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形态建构与资本矛盾分析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生产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空间”^[9]。“社会空间包含着生产关系和再生产关系（包括生物的繁殖以及劳动力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并赋予这些关系以合适的场所。”^[10]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代中国的空间生产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叩问“什么是新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怎样建设新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11]的伟大尝试。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沿海充满活力的城市，每一座城市的空间生产实践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独特的空间理论视野探索新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验室，每一座城市都是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空间生产规律的试验场。

国家提出的“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12]，这是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的转变。因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身的独特空间，所以从一种生产方式转移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生产。当代中国的空间生产如何才能一方面适应生产方式转变的要求，另一方面体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空间生产与空间消费中的空间正义？这个矛盾体现在以下两个更加具体的方面。

第一，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几乎在全世界所有的大城市都存在着“双城记”现象。

城市里随处可见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也可以见到雕梁画栋的花园别墅，还可见流水潺潺、芳草连天的庄园；城市里也有居无定所的流浪者，有五口之家同居斗室的，有家徒四壁的，也有屋低瓦漏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空间生产如何缓解这种二元化城市现象所带来的社会冲击？

第二，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新全球化时代信息和通信技术不均衡的应用使得空间生产不均衡发展，加速城市两极分化。(www.xing528.com)

新全球化时代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着意义重大的空间重构，数字化的资本在电子网络当中已经结成了巩固的攻守同盟，而低端制造业劳动者在国际劳动分工的重新整合中却变成了离散的、地方的、孤立的个体。这种状况现实地反映在当代中国空间生产当中。制造业逐渐从城市中心迁移到了城市的边缘，而金融、房地产、保险等高级服务业却占据了这个空缺，城市空间功能在此过程中得到更替，城市空间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重组。这种更替与重组过程借助于商业化的手段而实现。于是这种重组吸引了多方集中性资本投资——餐厅、零售商、房地产公司、“高层”开发商以及基础设施公司，这使得城市功能中心区的地租几倍甚至几十倍、几百倍地上涨，级差地租Ⅱ喷涌而出，低收入群体被迫从这个新兴的“高起点”区域迁出。

新全球化时代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当代中国的空间生产还表现在信息与通信技术使专家都集中在城市中心，他们用高附加值的服务和制造能力将他们的权力、市场和控制力扩散到更大空间范围。而且这些富裕的专家阶层原本与各个社会阶层混杂居住在传统的社区，但是信息与通信技术的优越使得他们与其他人群社会化地隔离开来。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只在城市中选择利润最高的业务和专业的消费者。居住空间的分化和区隔由此加剧。一般情况下，高收入区和计算机拥有率高、通信花费大的建筑是大型竞争性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首选目标。而投资者对于其他地区往往不会眷顾。越来越多的高技术公司只对那些高价值的顾客提供一整套的服务，这种趋势也强化了围绕富裕人群所在的空间的创新和投资。这就是后工业文明平台时期的空间生产中特有的效应。

用信息技术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过程中如何避免由信息技术不均衡应用造成的空间不正义？

当前中国的空间生产急需解决的矛盾就是如何使得资本条件下高技术支撑的空间生产与社会主义融合起来。当前的空间生产如何既能代表由信息和通信技术表征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又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形态建构进程中的根本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