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空间重组与空间生产：中国高速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与矛盾焦点分析

1.当代中国城市空间形态的重构

当代中国城市的空间形态在三种历史趋势的共同作用下进行着意义重大的重构，这改变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空间生存方式。

第一种趋势是新旧全球化的历史更迭重构当代中国的空间形态。在新全球化历史地平线上，知识资本重构全球劳动分工的空间布局，以实现知识资本的霸权。西方发达国家积几百年工业文明的发展成果，实现了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型，逐步实现了从实体生产向虚拟生产的过渡。发达国家借助于知识霸权对全球制造业的统治开始了，它们不断将工业产业、制造业大量地转移到后发国家，加速后发国家从农业区转变为制造业积聚的城镇；后发国家原有的城市承接了这一转移之后，逐步脱离地方生产体系，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上的一个结点。在区域范围内，后发国家的城市却与周边地区的地方民族工业体系脱节，成为一座满足国际市场需要的制造业孤岛。全球制造业在知识资本的绝对控制下寻求着新的全球空间布局。以知识生产为根本特征的虚拟生产主导着以物质生产为根本特征的实体生产，实体性的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成为后发国家在全球劳动分工空间布局中的必然；而发达国家的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虚拟化、信息化、生态化特征在全球劳动分工空间布局中逐渐彰显。这两种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在以世界城市为结点的全球空间网络体系中相互碰撞。知识资本霸权的实现依赖于流动空间，更明确地说，知识资本的价值增殖必须通过价值的空间转移才能实现，这种转移的通道就是流动空间（在高新技术、劳动力、空间三者之间的互动中形成了以信息流动为特征的全新的空间组织形式，这就是流动空间，它蕴涵的信息组织方式逐步独立于地方社会的组织方式，这就是信息城市或信息空间的微观缩影。这就是信息化城市超越实体城市的本质）。

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新旧全球化更迭的历史过程中，其空间形态的重构表现为大片的城镇联系在一起，成为全球制造业基地，也成为全球知识霸权直接集中控制的区域，并通过对这一区域的控制而掌握更广大的农村。因此，高密度、高积聚的制造业云集造成的城镇化现象，并不说明它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恰好相反，说明这些地区正在成为全球知识霸权控制的场所。

第二种趋势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其内在的产业升级需要也在重构城市和乡村的空间形态。

在国际知识资本霸权的打压下，后发国家及其民族资本逐渐觉醒，民族国家为了维护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民族资本的根本利益，改变本民族在全球劳动分工空间布局中的弱势地位，开始强调自主创新能力，调整现代产业结构，努力上升到全球等级性的产业分工链条的上端。这种内在的需要与全球知识资本霸权外在的压力汇合在一起，塑造了一个以转化土地和空间用途为中心的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运动。

第三种趋势是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建构社会生活的根本生产方式，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的动力源泉，成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根本的物质基础。

空间生产作为一个经济部门，它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促进空间生产的健康发展是提高居民住房水平、改善居住质量、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基本要求，是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投资增长、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力措施，是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扩大社会就业的有效途径。

在当代中国空间生产已经成为备受重视的生产方式。

第一，从有形的物质生产——生产力角度来说，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引领了当代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并提供内在张力。此外，与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相关联的汽车制造（为空间拓展提供动力装置）、航空运输业（为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提供通道）、能源产业（为人员、物资、资讯的空间流动提供能源）、住房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助推器。因此，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表面物质性上成为资本物化的形式。

第二，从生产关系角度来说，隐藏在空间生产与空间消费具体物质形式之后的却是由资本主导的交往实践关系：空间生产既是一种物质生产，又是一种社会关系生产。空间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也是人类所进行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基本方面，是人对自然界的永无止息的并且不可或缺的改造过程，是为人类提供基本栖息场所、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实践活动。空间生产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同时还生产着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空间生产通过生产劳动过程形成了作为商品的空间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还生产了人与人之间的特定的社会化的空间关系；而且这种空间关系一旦作为生产活动的结果生产出来，便反过来成为人们进一步生产的现实条件和前提。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尤其是现代媒体技术的长足进步），人们在生产中创造出来的社会化的空间关系对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乃至整个社会生活过程发挥着愈来愈大的制约作用。空间生产体现了各种社会关系，但反过来又作用于这些关系，工业化在资本全球化时代曾经创造了城市化，而现在却为城市化所创造，即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创造了当代工业生产活动。甚至在今天，这种空间关系的生产在重要性上已经逐步代替了实体空间生产的地位，成为虚拟空间生产的源头。（这里并不是从价值总量上说实体性的空间生产创造的价值量超过了虚拟空间生产创造的价值量。）空间生产从实体空间生产到虚拟空间生产的转变是资本主义社会从国家垄断主义到虚拟资本主义这一根本转变要求最基本的反映。这一转变要求叙事方式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革命变革，历史叙事方式逐步让位于空间叙事方式。

