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艺术追求与鲜明创作风格分析

文牧之所以能在现代戏创作中取得卓越的成就，是与他长期坚持深入生活分不开的。他曾当过米店学徒，学艺后又经常在江南城镇跑码头。他是观察生活的有心人，有空经常上茶馆听新闻，对当时社会上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物都相当熟悉和了解；对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也熟记于心，创作时就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牧对下乡、下厂、下部队深入生活更加重视。创作《芦荡火种》，他最初是从建军三十周年的一篇征文《血染着的姓名》中受到启发，产生了表现地下党营救新四军伤病员题材的强烈冲动。他曾多次采访当时36位伤病员的幸存者，还到当时曾战斗在阳澄湖一带的部队搜集素材，听当地群众和部队领导同志回首往事，这些活动为他创作《芦荡火种》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如果没有长期的生活积累，没有及时的跟踪采访，文牧的笔下不可能出现像阿庆嫂、郭建光、沙奶奶、胡传奎和刁德一这些有血有肉、具有独特个性的生动艺术形象。

平时他很反感人家说沪剧是“话剧加唱”。他觉得，外行人说说还行，而有些沪剧同行也认为自己剧种特点就是话剧加唱，这不是笑话吗？沪剧来自农村，历来载歌载舞，以前从未见过话剧，何来话剧加唱？

为了反驳这种论点，他在创作《罗汉钱》时有意识地作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是挖掘沪剧传统曲调，在开幕闭幕合唱时用“进花园”，“燕燕做媒”用“紫竹调”，“小晚赠钱”用“寄生草”，“小飞蛾相亲”用“吴江歌”，“夫妻相争”用“绣腔”。二是在舞台调度上与导演配合，尽量用“链条箍”“如意头”“拔鞋式”等传统表演手段，让大家看看，沪剧啥地方是话剧加唱。果然后来写《芦荡火种》里的“芦苇疗养院”“阿庆嫂办嫁妆”，也都戏曲化而力避话剧加唱。在戏里还特地设计了一场充分体现戏曲表演特色的“智斗”三重唱，真是用心良苦。

文牧是演员出身，编戏时首先考虑舞台场面要“活”。曾在一个戏里，写了个“参军青年别家”一场，有句唱词叫“舍不得故乡的家山树”。导演与评论家都说此句有语病，“家山树”一字令人费解。其实，这里是分别指舞台上左右前后屋、山、树三个景片装置。演员在台上触景生情，可以对着这些景片侧身转眼，自由活动，起到了情景交融的良好效果。更何况为什么留恋这家、山、树，前几场已有铺垫，观众一目了然，并不费解。他很不服气地咕了一句“剧本是给演员演的，又不是小说只供人读的”。

文牧在创作上取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他几十年一贯的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他写作速度算不上快手，但一旦接受创作任务讲究苦心经营，拿出的作品总能达到相当水平。为一句台词、一个唱句，他经常搞得茶饭不香，坐卧不安，反复推敲，仔细琢磨。对于已经上演的剧本，他从来没有满意的时候，总是一遍一遍改，一次一次加工，使剧本质量不断得到提高。正因为如此，他的很多作品才能成为传世之作，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www.xing528.com)

文牧不仅重视现代戏的创作，而且在沪剧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当过演员，熟悉舞台，熟悉传统，懂得沪剧传统剧目的精华所在，在整理改编时态度极为谨慎，小心翼翼，生怕丢失了戏里哪怕一丁点儿好的东西。同时他对存在于一些沪剧传统剧目的庸俗、低级和小市民气的糟粕深恶痛绝，敢于大胆改造，推陈出新。他整理改编的沪剧早期传统剧目《庵堂相会》《陆雅臣卖娘子》等都深受广大观众喜爱，至今在沪剧舞台上久演不衰。

文牧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于195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长期担任剧团工会主席和党支部委员的职务。几十年如一日，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襟怀坦白，生活朴素，对同志诚恳坦率，对青年热情帮助，深受群众敬重，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和楷模。1956年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1978年又被评为市文化局先进工作者。1983年10月文牧办了退休手续，但他仍时刻关心院里的一切，主动承担了编写《沪剧志》的工作。他不仅自己努力回忆提供情况，而且不顾年迈体弱到处奔走采访，掌握了大量材料，为《沪剧志》和沪剧院的史志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退休后坚持回院参加组织生活和出席各种会议，从不无故迟到缺席。为照顾他的身体，院里领导多次要他乘出租车来院，但他勤俭成习惯，一直不肯叫车。他体谅组织，体谅剧院，直到病重就医，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

当得知自己的病情严重后，文牧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与病魔作顽强的抗争。他期望重返阳澄湖芦荡，继续寻找当年新四军战士坚持斗争的足迹，写一本《芦荡火种》的续剧，讴歌阳澄湖和沙家浜地区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为沪剧事业作出他最后的贡献。然而病魔终于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一代沪剧剧作名家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将永远怀念这位用自己优秀剧作为沪剧艺术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的著名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