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坠子艺人的高超技艺吸引襄河道本地大量听众观众

早期来襄河道的河南坠子艺人，除水涌泉外还有哪些人？有多少人？目前已无从考察。但还健在的老艺人、老观众，对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末的十多年间，河南坠子艺人在襄河道的情形还记忆犹新。他们说，当时是河南籍的坠子艺人涌入襄河道的高潮期。襄樊、老河口城里的17个书场茶馆，大多是在1930年到1935年间兴建的（见《中国曲艺志·湖北卷·演出场所》），也大多是接待河南坠子艺人说书的场所。在这里作场的河南籍坠子艺人，不仅数量多，而且技艺高超，知名的艺人有很多。仅就在襄阳唱出名的，就有曹州人曹子昆，他是水涌泉的大弟子。他口齿清，韵味足，声情并茂，以《陈三两》《小黑驴》名震襄河道，而且还拉得一手好琴，在1930年前后，被公认为一时之冠。禹县人张凤仙（女），善唱《三国》《九头案》等大书，更精于声腔难度高的小唱段儿。其特点是感情色彩浓重，扣人心扉，唱至悲切处，往往热泪盈眶，听众为之动容，至今传为美谈。1949年后，她以五十六七岁的衰老之年，还致力于现代书的研习、演唱。1958年，即在她临去世的三四年前，还灌制了现代书的唱片（有《刘圣三挖泉眼》等）。漯河人刘金凤母女、张云秀母女、禹县人邢子凤（女）都堪称名家。邓县人郝凤林，以善唱《白文秀私访》《岳飞传》《瓦岗寨》《反唐》《月唐》《七侠五义》和现代书《洋铁桶的故事》等大书而著名。山东人鲁启民母子，其母人称“一声雷”，可见其功底深厚。其他还有河南籍的陈老六、范胡子、曹志高、张中明、张明山、陈同泰、李占彪、单理顺、魏玉喜（女）、韩九如、鲍志斌、李有才等，都有很高的知名度。河南籍坠子琴师有张小毛、张正云、张立罗、龚芳国、周树山、张义良、严芳文、李武松等，也被听（观）众广为称道。如张小毛曾经为显示自己的技艺，居然在伴奏过程中，用左手食指，好像不经意地把坠胡的子弦（外弦）掐断，持弓的右手高高扬起，搔一搔头发，让观众都明显地看见，他的弓已经离开了坠胡，坠胡上已经没有了外弦，只剩下一根内弦了。紧接着就用这一根弦拉出华丽的旋律，并严丝合缝地完成了后面的伴奏，直到曲终，赢得一片掌声和“头把弦”的赞誉。这些艺人不光有高超的技艺，而且带来了丰富的曲目。既有很多表现下层人民生活的唱段儿，如《小黑驴》《王二姐哭绣楼》《偷石榴》《借髢髢》《小秃闹房》等；更有不少表现金戈铁马、朴刀杆棒的曲目，如《草船借箭》《走马荐诸葛》《挑袍》《华容道》《单刀赴会》《箭射盔缨》《武松打虎》《武松打店》《拳打镇关西》《李逵夺鱼》等三国水浒故事；还有文学上高雅，旋律上优美，又雅俗共赏的《宝玉探病》《黛玉悲秋》《昭君出塞》《游西湖》等精美唱段儿；更有大量的如《杨家将》《呼家将》《岳飞传》《瓦岗寨》《薛仁贵》《包公案》《海公案》《白文秀》等长篇大书。这众多的曲目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能满足不同政治经济地位、不同文化水平、不同艺术欣赏趣味的听（观）众的不同需求，特别是其中包含的评忠奸、辨善恶、讽喻世风的思想内容，在抗日战争前后的历史环境下，具有更强烈的社会共鸣。它不光满足了客居的河南籍老乡对故土乡音的思念，也让襄河道原住民认识并痴迷地爱上了这门艺术，也就是说河南坠子艺人大量流入的二十多年间，在襄河道城镇乡村的原住民里面，培养和造就了大量的听（观）众。

这一点对襄河道坠子流派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有了大量的原住民的忠实听（观）众，河南坠子在襄河道才有了坚实而持久的生存空间。有了生存的土壤，才能站住脚，扎下根，得到广泛的传播。更因为有了大量的原住民的忠实的听（观）众，才使河南坠子不会执着地强调本来的原汁原味，才能自然地、本能地接受并欢迎本土艺人用襄河道的语言语音演唱河南坠子；才能使河南坠子潜意识地用襄河道的历史文化、地域文化、民情风俗、语言语音作标尺，影响并左右从书目选择到表现手法、从演唱风格到唱腔旋律的本土化；才能使河南坠子真心实意地被接受并鼓励本土艺人，在正宗的、原汁原味的河南坠子的基础上发展变化，继而孕育形成地域性流派。(www.xing528.com)

受众的好恶直接决定艺术的生存，决定艺术的发展方向。这是艺术发展历史早已证明了的铁定的规律。自然，襄河道坠子的生存和发展也不可能超越在这一规律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