国际资本、民族资本、政府三者之间在上述三种历史趋势面前的互动复杂多变，这种互动关系是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最根本的反映。这三种趋势的互动一方面重构中国在世界劳动分工空间布局中的位置，重组中国的空间结构，促进中国生产力的大发展，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且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空间上真正具备世界意义，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成为世界文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们既改变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空间生存状态，又加速引发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以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为核心的城乡对立、区域发展不平衡、空间所有权流转中的矛盾冲突、居住正义、空间生产的生态化和信息化趋势与实体性的空间生产之间的矛盾……各种问题、矛盾和困惑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空间化的问题谱系，震惊着世界，威胁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威胁到社会安定团结大局的维护。所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列茨说，21世纪全球有两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个是美国的信息产业的发展，一个是中国的城市化。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不仅引起了国家的高度关注，也成为城市学界研究的中心问题。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稳定压倒一切的关键历史时期，这个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和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

2.农民市民化：城市新移民与空间生产的矛盾

在澎湃的城市化浪潮中，大量农民成为城市新移民，这些新城市居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是我国高速城市化历史时期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溢出的具有过渡性的社会阶层。言之特殊，是从经济支付能力和社会地位两个角度来说的。低下的经济支付能力、低下的社会地位在城市新移民与空间生产之间降下了两道厚重的“铁幕”。从经济支付能力来说，由于这些城市新移民难以进入获得性收入较高的职业，通常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从事城市居民自愿放弃的职业，他们的职业特征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平均工资低、劳动条件差、环境恶劣、危险性大、福利少、劳动保障缺乏、教育培训少、替代性强、发展机会少、社会声望低、可交换资源少。这决定了城市新移民只具有低下的经济支付能力。因此，这就在城市新移民与空间生产、空间消费之间降下了一道厚重的市场“铁幕”，使得城市新移民一般情况下无法承受房地产市场空间消费品开列的“天价”。而且，这些城市新移民通常与信用事业无缘，城市中客观存在的金融歧视使得新移民无法借助于金融资本的帮助实现超前消费。从社会地位来看，一般说来，城市新移民与城市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结成了一种天然的联盟，他们与城市的关系是一种简单的雇用化的经济关系，而不发生政治联系、社会联系，他们处于城市社会结构的低层，他们是城市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缺乏社会权力。而且，城市居民对城市新移民的不信任、反感、隔膜、疏离构成的社会排斥力非常之大。此外，当代中国城市新移民与城市居民在根本上代表着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甚至与后工业文明之间的剧烈撞击与艰难融合。城市新移民这样的社会地位与城市空间生产消费化趋势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厚、无形的矛盾：空间生产中的消费化倾向越发明显，每一个居住社区都铭刻着特定的社会特征。一般说来，城市的每一个社区及它的住宅总体上具有象征性的价值，这归因于舒适的环境、已确立的社区邻里情感和社会名望、社会身份，这些都是资本条件下的空间生产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即使城市新移民在房地产市场上竭尽全力获得了居住空间，他们的身份标识、文化水平也难以使他们迅速融入社区的日常生活。

3.城市化与工业化高速推进剥夺农民土地

中国遭遇新全球化历史语境，逐步进入后工业文明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劳动分工空间布局的重构，与此同时中国内在的工业化、现代化需求这两股力量在中国引发了以国际制造业空间聚集为特征的城镇化、城市化、工业化浪潮。

