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曲艺的三十年发展历程

自1948年到“文化大革命”，襄阳是个名副其实的“曲艺窝子”。在只有13万4千多人口的市区内（1946年的统计数），就活跃着六七十位曲艺艺人。也就是说，大约每两千个襄樊人中，差不多就有一位专业曲艺工作者。到1966年批《海瑞罢官》前，襄阳还拥有“襄阳鼓儿词”“襄阳小曲”“襄阳评书”“宜城兰花筒”“南曲”“湖北渔鼓”“湖北道情”“河南坠子”“大调鼓子曲”“三弦书”“相声”“快板书”“数来宝”等十多个曲种。曲艺艺术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经历“文化大革命”，枝繁叶茂的曲艺园地遭受重创。专业团体被强行解散、书场被撤掉、集体财产被没收。从艺人员或流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或交民政部门，每月发放四元到八元人民币勉强过活。有的甚至流落街头，卖老鼠药、甜酒麴，或以看自行车为生。曲艺遭了灭顶之灾。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乌云散去，1978年的中国大地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襄阳曲艺人和全省、全国的同行们一起，挺起腰杆，迈开步伐，走上新的征程……

一

可第一步从哪里下脚？该怎么走？

原来有四十多人的说唱团，现在只剩下郝桂萍、徐学荣、孙秀珍、郭会云、董治平五个人了。他们还是先后从“五七干校”劳改农场，从下放的工厂里归队，回到襄樊市文工团的（后与地区文工团合并为襄阳市歌舞剧团）。可说是势单力薄。该怎么办？

首先，他们争取团领导的支持，成立曲艺小分队。郝桂萍任队长，领导着几个队员分析形势、研究计划。他们明白，襄阳市的曲艺听众爱听长篇大书。没有重量级的长篇大书，就不能在襄阳书场打开场子，站稳脚跟。而长篇大书中，最容易引起轰动效应的，应该是《海瑞》。“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批《海瑞》点起的火。这时提起《海瑞》以及与其有关的话题，人们还战战兢兢心有余悸。郝桂萍们却借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凭着强烈的事业心，执着地要在曲艺园地打开局面！便壮起胆子，在这个十分敏感的书目上做文章。第一场书，郝桂平就唱《海瑞》。没想到一炮打响。老听众来了，新听众也来了。书场里人挤人、座挨座。服务员提着开水壶，却没法给听众续水。过道里全是人，实在挤不进去、插不下脚。听众也只顾听书忘了喝茶。散场了，还久久不愿离去，一再返场。在文化沙漠中干渴了十多年的曲艺听众，如遇清泉，尽情畅饮。襄樊的曲艺人也为这第一炮的成功，激动得夜不能寐。当然，这时他们还不明白，这是多么有意义的第一炮；不明白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否定！他们担着政治风险，奏响了襄阳曲艺事业改革开放的第一乐章！

紧接着，他们乘胜前进，再次争取团领导的支持，由郝桂萍带队，上北京、天津、河南这些传统的曲艺圣地学习，进一步打开眼界，看看人家是怎么在新形势下进行改革创新的。经过学习，满载而归。就这五个人的小小队伍，成了襄阳文艺界的一个亮点。长篇大书重新在书场牢牢地站稳了阵脚。演员演到哪里，听众追到哪里，不愿放过一场书。新创短篇小段儿也在综合晚会上成了不可缺少的节目。如坠子“陈师傅收徒弟”，相声“师傅和我”等，在部队、工厂、农场以及城市剧场里演了近百场而不衰，为襄阳曲艺在新形势下的茁壮成长打下了基础。

二

襄阳曲艺《海瑞》的恢复演出和长篇大书在书场站稳阵脚，引起了省曲艺家协会筹备领导小组的极大重视，决定在襄阳召开“湖北省长篇大书创作学习班”。

1979年春，在徐国华、蒋敬生的领导下，学习班如期召开。黄冈的徐又俊、十堰的欧阳学忠、沙市的常恒、荆州的鄢家声和襄阳的郝桂萍、董治平等一批同志聚集在襄阳，并邀请了河南评书名家赵忠英到会讲课。大家共同学习研究长篇大书的创作规律，观摩赵忠英、郝桂萍的现场演出，收获颇丰（董治平执笔写了学习班纪实的文章，发表在湖北省曲艺通讯创刊号上）。这个会不仅推动了全省长篇书目的生产，而且还作了两个决定，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是创办长篇书目的发表园地——《今古传奇》，随后成立了无固定办公地点的编辑部，徐国华、蒋敬生出任正副主编，欧阳学忠、董治平等受聘为责任编辑，夏翎负责发行工作。当年创刊号就如期上市（若干年后，《今古传奇》由省文联接收，改变为通俗文学期刊）。另一个决定是举办湖北省“百花书会”，以推动创作书目曲目的舞台实践，繁荣创作，发现曲苑新生力量，培养锻炼演出队伍。1981年，第一届“百花书会”开幕。并在会上，把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武汉分会改名为湖北省曲艺家协会，选出第一届协会的领导班子。这两个决定的直接后果，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湖北曲艺率先突起，繁荣了曲艺创作和舞台演出。回想当年的起步艰辛，看看今天的“百花书会”和《今古传奇》，已成为湖北文学艺术界的两大品牌，感慨万端！当年付出心血的老一辈曲艺家们，已经作古的应该九天含笑，还健在的也无限欣慰……

