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旺期的河南坠子襄河道流派详解

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襄河道坠子艺人跟全国所有曲艺艺人一样，由被人看不起的“下九流”变成了受人尊敬的“文艺工作者”，成了新社会的主人。特别是文化主管部门对乡村流散艺人进行了登记管理，把在县、市的艺人们组织起来，成立曲艺组、曲艺队、说唱团，建立党、团组织，纳入政府文化管理体系。这些曲艺组、曲艺队、说唱团的主要演出曲目，几乎全是河南坠子。而演唱坠子的演员，又几乎全是襄河道本土的艺人。据调查，这个时期，仅就我所掌握的资料，在襄阳、枣阳、老河口，独立占据县市城镇茶馆书场，或组团演唱的襄河道第一、第二代艺人，不算琴师，只说演员，就有马玉兰、景晓武、水大嫂、郝桂萍、程玉莲、李素英、汪世繁、汪杏芝、张月秋、杨小玉、王桂兰、李朝秀、周志斌、王文清、陈春莲、鲁大翠、鲁二翠、孙秀珍、郭惠云、王胡子、张玉梅、朱金凤、李朝秀、周永珍、方长佩、赵兴举、周志平、关顺才、崔光明、李传智、王正奇、王瑞珍（女）张忠明、沈立鸿（女）、陈同泰、张明山、罗明远、张蕙兰（女）、周正发、陈道忠、王文义、洪太福、张顺英（女）、王春娥（女）、苏孝芳、张义贵、梁九爷、陈美玲（女）、宋桂姐（女）、卢凤珊（女）、冯萍（女）、罗文英（女）、魏桂莲（女）等近百人。如果加上走乡镇、串乡场的流散艺人，就是一支十分强大的群体。这些艺人，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运动，学习运动后，精神面貌起了质的变化。他们开始不再把演唱坠子当成混饭吃的手段，而认识到是用演唱坠子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有了一种社会责任感。新的文艺思想逐步建立。带有标志性的变化，是在文艺主管部门的领导下，艺人们自觉地扩大了书目范围，开始演唱反映新时代、新生活，包括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斗争历史的新书目。这对他们来说，其实很困难。其中的短篇小段儿，还可选用文化主管部门供给的演唱材料。长篇大书就不行了，没有新的唱本儿供他们选用。他们要唱新书，就只能对当时流行的长篇小说加以改编。如《红旗谱》《吕梁英雄传》《烈火金刚》《洋铁桶的故事》《林海雪原》《红岩》等。他们中粗通文墨者，就自己磕磕绊绊地阅读这些作品。文盲半文盲者就请有文化的人念给自己听。在熟悉了基本情节和人物后，根据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多年积累的演唱大本书的经验，运用自己所掌握、所熟悉的说唱艺术的表现手法，去重组情节，调整节奏，用自己的语言习惯安排说白、唱段儿，用“雨夹雪”的手法，即艺人把自己所熟知的人情世故、地方特色典故、风俗习惯、生活经验、坊间传闻等，融入、丰富自己改编的作品。尽管粗糙，但有他们多年的演唱手法、演唱技巧作支撑，也能使他们演唱的新的大本书，具有吸引力。同时也让这些经过他们改编的书目更具襄河道特色，也更受到襄河道本土受众的欢迎。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大大提高了艺人的技艺，掌握了更多、更新的艺术手段，使襄河道本土艺人群体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群体质量上，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到1959年，襄河道的文化主管部门着手大力培养新一代坠子艺人。对第二代本土艺人，给予重点培养。如枣阳县送青年学员周永珍（枣阳人）随湖北省群众艺术辅导团学习、演出；襄樊市送马玉兰的女儿郝桂萍到全国铁路文工团，正式拜坠子名家郭美珍为师，并跟随老师作巡回演出。开创了“送出去、请进来”培养新生力量的先例，并成为常例。同时大胆启用他们，让他们参加全省有关汇演活动，开阔他们的眼界，提高他们的艺术素养。他们也多次获奖，在全省文艺界产生影响，为襄河道坠子在省内争得一席之地。襄河道本土的受众群体也更加热爱和追捧他们。襄河道文化主管部门对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给予了高度肯定。周永珍代表青年学员在全省会演大会上发言；郝桂萍被选为襄樊市人民代表，并连任三届，而后又连任四届政协副主席，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发给“专用供应卡”，购买营养物品。这在三年困难时期，是非常特殊的照顾。全襄樊市文化界只有两三个人享受。从此，以郝桂萍、周永珍为代表的新一代，襄河道流派的第二代群体就快速成长起来了，都有自己的听（观）众群。郝桂萍转场演唱，她的听（观）众会追随她，从襄阳城东穿城远行到城西去“捧场”。郝桂萍在老河口，一部书唱了一半，因另有其他任务而搁下，时隔一年，第二年再去接着唱，老听（观）众又都来了。可见他们都有自己的“铁杆儿粉丝”。他们成了襄河道坠子艺人群体的标杆与旗子。他们和第一代艺人一起，已经在襄河道曲艺界，以襄河道坠子的实力，击败了“襄阳小曲”“襄阳大鼓”等众多本土曲种，独占鳌头，成为襄河道占据统治地位的曲种（详情请参阅本书附录，拙作《从“襄河道坠子”看曲种兴衰的若干因素》）。这标志着襄河道流派进入了它的兴旺期。

