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对土地的盘剥深度解析

土地的自然特性使其具有特殊的经济属性。土地的自然属性包括位置固定性、面积有限性、质量差异性、使用耐久性四个方面，这使得人们只能就地利用各种土地；人们必须节约、集约土地资源；人们必须因地制宜地合理利用各类土地资源；人们必须确定土地利用的合理结构与使用方式，以取得土地利用最佳综合效益；人们必须认识到土地不像其他物品在使用中会逐渐丧失其使用价值，土地不会在使用中丧失作用，在土地上各个连续的投资能够带来累积的利益。^[7]土地的这些自然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决定了人们在土地使用中的利益交往关系。这些利益交往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土地供给的稀缺性使土地所有权垄断和土地经营垄断成为可能。

（2）土地的区位效益性使资本在空间上的投资表现为有选择性地在某一区位上大量集聚。这造成核心城市的商业中心或工业中心的土地“寸土寸金”。

（3）土地利用方向变更的艰巨性和土地利用后果的社会性强化了空间功能的区分作用。因为在地上或地下实施建筑后，由于建筑设施使用周期长，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该土地的用途难以更改，因此，在土地开发之前应该有一个空间功能的明确规划与区分。

根据土地的自然属性及其引致的利益交往关系，我们认为资本对土地的盘剥具有两个路径：其一是外延式盘剥，即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空间扩张侵占农村居民的居住用地和农业用地；其二是内涵式盘剥，即在城市内城改造更新运动中对城市原住居民的居住用地和公共用地的盘剥。

1.资本对农村居民土地的盘剥

资本原始积累的手段之一是用暴力直接剥夺农村居民的用地，使农业劳动者与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互剥离，土地大量集中，形成大土地所有者和流离失所的无产者——可供工业资本盘剥的人身材料。这个“圈地”过程普遍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但是这个过程开创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社会条件，这建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这就是资本原始积累必然发生作用的道路，也是它在这个领域中长久以来实际发生作用的道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明确地说：“这些方法^[8]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9](www.xing528.com)

现代化过程中工业资本的扩张必然要求在空间上占据一定面积的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互动中，资本最希望获得的土地供给来源是城市边缘区的农业用地。原因之一是城市和乡村结合的边缘区的农业用地只需少量或不需清理费用，就可以直接使用；原因之二是接近工业原材料的来源地；原因之三是靠近城市这个巨大的工业品消费市场，可减少营销成本；原因之四是可以便利地使用城市提供的基础设施；原因之五是吸收利用城市中大量资本的集聚效应。

如果农村土地的所有者是个人，资本可以直接通过商品买卖获得土地；若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但是使用权属于个体农民时，资本往往通过当地公共权力机构获得土地。通常的做法是地方公共权力机构以集权的方式统一征地，然后再出让给资本家。在理论上可以认为公共权力机构把通过差价获得的资金作为土地上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而在实际的运作中，当资本与地方公共权力机构的合作缺乏有力的社会监督机制时，资本与地方公共权力机构成为农村居民土地的合谋者。尤其是民族国家在自主输入型现代化进程中地方公共权力机构为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在大力吸引投资的时候，往往用各种办法把农民的土地廉价或无偿地出让给资本，而农民则象征性地获得合法的城镇居民身份，同时农民原先部分的生活资料则变成了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农民必须进入工业资本家的工厂以工资的形式挣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由农村土地提供的工业原料则成为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农民必须为别人劳动才能维持生活，而且不得不到市场上去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留恋原始的丰富的农民硬生生地变成了工人。工业资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发展所需要的空间要素，这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把农民抛入市场的大潮，使之进入到充满风险的市场波动中。市场条件下的“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他们需要更多的人文关怀。

2.资本在城市内城改造更新运动过程中对土地的商业化盘剥

在资本的驱动下，城市内城改造更新运动基本上是进行单一的商业性开发，即对城市破败区域清理改造进行商业开发，而这种开发通常是以牺牲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利益为代价，其结果是忽略了开发地域中人的需求，破坏了稳定的社区关系，消灭了低收入阶层可以借以糊口的诸如修鞋、修雨具、收旧货等等生存手段。内城改造更新运动通常是以振兴城市经济为目的的商业性开发为主，垄断资本借此机会大肆扩张。垄断资本在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借助于地方政府的力量攫取土地垄断经营权，推动地方经济的繁荣。而地方政府则为了筹备提供“集体消费品”所需的资金，又必须求助于垄断资本的商业性开发，在地方经济繁荣后增加税收来源渠道。于是地方政府与垄断资本合谋城市居民的土地，其最直接的办法是对城市功能中心区的居民拆迁安置。垄断资本鼓动地方政府在城市边缘地区征地并在其上建造廉价的高密度的住宅区，提供给拆迁户少量的补贴后把他们安置在新建的边缘区域的住宅区里；或者直接低价强制购买居民的住宅。在这个过程中，垄断资本和地方政府共谋了城市功能中心区居民住宅土地的区位级差地租。城市土地地租的高低是以地理位置和离功能中心远近为主要决定因素。城市功能中心区的地租最高，而离中心越远的地方，地租就越低。特别是商业地租更是如此。“作为商业地租实体的超额利润与商业企业所在位置决定的顾客密度及其营业额等指标正相关，由于受顾客密度的影响使商业地租从市中心繁华区向城市边缘区的递减幅度增大。”^[10]垄断资本和地方政府通过协作各得所需。

这种操作在客观上繁荣了经济，甚至有时与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相互促进，尤其是资本主义从沉重向轻灵^[11]转变的过程中，垄断资本操控下的内城改造更新与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两者相得益彰。但是，这种操作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城市贫民窟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由于垄断资本的作用，动迁的居民如果没有相应的购买力，那么就不可能获得居住设施完备、交通便捷、教育医疗购物休闲配套设施齐全的住宅小区，就只能到边缘区域的安置拆迁房内聚居。边缘安置拆迁聚居区是贫民窟形成的起点，因为这些地区通常没有良好的公共卫生设施，歹徒横行，学校质量较差，医院肮脏，交通设施不完善又缺乏职业训练机会，这里很快就被物质贫乏和精神颓废的汪洋大海所吞没。在资本的条件下把弱势群体尤其是贫困者与社会文明相互融合是难以做到的，因为资本在城市更新改造运动中追求对土地的盘剥时是丝毫不负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