工业化、城市化必须要有立足之“地”。城市内部土地资源极其有限，可满足工业生产需要的土地资源的供给只能是城市边缘的农民的土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发展都要受到生产力发展内在的客观规律的制约。即无论哪个国家要实现工业化都必须具备大工业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生产要素，比如土地、劳动力、货币资本。因此，从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个角度来看，土地征用批租对土地资源的重组和开发是历史进步的必然，是工业化的必然选择。我们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英国的圈地运动中也看到同样的结论。圈地运动是特指15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贵族用暴力大规模剥夺农村居民土地的历史过程。这种对内剥夺农民的方式为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彻底确立奠定了基础。但是与英国圈地运动在根本性质上决然不同的是：征地批租开发是为了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了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快速转型这个目标而实施的政府行为。但是农村集体组织在具体实施征地批租开发的过程中过度占有农地非农化收益，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这表现在：“在土地征用中低价强征强占农民承包地，截流、扣缴农民的补偿安置费用，不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在土地承包和流转中，强制调整或收回农民承包地，强迫农民流转承包地，非法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截流农民土地流转收益，等等。”^[6](www.xing528.com)

我们认为，其中问题的根源不是土地供求矛盾，而是正如林毅夫教授的观点，“问题是基层政府作为交易方参与其中，先由政府把土地从农民手中征过来，然后作为土地的出卖方，卖给土地下一个使用者”^[7]。我们认为这是各种资本与基层政府权力的相互结盟，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牟取各种利益。农民的土地具有双重功能，它既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又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而失地农民问题必然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4.大规模城市改造调整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市场化地剥夺了城市居民

当代中国已经进入大规模城市更新改造运动时期。其根本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空间生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要求调整城市空间结构。当代中国空间生产已经成为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增长极，这就一方面要求城市成为一定区域经济增长、贸易集散、技术进步的中心，进一步强化城市的中心功能作用；另一方面要求城市基础设施完备，营造支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以保证中国高速城市化获得生态支持。

第二，当代中国空间生产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要求。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空间生产必须应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空间区位关系的变化。快速城市化期间成为繁荣的制造业企业中心的城市内部空间正在经历制造业就业量下降的过程，城市核心空间吸引了以金融、保险、房地产业为主的服务业，特别是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商业高层办公集中区大批涌现在城市功能中心区。而制造业工厂则迁往处于城市边缘的工业区，或者从工业发达地区迁往工业欠发达地区或国家。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由于管理条块分割、单位所有制，造成城市结构分散和布局混乱。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中国沿海城市在全球化浪潮中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产业结构逐步调整升级，这就要求重组城市空间，调整城市空间结构。

第三，通常，旧城普遍存在布局混乱、房屋破旧、居住拥挤、交通阻塞、环境污染、市政和公共设施短缺、名胜古迹及绿地遭受破坏等严重问题，生活在其中的旧城居民苦不堪言。要求正常的城市空间居住权，享受正常的城市基础设施便利的权利成为这些居民的普遍心声。（但是，这些居民盼望的是就地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居住环境，惧怕搬迁，因为一搬迁通常就不在城市良好的区位内，只能搬迁到城市的边缘去。旧城改造成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因此，城市更新改造势在必行。但是当代中国的旧城改造通常是商业化地进行的。商业利润是旧城改造考虑的首要问题。商业化地改造旧城是无可厚非的路径选择。房地产开发公司作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会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赢利成为其开发的根本目的，这种积极、迫切的目标激发其创造各种有效的方法去促进土地利用，间接地使土地最有效地配置到经济活动中去。但是由于国家、地方、企业、金融界、海内外商界共同参与投资，形成旧城改造这种空间交往实践中的多元化的利益主体。根据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我们必须指出随着我国城市土地使用走向市场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级差地租得以形成，要求土地配置遵循城市土地区位价值规律，按其位置所取的最高指标租金确定其用途，逐渐使土地资源实现最优化配置，使高效的第三产业向城市中心集中。这一变化会导致城市土地出现大规模转换。城市土地绝大部分将转向商业用途。在这种空间重构过程中获得的丰厚利润如何正当地实现在政府与开发公司、城市居民之间此消彼长的横向利益分割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通常，当前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在调整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过程中市场化地剥夺了市民的居住权，即拆迁户在土地、空间功能大规模的转换中被从城市中心区驱赶到城市的边缘区去。这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城市社会运动，拆迁户的悲剧时有发生。我们从包亚明先生在《游荡者的权力——消费社会与都市文化研究》中提供的上海“新天地”这一个案研究可以看出其中的矛盾所在。^[8]

