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化积淀在城市市民意识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尊重农业历法，尊重时令节气，重先祖，重家族，重承续的意识，沉淀在一般市民的生活中，即对诸如春节、正月十五元宵节、二月初二龙抬头、三月初三踏青，五月初五端午节、七月初七乞巧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九月初九重阳节等，都非常注重。除了隆重的祭神祭祖仪式，也都有相应的娱乐活动，既娱神，又娱人。襄河道因“南船北马”“水旱码头”兼南北交通“咽喉要地”的区位优势，历来是鄂西北的经济重镇。明清以来，更是商业手工业的集中地。除前文提到的商业会馆外，“五行八作”“七十二行”的手工业业主、工匠，为本行业的利益，也都成立了家族式的行帮组织，俗称“行会”。以南漳武镇为例，在1949年前，一个人口不足两万的小镇，居然有罗祖会（理发行业）、洞宾会（银匠行业）、尖刀会（又叫张飞会、屠宰行业）、鲁班会（木匠行业、砌匠行业、篾匠行业三个行业各有自己的鲁班会）、杨泗会（船帮）、老郎会（江湖艺人）、詹王会（药铺行业）、雷祖会（粮食行业）、孙膑会（豆腐行业）、葛公会（印染行业）、老君会（铁匠行业）、杜康会（酿酒行业）、文王会（算命卜卦行业）、宣王会（纺织行业）、文财神会（商业行帮）、武财神会（搬运工人行帮）等。这些帮会，加上不分行业、社会性的土地会、火官会、真武会、三仙娘娘会、泰山会以及按籍贯划界的地方性帮会，如河南帮、晴川帮（武汉帮）、山西帮、陕西帮等，每年都有固定的日子做会，叫作“庙会”。一个“庙会”起码要做三到四天，唱三到四夜的戏。而襄河道的中心襄阳，更是“商贾连樯，列肆殷盛，客至如林”，“商民杂处，服食酬酢颇近繁华”，“龙舟竞渡，赛神演剧等事，靡费颇多”（见清代《襄阳县志·风俗志》）。吸引了小商小贩，杂耍、曲艺艺人竞相赶会赶场。而一年之中，这种“赶会”“赶场”的机会，几乎每月都有，从不间断。而河南坠子艺人在这样的场合，占一小块场地（行话叫“撂明地儿”），招来十几二十几位听（观）众，就能“开书”。这就给河南坠子艺人搭建了展示艺术的平台，创造了广阔的生存空间。而这种注重娱乐、追求繁华、崇尚悠闲自在的市民文化特征，又促成了城镇里茶馆业的极度繁荣。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约3.2平方千米的襄阳城里就“有大小茶馆40余家”[3]。樊城由于商业繁盛，更在城市娱乐中心区“四官殿”（现人民广场南面），集中了规模更大的茶馆群。其中有七个大茶馆，每个都可同时接待四百到五百位客人，而且其中较高级的，设备更讲究，有雅间、散座，有躺椅、靠背椅、细瓷盖碗茶杯，店堂宽敞明亮。这种茶馆为招揽茶客，毫无例外地要请曲艺艺人作场。规模大的茶馆，居然可以同时容纳十几二十位艺人献艺。而这些艺人中，90%以上是河南坠子艺人。这就比“撂明地儿”的广场演出更进一步，为河南坠子艺人提供了众多的、稳定的听（观）众市场，开辟了一个更大的、固定的施展才华的平台，促使他们有条件在这块宝地上落地生根，收徒传艺，培养造就更多的本土艺人，为襄河道流派的形成，聚集着力量。(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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