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坠子襄河道流派文化提升与发展研究

和全国的大势一样，襄河道地区自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第一步就停止了所有的曲艺演出活动。第二步就是被一刀切地砍掉了所有的曲艺队、说唱团。襄河道曲艺队伍，包括坠子队伍，遭到了灭顶之灾。直到1972年前后，襄阳市才在当时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收留了四位演员、伴奏员，他们是郝桂萍、孙秀珍、郭惠云、徐学荣，另外还有创作人员董治平，算是给襄河道坠子保留了几粒火种。1979年，枣阳县和襄阳县各自恢复民间艺人协会，会员达一百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坠子艺人。但就这几粒火种，和散落在民间的一部分襄河道坠子艺人，顽强地担当起襄河道坠子生存与发展的重担，为这个流派的生存发展和文化提升作出了贡献。

首先，以襄阳市为例，以郝桂萍为首组织的演出小分队，坚持在茶馆书场演出，坚持在剧场演出，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代表人物郝桂萍更是坚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在抗洪抢险最前线，在三峡工程建设工地，在山区公路建设第一线，在军营，在工厂车间，在农村地头，在敬老院无偿奉献，把最好的艺术奉献给人民；她坚持参加全国、省市各级会演，获得“牡丹奖”“马街书会书状元”“群星奖”、连续三届的“湖北省百花书会”一等奖等各种奖项。在2008年，以67岁的高龄，还提携后辈，与徒弟、徒孙同台演出“祖孙仨”，再次荣获省“百花书会”一等奖。河南省宝丰县为她在马街树立了一块汉白玉雕像——“马街书会状元碑”。她还接受中国音乐学院的邀请，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资源库”录制了十多个小时的襄河道坠子演唱资料，使襄河道坠子流派的风貌，永久地保存在我们民族遗产的记忆中，再一次显示了襄河道坠子流派的旺盛生命力。

其次，经历“文化大革命”，襄河道坠子艺人群体已经元气大伤。虽然郝桂萍等人还坚守在阵地上，继续创造着辉煌，襄河道坠子流派的艺术特色也更趋成熟，但毕竟不成气候。游走在农村的个别艺人，都是不成气候的散兵游勇，阵地十分狭小，施展不开，连收个徒弟，寻求“接班人”都非常困难。（当然，郝桂萍还是在努力培养后起之秀，如杜汉林、张玉慧，就是在这个时期收的徒弟，而张玉慧还立起门户，收了马亚丹为徒。）加之社会进步，各种文化艺术、娱乐活动蓬勃发展，人们获得了极大的选择空间。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文化断裂现象，又进一步阻挡了年轻人与传统艺术的联系，使得坠子受众群体一步步老龄化，一步步衰弱，有渐次走向消失的趋向。受众的渐渐消失，颠覆了襄河道坠子流派的存在基础。这一切，使20世纪60年代进入曲艺队伍的文化人陷入深深的思考，他们努力地寻找突破口，终于运用多年刻苦钻研和在曲坛摸爬滚打所积蓄的理论及实践知识，找到了他们能发挥优势的一条出路，一条无可奈何却又是积极进取、曲径通幽的出路；一条寂寞难耐却又自得其乐、奇趣无穷的出路；一条远离功利却又功利兼具、不可或缺的出路。那就是对襄河道坠子的历史存在，现实客观存在，即在历史长河中实有之襄河道坠子的艺术形态，给予理论梳理，完成了必要的理论建设，并在这理论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创作出了一批作品，为襄河道的地域文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记忆。

第一，他们在这个时期，创作了一批中短篇坠子作品。他们以其相当的文学水平，结合长期在襄河道曲艺舞台摸爬滚打所获得的专业知识；以其相当的曲艺艺术素养，结合对襄河道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理解，运用襄河道民间通俗的语言，以襄河道民俗文化为背景，展现了襄河道人民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具备襄河道坠子特色的作品。(www.xing528.com)

第二，他们对襄河道坠子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梳理，初步建立了襄河道坠子流派的理论体系。

由于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文化人，受过相当教育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家乡的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十分关注，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使他们不是单纯地就襄河道坠子研究襄河道坠子，而是站在襄河道历史文化、地域文化的大背景下，寻绎襄河道坠子产生的文化根源、社会根源。他们根据前辈艺人求生存、求发展的经历和自己多年在曲艺舞台摸爬滚打的实践经验，充分认识到受众群体对一个曲种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使他们又能站在襄河道坠子艺人群体和受众群体的相互关系上，去研究襄河道坠子流派的生存和发展。他们又参加了《中国曲艺志·湖北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湖北卷》的编写，对湖北省曲艺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参加了有关襄河道上的“襄阳小曲”“襄阳大鼓”“襄河越调”“襄阳花鼓”等曲种、剧种的调查，并在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一批论文、调查报告，编著了一批理论文集，促使他们能站在襄河道坠子和在襄河道根生的其他曲种之间，甚至于在襄河道坠子与其他剧种之间的相互关系上研究襄河道坠子。这就促使他们能充分揭示襄河道坠子流派的产生和兴旺发达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地域文化根源，揭示襄河道坠子流派在这片热土上产生和兴旺发达的历史的、现实的必然性，从而把河南坠子襄河道流派用较为完备的理论形式，留在襄河道地域文化的系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