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说:“语言是构成民族风格的最重要的成分。”(《老舍曲艺文选》)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更深入地理解这一论断,它应该包括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语音,特别是方言语音,是形成不同地方曲种的特有唱腔带有某种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语言的地方风格,包括发音吐字、语音的四声走向,甚至方言词汇系统等,也是形成曲种的地域性流派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这个论断成立,那么襄河道坠子流派唱腔的特色,就是因襄河道方言、语音的特色而形成。
河南籍坠子艺人在襄河道收的第一批艺徒,都是襄河道人,他们在襄河道土生土长,自幼生活在襄河道的文化氛围、语言环境之中,虽然在学唱河南坠子的过程中,也极力模仿河南语言的吐字发音,但始终抹不掉襄河道味儿。特别是在“字正腔圆”演唱法则的指导下,大体上还是按襄河道语言四声的走向行腔。所以,他们的说白和唱腔,都具有比较强烈的襄河道味儿,即河南人说的“蛮”味儿,如马玉兰、水大嫂、汪杏芝、程玉莲、李素英等,在开始学艺之初,基本上都是用襄河道语言的吐字发音在演唱。而襄河道语言的声母,向南方语言靠近,如“鞋”,在河南念xie,在襄河道念hai;“街”在河南念jie,在襄河道念gai,“去”在河南念qu,在襄河道念ke等;而四声走向与河南语音的四声走向有更大的区别。这些不同,必然反映在襄河道艺徒的唱腔旋律中。而相当速成的学艺过程,不可能因得到师傅的纠正而改变,襄河道语言的发音吐字,四声走向,自然而然而又顽强地杂糅在正宗河南坠子的唱腔旋律中,这就必然给河南坠子的唱腔增添新的因素。而襄河道听(观)众的认可和欢迎、鼓励,又强化了这些新因素,使正宗的、纯粹的河南坠子“变了味儿”,即在正宗的河南坠子唱腔之外,创出了新腔。其特色在于它承袭襄河道历史文化“杂院效应”的传统,以襄河道语言四声走向为基础,广泛吸取众家之长,形成了一种既字清板稳,高亢明朗,节奏鲜明;又柔美细腻,善于抒情,有板起板落,又有眼起板落,拖小湾腔的唱腔体系,体现出南北兼容、刚柔相济的风格。当这种唱腔系统强化为一种势力时,就使这些襄河道坠子艺人,与老师辈儿的河南籍坠子艺人分庭抗礼,争夺市场,而最后胜出,强势占领书场,最终成为襄河道上坠子书场的主流唱腔体系。
总之,襄河道坠子是因河南坠子流入、扎根,而生长出的同中有异的新枝叶,它既一脉相承地保留了河南坠子的基因,又在襄河道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浸润中,在襄河道艺人群体、受众群体相互作用下发生变异,孕育出新的艺术元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使流派纷呈的河南坠子艺术另发新枝,且根深叶茂,光彩夺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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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曲艺通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9页。
[2]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0页。
[3]《襄樊文史资料》第12辑《解放前的襄阳城市场》,襄樊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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