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城市空间生产层次上，当年马克思对城市及其发展的态度，既不是近代工业化城市发展的代言人，突出强调城市发展“积极”的历史作用，也不是侧重于阐发城市发展的严重后果，进而全盘否定城市。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话语结构清晰地表明：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对于城市化的分析都具有历史辩证的双重维度。
一方面，他们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视角出发，对城市发展造成的“历史性”进步和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例如，马克思说，新兴工业城市已经成为先进民族的经济中心，工业革命使城市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产业系统，引起了一系列技术革新，一个工业部门的发明，引起了其他工业部门的相应平衡的发明。大工业是以大规模地占有空间来庆贺自己的诞生的。工业革命后，城市聚集了巨大的先进生产力，工业生产和商品贸易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马克思认为城市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大工业生产社会化的空间形式，是推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社会交往形式。因此，他们深刻而精辟地描述了城市发展的图景，科学揭示了城市发展的性质、特点、内在矛盾和规律性趋势，形成了一套关于城市发展的批判理论。这对于我们今天分析当代城市及其发展仍然具有科学的价值和意义。
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同样依据城市发展的历史规律而指明它被历史地否定的必然性，即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前景。从历史产生、暂时合理性和存在的必然性上肯定它，同时在超越和阶级历史性层次上否定或扬弃它，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2）当年马克思对全球空间生产的批判。当年马克思始终同时关注城市化和全球化这两个形态的空间生产。当年马克思对全球化的空间生产同样持有辩证的批判态度。一方面全球空间生产活动提高了落后民族的空间生产力，因此必须大唱赞歌；另一方面这种活动使得落后国家的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和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必须受到道德化的批判。(www.xing528.com)
如果说，中年马克思运用交往实践观考察资本全球化的主要着力点在于西欧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扩张中心）的工业城市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规律，那么，晚年马克思则搁置《资本论》的写作而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一个“他者”，即受资本全球化支配和影响的边缘化地区与民族（周围国家），特别是工业欠发达的东方民族的发展道路，开始把空间生产纳入资本全球化的交往实践中来。马克思始终把握着空间生产的全球性的中心—边缘两极效应，并在这两极中保持微妙的平衡。
在资本全球化的空间运动中，落后民族如中国、印度、波兰等都是资本全球空间生产的被动接受者。但是资本在落后民族的空间运动既使一个古老的世界崩溃，造成个人情感上的痛楚，又为它们的人民的解放、它们的社会状况的改善创造物质前提，为这些民族的未来提供更多的欢乐。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说：“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16]
因此，无论是对城市深刻的批判还是对全球空间生产的批判，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构筑自己新历史观的重要条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出场语境之一。这一批判绝不是从某种原则出发的“道德化”抨击和谴责，而是基于历史必然性的分析；不是人为地对城市发展消极后果的先天拒绝，而是对这一后果做历史的否定。“作为创造原则和推动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所铭记的历史真理就是：要喝‘用头颅杯盛的美酒’而不要悲伤，因为‘异化和扬弃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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