三

襄阳曲艺界乘改革开放的春风，在那次会议之后，再次掀起曲艺创作和演出的高潮。文化局、文工团提供条件，安排蒋敬生老师在襄樊，以《海瑞》为蓝本，整理创作长篇说唱《南包公》（先在《襄樊文艺》上发表，后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董治平先后创作了中长篇《第九个犯人》《秋风野草》《半本春秋》《天灯道子》；短篇《说假道真》《三祝愿》《退票》《局长请客》《海瑞打算盘》等作品（其中部分作品已收入襄樊曲协为他出版的《半本文集》中）。郝桂萍带队参加省“百花书会”，连续三届获得表演、伴奏、创作一等奖。1995年更以一曲《酒楼会》，在中国第二届曲艺节上，荣获“牡丹杯奖”。徐学荣、李天生的音乐设计和伴奏，均受到坠子名家赵铮、刘宗琴的高度赞扬。襄阳以“正宗曲艺”的美名名扬省内外。与此同时，郝桂萍和她的学生们坚持茶馆书场的日常演出，每年150多场，足迹遍布襄阳市属各县市的城镇、农场、工厂、部队、学校、福利院、敬老院……她在中国文联举办的“千名艺术家万里采风行”和湖北省文联举办的“知名艺术家采风”活动中，以曲艺家独特的“看啥唱啥”——即兴演唱的硬功夫，歌颂三峡建设者的功勋，歌颂三峡建设的成果，歌颂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为三峡工地的建设者所倾倒。在1998年抗洪抢险第一线，她站在长江大堤上，冒着风雨，顶着烈日，忍着饥渴，为日夜奋战的战士民工们加油助威，把自己融进了抗洪大军之中。郝桂萍以她在曲艺舞台上的突出贡献，连续四届被选为襄樊市政协副主席，并被选为省曲协副主席、市曲协主席，且荣获“汉江女神”“德艺双馨的艺术家”的光荣称号。不论她走到哪里，市文艺界的朋友们都亲切地尊称她为“好（郝）二姐”，她是襄阳市文艺界当之无愧的一面旗帜，是改革开放造就的一面旗帜。

四(www.xing528.com)

三十年来，在老一辈曲艺艺术家言传身教的带动下，襄阳市的青年曲艺人才茁壮成长。在全国曲艺不景气的大气候下，仍执着地坚守着阵地，为曲艺事业的发展作出骄人的成绩。

2001年，襄阳市交通系统提出三年完成公路网建设，实现全市六个县市村村通汽车的宏伟目标，市歌舞剧团组织了一支老中青结合，以徐学荣、王伯华、庾铭、刘东升、栾枫、邢瑞浩、乔红坤、高亚萍、于力军等中青年曲艺家为主体的曲艺小分队，深入到公路建设的第一线，为最基层的公路建设者演出。道班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工人们自嘲地说：“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站到跟前看，原来是公路段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小分队就和这些“公路段的”人，滚在一起，抱成一团，生活了十多天。有时在烈日下，有时在大雨中；或在农家小院的猪圈旁；或在四面透风的工棚里，和他们谈心，为他们演出。有时为五六位，甚至三四位工人，一演两小时，也不马虎，不减节目。遇到下雨，就在工棚门口，停一辆面包车当后台，轮着谁的节目了，谁就下车，在工棚门口雨地里演。年过花甲的郝桂萍也不例外。工人们则挤在狭小的但不淋雨的工棚里看演出。工人们给予了最高的评价，说：“歌舞剧团的作风，真过硬！”活动结束时，大家依依不舍。交通局为小分队每一个演员发一枚路徽，聘为公路段的名誉职工。他们以实际行动，贯彻了文艺的“二为方向”。同时，也在这样的活动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充分认识了自身的价值，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更加热爱曲艺事业了。

五

30年来，襄阳曲艺家协会也成功地完成了交接班的工作。老主席郝桂萍退下来了。新主席李天生接过班子。新班子正克服各种困难，取得新的成绩。更加可喜的是在李天生的带领下，襄阳曲艺新的代表人物正在一步步成长。

