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变化：为襄河道流派孕育提供必要条件

清末民初直至抗日战争时期，发生了影响襄河道人口结构变化的两件大事，它们使河南中下层人民涌向襄河道谋生，改变了襄河道的居民结构。

一件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京汉铁路穿越鄂、豫之间的大山，正式通车。这条远在数百公里之外的钢铁长龙，改变了襄河道在全国范围内的位置，降低了它在南北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削弱了它显赫的“咽喉要地”的作用。它明显地萧条了。举一个例子吧：襄阳过去盛产“花红”（一种水果，又名林檎，北方叫沙果），由于其品质优良，曾远销武汉。当时，襄阳城里城外，随处可见花红果园。每当花红收获的季节，就有大量的果商云集。因当时从襄阳到武汉，要靠水路运输，本来就慢，而汉水又无航标，不能夜行，下水船也要走6~7天。果农必须在花红果七八成熟的时候，带两片叶子采摘，随即装船起运，好在运输过程中让其自熟。船行两天之后，到荆州地区的沙洋县境内，部分花红果就自熟透了。等运到武汉，其成色自然减等。可有了京汉铁路，河南的花红，一日可到武汉。于是，河南花红就占领了武汉市场。襄阳花红随即丢失了市场，当地果农受到了打击。最后，花红树几乎被砍光。由此可见，“南船北马”终究敌不过“钢铁长龙”。它的“身份”自然地降低了，致使南北各地各省的商人们，转移了投资取利的方向。除了早已在襄阳娶妻生子、落地生根的那些人，很少甚至从此不再有大批新的商人涌向襄河道。

就在这个历史阶段，还发生了第二件大事，那就是“河南省各种自然灾害，遍及各州县，而且灾情十分严重”，“除了黄河水患之外，旱灾、风灾、蝗灾也屡见不鲜”。^[2]到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汤恩伯荼毒河南，就有了“水旱蝗汤”四大害的说法。这第二件大事，足以使中下层的河南人无法生存，就选择了“逃荒”。首选之地，就是襄河道。

为什么？(www.xing528.com)

因为襄河道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不再是“咽喉要地”，但它毕竟是一个交通隘口。在鄂西北、豫西南这个局部范围内的经济影响力仍然强劲。它仍然是鄂西北、豫西南一带重要的经济枢纽。而鄂西北、豫西南之间，语言大致接近，水土自然相连，大道自古相通。而汉水的支流，如丹江、湍河、白河、唐河等河流，在河南境内，网络了11个县之多，为河南人口的大量南迁，提供了水陆交通便利。所以，这个时期，豫西南一带的中小地主、小商人、小手工业者、贫苦农民，大量涌入襄河道。襄河道上的河南籍人口激增，尽管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证明，但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樊城为例，所有的棉纺织业，包括织布、织袜、织带业（均系手工作坊，使用脚踏木制纺织机、手摇织袜机），卷烟业（也是手工作坊，使用手摇卷烟机），白酒铺、染坊、布铺、颜料商店、铁匠铺、篾匠铺，赶马车的、钉马掌的、捏糖人儿的、卖针卖线的，从老板、职员、工人到小贩，几乎全被河南人占据。其他省市地区的老板所经营的工商企业，也都愿意招收工价低、能吃苦的河南籍店员、工人。而这些北来的河南人，大多携亲带友，在这里落地生根。一时间，河南来的人口，在所有外地人口中比例大增。而其他地区早年旅襄居民的后代子孙，也大多为本地文化所同化，不少人也就认同了自己是襄河道人。这就大大地改变了襄河道上的居民结构。襄河道很快从“集五湖四海于一郡”的多元结构，改变为由本地土著加河南籍老乡的两元结构。

“艺人走旺地”，“商路即戏路”。大量的河南老乡涌向襄河道，就必然为河南坠子艺术提供了大量的受众，河南坠子就有了巨大的“销售市场”。而有市场之地，就是养活艺人的“旺地”。襄河道这个“旺地”，当然就对河南坠子艺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必然吸引众多的河南坠子艺人涌向襄河道，这就是艺人要“到襄河道走走”的“原动力”，致使河南坠子这个曲种，在襄河道落地生根，并逐步发展壮大，扩展实力，进一步占领了襄河道的曲艺舞台，为襄河道坠子的产生，播下了种子。而有了种子，就必然会成长、发育、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