这个时期，必须说明的是，襄河道曲艺界出现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在1961—1964年不少县市文化局，挑选了一批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如襄樊市的董治平）、高中学历的（如老河口的余家冰，枣阳的胡益万、赵万爽）青年知识分子加入曲艺队伍。这批年轻人都是1949年后培养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直接加入到最基层的曲艺队、说唱团。他们的加入，对襄河道曲艺事业的影响是多方面、全方位的。这里只对河南坠子襄河道流派的发展方面的作用作一些探讨。(www.xing528.com)

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热爱曲艺艺术，以极大的勇气，冲破世俗观念，志愿投身于曲艺事业。他们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且年富力强，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三四岁，正是最具进取心和创造力的时期。湖北省文化局曲艺工作室也通过创办创作学习班，对他们进行业务辅导，使他们的业务能力很快得到提高。老专家蒋敬生、程实、田野等老师身体力行，引导、影响他们，使他们尊重艺人，尊重艺术规律，虚心好学，和艺人们一起上山下乡，深入工厂部队，与民间艺人同台演出，同锅吃饭，亲密无间，真正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他们很快就成为可用的，甚至知名的曲艺艺术理论探究者、曲艺作家，并创作了一批襄河道本土题材的曲目，也参加了全省会演和其他大型活动，展示了襄河道本土的创作力量和艺人阵容。如1959年，在湖北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成立十周年会演中，由蒋敬生创作，郝桂萍演出的坠子《肖桂芝儿》，由赵万爽创作，李朝秀自拉自唱的《水利英雄邱光春》，获优秀奖；由胡益万创作、周永珍演出的《老两口比武》，大获好评。1960年，为迎接全国政协知名人士到枣阳视察，作家冰心看了由胡益万创作、周永珍演唱的《千军万马战姚岗》以后，撰写了评论文章《从苹果脸姑娘说起》，对周永珍的演唱大加赞扬（该文收入《冰心文集》第四集）。1964年，湖北省全省曲艺会演中，由蒋敬生、董治平创作，郝桂萍演唱的《勤俭袋》；由胡益万创作，周永珍演唱的《一把花生》；由余家冰创作，罗文英、冯萍演唱的《牛妈妈》等，作为优秀节目向省委汇报，并由省电台录音播放。同时，这些年轻的文化人，为襄河道坠子注入了新的文艺思想，创作或改编了大量带有地域性特征的作品，充实了日常的演出活动，在以新的文艺思想影响襄河道流派艺人、提高襄河道流派艺人的文化素质、扩大演出书目、扩展题材所表现的社会生活等多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毋庸讳言，他们跟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一样，处在那个“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中心任务服务”的特殊时代，不可避免地要打下时代印记，制作出一些公式化、概念化、口号式、标签式的“遵命文学”，发挥所谓“轻骑兵”的作用，打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虽然那些作品在全省会演中获过奖，起到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在日常演出中也起到了扩大书目的作用，但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有心人，并不满足，或者说并不甘心一辈子献身于“遵命文学”的创作。他们在暗中向艺人们学习，向传统书目学习。由于他们真心拜艺人为师，与艺人交朋友，艺人们也真心接纳了他们，愿意向他们吐露艺术“秘密”；使他们很快接近、了解曲艺艺术（包括河南坠子）的带规律性的“秘密”。诸如长篇大书谋篇布局的“四梁八柱”如何安排，各种“扣子”怎么运用，“雨夹雪”是怎么回事以及各种表演技巧等，使他们很快便掌握了这些被艺人们“秘不外传”的传统曲艺的“诀窍”。加之他们都是襄河道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在襄河道的民情风俗、语言环境中成长，比较熟悉襄河道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在他们以后的有关河南坠子襄河道流派的研究与创作活动中，必然会把这些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和这些“诀窍”相融合，与他们在大学、高中学到的知识相融合，经过演绎归纳，成为他们的知识体系中的有机构成，成为一种巨大的潜在力量，产生一种研究与创作的巨大冲动。一旦机会到来，必将喷涌而出。可以说在襄河道流派的兴旺期，吸收并培养的一股潜在的力量，为襄河道流派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