1990年毕业于中国北方曲艺学校的庾铭，是襄阳的马（三立）派相声传人。以他的社会活动能力、组织能力和强大的亲和力，被推举为新一届曲协的副主席、秘书长，受到市文体局及歌舞剧团领导和群众的重视，担任了歌舞剧团的副团长，主持日常工作，多次带队参加省内外的各种演出竞赛活动，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比如在2008年的“马街书会”上，他受襄阳市歌舞剧团的指派，带领曲艺小分队参演。在他的带领下，这个小分队不光以阵容强大、业务精湛、重诚信、守纪律的形象，呈现在书会上，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河南电视台的多次采访，交了很多朋友，受到省内外同行们的好评。他本人也不光是一位参赛团队的领导，还接受大会的邀请，参与了具体的工作，当了演出的主持人。宝丰人也都认识了来自湖北襄阳市歌舞剧团的这位风趣幽默的“胖子”。一个有思想、懂业务、会沟通、善于团结人、能上能下的年轻的领导正在成熟起来。这表明襄阳市曲协看准了人、襄阳市歌舞剧团用对了人。而看准了人用对了人，事业就会兴旺发达。

张玉慧是郝桂萍的亲传弟子，襄阳市曲协新班子里的副秘书长，湖北省艺术学校襄阳校区教务科的副科长。1999年，她在一个班当班主任期间，便充分展现了她对工作极其负责、对学生极其关爱的精神。她那个班平时学风好，在高考中，升学率竟达100%，受到学校和家长的高度评价。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她又接受郝桂萍老师的教育、点拨，并找歌舞剧团声乐老师虚心学习，探索曲艺唱腔科学发声的规律，苦练基本功，提高自己的演唱技能。在2007年的“马街书会”上就获得铜奖。2008年的“马街书会”上又前进一步，获得银奖，当上“书榜眼”。而且在书会上看中一位12岁的好苗子——马亚丹，将其收为徒弟，使河南坠子在襄河道有了新一辈传人，为明天的辉煌，作了准备。

襄阳曲艺的30年，是艰难前进的30年。在30年中发现并培养了庾铭、张玉慧等一批年青的接班人，使老一辈曲艺家们倍感欣慰，为襄阳曲坛再度兴旺创造了条件。

六

30年前，襄阳市文化局曾两度组织过人力，对本地的民歌小调，包括襄阳小曲的曲牌，进行过调查、搜集。但只停留在唱腔的搜集、记录上。深度的理论研究还是个空白。“文革”后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襄阳曲艺人开始着手填补这个空白，而且，填补得还很不错。

1978年，省曲协（筹）的领导、曲艺理论家、作家蒋敬生老师，又一次来到襄阳，找到文化局，希望安排力量对襄阳市根生曲种“襄阳小曲”的源流沿革、流行情况、曲目情况、艺术表现形式的特点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一篇八千字左右的文章，为上海辞书出版社计划出版的《中国曲艺曲种辞典》提供释文。市文化局指派董治平牵头，调集群艺馆音乐干部施玉芬、文工团襄阳小曲伴奏员徐学荣、当年还是学员现在已是歌舞剧团国家一级作曲的武保建参加，组成一个小组，开始了艰苦的调查工作。他们四处访问健在的老艺人，查访历史资料，搜集了襄阳小曲传统曲牌五十余个。由董治平执笔，写出论文《襄阳小曲初探》，为《中国曲艺曲种辞典》提供依据，开列了“襄阳小曲”条目。从此，襄樊正式开始了曲艺理论研究的工作。接下来，董治平就写出了《从“襄河道坠子”看曲种兴衰的若干因素》《略论湖北曲艺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曲艺文学写作手法幺二三》等论文。其中，《从“襄河道坠子”看曲种兴衰的若干因素》中的主要论点，为蒋敬生老师所引用，写入他的《传奇大书艺术》一书中。“襄河道坠子”，作为河南坠子的一个地域性流行概念的提法，也为《河南曲艺史》一书认同并引用。董治平还参与了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湖北卷》的编写，在《中国曲艺志·湖北卷》编辑部任编委、撰稿人。与此同时，郝桂萍的琴师徐学荣也总结自己40年的伴奏经验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写出了《在被动中求主动》的论文，探讨了坠子伴奏的规律。襄阳市艺术研究所的一级作曲李大庆也总结郝桂萍的艺术成就，写出《曲苑奇葩》一书。襄阳市曲艺理论研究，呈现出了上升势头。

30年来，襄阳曲艺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焕发了青春，点燃了激情，冲破重重困难执着地前进，取得了具有开创性的成就。我们回顾昨天，看看今天，再展望明天，有理由相信，襄阳曲艺还会和全省全国一样，再度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