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正如隔代亲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一样，隔代教养也并非中国特有。但是，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总体数量，中国无疑更为显著。
20世纪90年代，隔代教养在国外学术界就引起广泛关注并成为研究热点。早在196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老年学家伯尼斯·纽加顿就发现了祖父母隔代教养的五种模型：
传统正经型：循规蹈矩，保持对孙辈的兴趣但不会管太多；
享儿孙福型：享受作为祖父母的悠闲，主要是和孙辈玩；
替代父母型：完全接过养育孙辈的责任；
智慧老人型：作为一家之主给出建议和支持，爷爷和外公通常只控制子女一代；
关系疏远型：不常接触，只在节假日或特殊日子出现。(www.xing528.com)
资料显示，近二十多年间的美国，有5%～10%的18岁以下孩子与他们的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有10.9%的祖辈抚养孙辈至少六个月以上。〔1〕
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替代父母型的隔代教养，多数是父母一代因自身原因或其他社会问题无法继续承担监护责任，使得祖辈必须成为监护人而对孙辈进行教养，除此之外，祖辈参与的隔代教养总体上还是有限的。
但是，我国情况却有极大不同，我们具有自己特色的隔代教养，而且其原因更复杂，隔代教养比例、参与度等，也都明显高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除了前面提到的传统文化背景外，现代中国快速发展的现实也导致了隔代教养在当代中国的新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尤其是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让人们的观念产生了很大的转变。独生子女这代人更注重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他们成为父母后，往往会在自我生存发展和抚养孩子的时间、精力、重心、经验等之间产生矛盾冲突，而祖辈就越来越变成了家庭中的孩子教养的重要力量，也因此形成了中国式的隔代教养特色。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现在城市里的“老漂”一族跟子女同住，担负协助隔代教养孙辈的责任；一种是农村的留守一族完全承担起孙辈的教养责任。
2004年《新闻周刊》报道了一项关于“隔代教育”的全国范围的调查，其结果显示：中国近一半的孩子是跟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长大的。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2017年得出的《中国城市家庭教养中的祖辈参与问题调查报告》也显示，有近八成的城市家庭存在祖辈参与儿童教养的情况，其中儿童成长阶段在幼儿园前的，祖辈参与教养比例为77.7%，在幼儿园期间的，比例是72.9%，到小学阶段，祖辈参与教养的比例仍占60.1%；农村祖辈教育更是高达90%以上。调查还表明，中国绝大多数（93.8%）祖辈乐意参与隔代教养（42.6%属于“非常乐意，主动积极要求参与”，51.2%属于“比较乐意”），而“不太乐意”和“非常不乐意”的比例仅为5.7%和0.5%。〔2〕
目前，全面二孩政策已经推出，祖辈参与教养的比例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特别大幅度的变化，尤其不太会有明显的下降。因此，如何真正发挥祖辈教养的优势，避免隔代教养的负面影响，是我们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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