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相关法律并未对自我决定权作出明文规定，一般认为是从《宪法》的一些条文中概括性的把握。[7]林来梵教授认为，对《宪法》中人格权应当作扩张解释，即《宪法》上的人格权应当囊括我国宪法没有明文规定的生命、健康、姓名、隐私、名誉、肖像和语言等等权益，甚至可以包括新兴的环境权、婚姻或性方面的自决权。[8]也有将自我决定权具体化的，例如认为姓名权（取姓命名的权利）一般不属于普通民事权利的姓名权，而应当是宪法基本权利的姓名权，它属于自我决定权的范畴。[9]韩大元教授认为自我决定权是人自主性的一种体现，也可以体现为对生命健康权的一种处置，例如器官移植就是属于此种情形。[10]有关孕妇的堕胎权利也应属于这种权利，但其对于自我决定权到底属于何种性质则未展开论证。[11]与在宪法领域作为一般权利论述自我决定权不同的是，民法领域将其视为具体权利进行界定，认为自我决定权是权利人针对自己具体人格要素进行自我决定和塑造的权利，其性质是对于具体人格权权能进行抽象的一种相对独立的权利，以保护权利人的意志人格为目的。[12]笔者认为，宪法和民法可以从不同层面来界定自我决定权，从而对自我决定权实现不同层次的保护，二者并不矛盾。有疑问的是，自我决定权是否可以受到刑法保护？以性的自我决定权为例，侵犯女性性的自我决定权可以构成刑法上的强奸罪。从实质上而言，强奸罪的犯罪人既侵犯宪法上的自我决定权，同时也侵犯了民法上的性的自我决定权，且侵犯行为已经达到构成犯罪的程度，因此还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这意味着，自我决定权虽实质上受到法律体系的多重保护，刑法作为其他法的保障法理所当然是其保护法律之一。民法上的侵权与刑法上的犯罪可以是侵犯同一种权利的行为，两者只是侵犯程度不同或者说是对同一个侵犯行为的不同评价而已，可以并行不悖。一个行为承担了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免除民事责任，两者同样可以并存。将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相互对立甚至排斥的做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本文认为，刑法意义上的自我决定权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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