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河道文化的创造性品质探讨

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汇聚、融合，以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必然在历史进程中，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

在中国戏曲史上，艺术特色鲜明的“湖北越调”就是这种创造性的代表典型。

据《中国戏曲通史》下编第一章第二节论断：“从山陕的梆子腔兴起后向四外流布的情形看，它与西客（陕西与山西商人）的商业活动有很密切的关系。”而山陕梆子腔流传出去后，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梆子腔流传到当地逐步演变为当地的梆子腔剧种”；“另一种情况是秦腔（即梆子腔——引者注）流传到当地以后，演变为一种新的声腔”。这两种情况在襄河道都有。

湖北越调是山陕梆子随山陕移民、商人到襄河道以后，受襄河道地区的民间音乐、语言语音、风俗人情的浸润和影响，逐步演变为一个新的剧种“襄河越调”，即“湖北越调”。(www.xing528.com)

20世纪80年代，经过大量的走访研究，专家得出“山陕梆子演变形成汉剧西皮的过渡声腔是湖北越调即襄阳腔”（王俊、方光诚著《湖北戏曲声腔剧种研究》）。而后，西皮腔与二黄腔合流，这才有了皮黄腔系的汉戏、京戏等剧种。这有力地证明了，襄河道的历史文化因为有了宽广的包容性，就必然拥有巨大的创造性。

这种文化的创造性，还深刻地表现在襄河道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在饮食习惯上，米面兼有，酸辣共存，形成了旧时襄阳人典型的三餐习惯：早上吃大米稀饭、馍馍（即馒头）、油果子（即油条），中午吃大米干饭，晚上吃面条、面叶儿或面疙瘩。山西人嗜醋，爱强烈的酸；四川人嗜辣，喜暴烈的辣。在这里演变成了微酸、微辣。而陕甘一带，由于冬季缺蔬菜，民间习惯在秋季以大缸腌制萝卜、白菜过冬，谓之腌酸菜。酸菜腌制过程中产生的汁水，在当地俗称“浆水”，其味酸。吃面食的时候，舀一勺味酸的“浆水”当佐料以调味。传到襄河道，“浆水”被直接称为“酸浆”，就发展变化成了更精致的以酸浆调味的“酸浆面”。其制作更加繁杂精细。不用大缸，而要用大肚小口的陶缸做容器，更易封闭以隔离空气。以襄阳土产的旱地小白菜作主料，且添加小茴香、大茴香等十几种本地出产的佐料制作，味道自然别样。河南的“胡辣汤”，传到襄河道，也因调整了制作工艺，添加了本地食材佐料而改变了味道。在建筑风格上，这里有典型的硬山到顶的北方式样，如山陕会馆；也有典型的重檐叠加的南方式样，如抚州会馆。而具有包容性和创造性的襄河道居民，不光吸收了南北之长，还根据本地气候多雨和汉水多灾的特点，创造出木结构的列架承重，既硬山到顶，又宽檐重叠的“墙倒屋不塌”的民居建筑，既能抗雨淋又能抗水灾。而从襄河道走出去的著名历史人物身上，也强烈地体现出这种文化的兼容性和创造性。如诸葛亮，在襄阳隆中耕读十年，史称其“博览群书”，但到底他读了哪些书，没有记载。可我们沿波讨源，从他的《隆中对》，及后来治国、治军，处理各种政治、经济、民族事务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卓越能力看，可以推测出，他读过并深入研究过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等经典。他是融会各家学说，博采众长而用于实践。又如米芾米襄阳，作为“北宋四大家”之一的书法大师，他的字，被称颂为“风樯阵马，沉着痛快”。而他却是吸收了晋、唐各大书法家的营养，经过自己的消化、融会，终于自成一体，成为一派宗师。可以说，襄河道文化的兼容性和创造性，是一种具有深远历史传统，且渗透在骨子里的特性。河南坠子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传入襄河道，必然要被这种文化特性所影响，所左右。

推而广之，不论根生于此地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外来艺术形式的变异，形成流派，都是该地的历史文化、地域文化的延伸。河南坠子在襄河道流传多年，为襄河道居民容纳，吸收，并必然与襄河道本土文化交流、融会。在长期的渗透、浸润中，赋予它新的因素，新的风格，新的特点，最终形成地域性流派。这正是襄河道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延伸的结果，具有文化发展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