“新天地”广场是上海引人注目的一个消费主义的新都市空间。它由上海市卢湾区政府与香港瑞安集团联手打造，其中交错着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利益，新都市空间的生产过程中既存在双方共同的利益追求，也存在着各种分歧，甚至冲突。在这一过程中，“协商”（negotiation）的策略得到了创造性的发挥。在历史上，卢湾区一直同时扮演着政治与经济两方面的重要角色，改造后的“新天地”广场将意识形态的政治因素与消费主义的商业因素奇妙地融合在一起。旧区改造与高利润的房地产市场同步发展，这使得太平桥地区的开发成为卢湾区最重要的建设项目。如果说旧区改造更多的是与城市形象的改善、与地区政府的政绩联系在一起，那么，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则与地区政府的经济收益密切相关，这一收益不仅来自单一地块的土地批租，而且也来自在这一地块上的房产成功销售后所带来的周边地域土地的增值。可以说，政治与经济的收益都是通过空间生产来完成的，而且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这两方面的收益常常是互为表里、水乳交融的。

值得一提的是，卢湾区在旧区改造与新空间生产过程中所做出的策略选择常常是开创性的，这种策略选择使得卢湾区政府在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都大有收获。在上海旧区改造过程中被广泛采纳的“毛地批租”模式就是由卢湾区政府首创的。这是卢湾区政府对打浦桥地区进行旧区改造时发明的。打浦桥区的居住环境很差，区政府一直想加以改造，但因为缺乏拆迁和安置资金，一直无法事实改造。1993年，卢湾区政府在批租打浦桥“斜三地块”时，首创了由土地承租人负责全部拆迁和安置职能的“毛地批租”方式。在这以前，上海的土地批租采取的都是“熟地批租”的方式，即由政府完成拆迁以后，将空地批租给承租人。“毛地批租”不仅增加了承租人资金支付上的压力，而且也在很多方面增加了承租人的风险。风险与收益的种种得失，往往需要批租和承租双方进行艰苦的谈判与协商。在这一过程中，致力于空间生产的双方的策略选择及其协商的结果往往会在新空间中打下各种烙印。新空间的生产，往往没有明确的蓝本，策略选择和突破，包括各种规章约束的想象力，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新天地”的空间生产同样也充斥着策略和想象的因素。“新天地”所在的空间改变了原先的居住功能，赋予其新的商业价值。

“新天地”的投资方虽然主要是香港瑞安集团，但是“新天地”是一个合资项目，瑞安公司的合作伙伴是卢湾区政府所属的上海复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它占有3%的股份。当时上海复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参股是基于几种考虑：首先，“新天地”如果是独资项目的话，它所产生的税收将会被算作市财政税收，而如果作为与本区公司合资的项目，那么税收将属于区财政税收。其次，合资的形式有利于双方沟通交流。再次，合资的形式方便了项目的操作事实，有利于动迁和配套工作的展开。“新天地”所在地块的动迁是委托上海复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所属的子公司五心置换公司等几家单位共同完成的。开发商为动迁这个地块上居住的近万名居民，花费了超过六亿元人民币。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没有本区公司介入的话，动迁的成本肯定会不止这些，而且时间也有可能拖长。

商业拆迁中，政府拆、政府判使拆迁过程难以保证被拆迁户的权利，政府代理开发公司的拆迁是政府不恰当地介入市场的行为。而一旦介入，政府难免倾向于对地区有大投资的房地产商的利益，而侵犯动迁户的权利。

媒体中极少出现“新天地”地区的动迁户，即使出现也没有告诉我们动迁户本来的生活状态，以及即将面临的生活的巨大变动。在媒体中，我们既看不到动迁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也看不到动迁户对于自己的生存空间的真切描述。媒体通常只强调动迁户住新楼的意愿，而有意忽略了住什么样的新楼、哪里的新楼和多大的新楼等细节性的资料。

在当代只有读懂空间化的资本话语，只有认识空间化的资本霸权，我们才可能认识市场条件下空间生产的面貌，才能获得当代的空间生存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