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尖端医疗技术是彻底颠覆性的，无法为传统犯罪类型所容纳，必须制定新的罪刑条文。例如，生殖性克隆人技术实质上是无性生殖、制造主体的技术，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殖方式和人本身作为主体的地位。刑事上若要禁止这类技术的研究和运用，无法在现有立法中找到对应的罪刑规范，因此必须制定新的罪刑条文。相反，有的行为虽然是在运用尖端医疗技术的过程中发生的，但因其实质上属于传统的犯罪类型，故不需要制定新的规范。
例如，台湾2011年发生的误植艾滋感染者器官事件。台湾新竹一名38岁的男性意外坠楼，翌日被宣告脑死亡，家属不知其患有艾滋病表示愿意将器官捐出。台大医院的器官移植团队到新竹南门医院取出该名男子的心脏、肝、肺及两枚肾脏等器官。心脏交由成大医院移植至一名患者体内，其余器官由台大医院移植给另外四名患者。手术以后发现，由于捐赠器官的患者是艾滋感染者，导致接受移植的五名患者均暴露在感染艾滋的风险中。此后查明，之所以将艾滋感染者的器官实施了错误移植，是因为台大医院检验师在用英文告知移植小组的协调师检验出HIV 感染为“reactive”（阳性）时，协调师误听为“non－reactive”（阴性），方才允许实施移植。直到手术以后看到书面检验报告时，才发现了错误，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艾滋器官错误移植案件。[20]本案发生在器官移植领域、与HIV 感染有关，但是，在医生明显不具有故意的情况下，问题的核心在于检验师和协调师是否具有过失，感染HIV 的风险是否属于重大损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本案则该当于业务过失犯罪成立要件，不需要专门制定惩罚错误器官移植的罪刑规范。[21](www.xing528.com)
在我国，由于迷信并过度依赖刑法的法律传统，公众普遍倾向于动用刑法来解决问题，一旦出现了以前未发生过的现象，新增罪名的呼声就相当强烈，因此，第一步的甄别就更显重要。一旦出现新型现象，就轻易增加犯罪，既动摇了刑法谦抑性的根基，又损害了罪刑规范的包容性，这样的修改越频繁，刑法就越可能“充满破绽、矛盾和非理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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