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司法适用空白——审判者心证因适用模糊而受限。笔者调研发现B 直辖市6城区基层法院2013—2014年审结的一审医疗纠纷案件数为762件，其中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为665件[2]，但医疗事故罪刑事案件数为0件，与医疗事故罪同为妨害公共卫生罪的非法行医罪审结数为5件。由此可见，医疗纠纷数量较多，而医疗事故罪却出现了司法适用的“相对空白”。同时，根据《刑法》规定，医疗事故罪有两个结果定罪标准，但在网上已公开的16起案例中，犯罪后果均为患者死亡且医务人员承担主要责任，并无适用“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这一标准定罪的情形，法条适用率偏低。法官缺乏医学专业背景，加之相关认定标准的缺失模糊，或是该罪适用率过低的主要原因。
2．司法认定旁落——过度依赖鉴定结论。在16件案例中，10件进行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5件未鉴定，其中1件依据医疗事故认定书、1件同时委托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过错鉴定，其余均为法官根据事实自行认定（如图1）。由此可见，委托医疗鉴定的比例居高，但也存在不委托鉴定，法官直接司法认定刑事责任的情况。在经鉴定的案件中，判决书部分或全部摘抄鉴定结论，存在鉴定的证据效力绝对化的倾向。医疗鉴定是对医疗行为的临床评估，并非对刑事责任的法律认定，在实践中鉴定结论也经常出现彼此矛盾的情况，法官必须要对鉴定结论进行认证推理。如果直接将鉴定结论作为裁判定案依据，则可能造成认定“失真”。
图1 16起医疗事故罪案件鉴定情况示意图(www.xing528.com)
3．裁判说理不足——简化事实与法律的逻辑映射。在论证过错与因果关系时，判决多使用“严重不负责任”“违反相关诊疗规定”“玩忽职守、疏忽大意”等语句，未能结合案件事实论述“严重不负责任”中的“重大过失”和“因果关系”[3]。直接引用刑法条文表述或鉴定意见中的结论，缺乏对全案病历、物证、书证、被告人陈述、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的综合论证，未能详细说明“严重后果”的具体情况以及“直接因果关系”与本案的关联性，定罪量刑的事实理由说理不足。
4．不可忽视的力量——社会化因素影响审判者裁量。“优秀的法官能够拓展正义的疆域。”[4]司法裁判的过程要查明事实、适用法律、界定责任，同时不能忽视判决的社会作用。医疗事故罪的裁判结果关乎患者及家属、涉案医务人员的切身利益，也会影响到医生职业群体，甚至全社会医患关系。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的今天，判决若未考虑到社会效果，极易引起对判决公正性的质疑，影响司法公信力。根据2014年《医学界》杂志的社会化调查显示：78．9%的民众认为现有医疗事故罪判决结果较轻，应加重处罚；90．2%的医生认为医疗事故罪已处罚过重、对医生的职业生涯影响极大。可见群体预期评价将使裁判的社会化效果差异显著。
5．“以刑逼民”“重复救济”——刑事诉讼成为增加民事赔偿的砝码。在16件案件中13件涉及民事赔偿，6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7件为庭外和解赔偿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比例高达81．3%。从责任主体上来看，由被告人（医务人员）承担赔偿责任的占到84．6%。按照民事纠纷处理的医疗事故，一般由医院承担替代责任赔偿，医务人员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按照医疗事故罪进行处理，不但民事赔偿责任被转嫁到医务人员上，同时被害方会将追诉刑事案件当成民事赔偿及和解时的有利筹码。受害方先进行民事诉讼索要赔偿或精神损失，后在刑事审判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索要后续治疗费，出现“重复救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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