研究所和文化音像中心联合举行了杨文龙导演艺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从经费筹措、发言文稿到报刊杂志的报道评论，他都一一安排落实。很多人感慨地说，“杨文龙一生有这样一个朋友，死也瞑目了”。

余雍和是剧作家，他对朋友的关照，更多的是在创作上。这方面很多人都得到过余雍和的倾心相助。沪剧院出了一台好戏《明月照母心》，作者曹静卿和张东平逢人就说余雍和在这个戏上花了大量心血。确实，这个戏余雍和参加了创作的很多活动。两位作者一接到任务，就赶到余雍和家来商量，余雍和帮他们分析，认为这个题材大有可为，热情鼓励他们去写。作者去武汉采访回来又去余雍和的那个斗室，细谈他们的感受和初步设想。余雍和与他们一起反复讨论，敲定了整个戏的提纲和构思。这个戏上演后，剧本需要修改，余雍和当时正在赶市里的一个创作任务，忙得不可开交，可他关心这个戏，每天晚上八九点钟总要赶到两个作者住的招待所，和他们一起研究修改方案。余雍和搞戏有经验，他出的点子往往切实可行。这个戏赴首都汇报演出时，余雍和放下手头的事随行北京。他帮着请专家看戏，组织座谈会，还跑报社联系宣传报道，由于过度劳累，人瘦了一大圈，还生了一场病。(www.xing528.com)

余雍和对人既热情，又坦诚。遇到看不惯的事情，这个山里人依然是直筒子脾气，喜欢明里开销，绝不支支吾吾、吞吞吐吐。对沪剧演出中某些比较庸俗的表演，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反对意见，即使对沪剧界享有很高声誉的老艺术家他也不讲情面，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希望他们爱护自己的舞台形象，千万不要在戏里做肉麻过火的表演。为了推荐扶植青年演员，他得罪过一些名角儿，有的因此长期耿耿于怀，他却处之坦然，“我不是跟谁过不去。为了剧院，为了事业，对我再恼火，我也照样得说”。

这个山里人襟怀坦白，对自己要求更严。1991年，他用了半年多时间采访构思了一个华侨题材的戏，还动笔写了三场，听过提纲的人觉得不错，他却总觉得不满意，自己把自己的戏毙了。他的《牛仔女》得了上海文化艺术节优秀成果奖后，沪剧院开创作会议时都希望听他介绍成功之道，没想到他发言时却认认真真地解剖起自己存在的问题：一缺乏大作意识，二生活不够扎实，三人物深度上需要努力。1992年，组织上给他分配了一套住房，别人都为他高兴，他却不无担忧地说，“现在装修住房都搞得像半个宾馆，人是有惰性的，太舒适了，我怕再也写不出剧本来。”

这就是余雍和——一个来自大山、性格也像大山一样朴实的海派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