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细解读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空间思想研究

大卫·哈维原本以研究19世纪英国肯特郡的历史地理为起点，坚持实施地理学实证主义化，1969年出版的《地理学中的解释》成为英美人文地理学革新运动中的圣经，标志着他在这一学术领域中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但是哈维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到20世纪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深度和广度上加剧，在其批判反思中他发现费边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研究路径缺乏解释力；他把马克思的著作视为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关于资本主义的学问，向马克思主义寻求思想资源，于是早期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立场发生了彻底的逆转，逐步走向马克思主义立场。

大卫·哈维应用列菲伏尔式的历史—空间—社会三维辩证法，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综合运用地理学家特有的空间观察力和犀利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弊病批判力，开创性地把空间生产作为一个积极的因素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核心，把马克思主义空间化，重构了当代马克思主义。

大卫·哈维的空间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按照其著作出版的年代序列，到目前他关于空间思想的主要著作有《社会正义和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资本的局限》（The Limits to Capital）、《资本的城市化》（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意识与城市经验》（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后现代性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希望的空间》（Spaces of Hope）、《资本的空间：走向批判地理学》（Spaces of Capital：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等等。

在1973年出版的《社会正义和城市》中，哈维充满社会关怀地把社会正义引入并作为其地理学研究的重心。书中体现了他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的失望与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兴奋。这是哈维的立场开始向马克思主义逆转的标识。

在哈维此后的研究中，他致力于寻找能够帮助理解城市问题的理论。1982年出版的《资本的局限》一书，哈维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核心出发，伸展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批判社会理论广阔的领域，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赋予《资本论》和资本主义以一种具体的空间视野，这在理论原创方面是一项主要的壮举。他认为，不解决固定资本问题就无法理解城市问题，例如城市住房市场的根本问题是金融资本问题；固定资本的构成具有暂时性，它与货币流动、金融资本联系在一起。

1985年，哈维同时出版了《资本的城市化》和《意识与城市经验》两本书，他认为城市不是一个物而是一个过程，它并不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因此城市化研究必须关注资本积累过程，关注劳动力、商品以及货币资本的变化流动，关注生产的空间组织和空间关系的变革，关注以领土为基础的阶级联盟之间信息和地理的冲突等等问题。正是从这些角度看，地理作为一种景观，它是具有某种特殊空间构型的人工环境的“第二自然”，这种“第二自然”是在资本的控制下生产出来的，因此直接体现了政治权力。^[38]

1989年出版的《后现代性的状况》撩起了作为文化体验的后现代主义的神秘面纱，以空间的生产及其体验为中心线索，探寻后现代主义文化形成的具体机制和过程，既不赞同现代主义以其非人性的信条，用理性规划的刻板模式毁坏了城市；也不认同后现代主义尊重城市的自然发展和无序格局的价值，促成建筑风格的自由多样性，强调个性化的美学追求，空间属于一种美学范畴；人们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在品味新的时空体验时，必须深入经济领域，探索其深层的变化。哈维认为现代主义非人性的发展现实的出现，不是因为过于遵从规划原则，而是因为规划者屈服于市场的压力。另外，建筑风格的多样性，除了依赖于审美能力的解放外，也依赖于技术革新带来的新材料的新功能。即使建筑艺术想象力真的开花也只会导致新的千篇一律，诸多后现代主义者过于天真烂漫。后现代性出现的根本基础建立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之上：货币资本逐渐脱离了物质生产领域，实现了空前的自主权，金融过度膨胀；在全球范围内，金融资本的无处不在和反复无常使得当前生存的基础难以捉摸，虚拟资本的运动规律在主观上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深受其害。城市中文化工业的繁荣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

1996年出版的《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首先指出，空间、位置、时间和环境等非常基本的地理概念是任何历史唯物主义者了解世界的核心，并以“过程辩证法”为中心创立“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期系统解决地理问题。其次，马克思虽然反对社会正义的想法，反对把社会正义问题看作以纯粹的分配措施解决生产方式的问题，但是马克思认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都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要素，彼此不可分割又相互独立存在。站在坚持解决生产方式问题这个基本立场上，哈维把“社会正义”引入以地理学想象为基础的社会理论的中心。在当今世界，如果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存在着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关于权利的虚张声势。如果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了关于权利的思想，他们就失去了解决生产方式问题的力量。

2000年出版的《希望的空间》以空间为切入点批判现代工业社会，以不平衡历史地理发展为轴心分析当代全球化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及其后果，借西方乌托邦传统谋划每一个作为类成员的人完整地享有的尊严和尊重，寻求一种更加普遍化的替代方案。

书中认为《共产党宣言》具有特定的空间和地理维度，它独特地论证了资本寻求“空间调控”的理论：关于地理转型、空间定位和不平衡地理发展在资本积累的漫长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不断地转向为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多数明显表现为在一特殊地理范围内的资本过度积累）进行“空间定位”的过程，再加上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形态不平衡地嵌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样就产生了“资本积累的全球历史地理学”。资产阶级通过一系列地理学手段采取迂回战术，从外部破坏、从内部推翻以地方为限的封建势力。通过这些手段，资产阶级还把具有军事、组织和财政力量的国家变成自己野心的执行机构。而且，资产阶级一旦掌权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凭借着内外部的地理转型来继续追求自己的革命使命。在内部，大城市的创建和快速的城市化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同时使前者脱离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并迫使农民成为附属的阶级）。城市化使劳动力和生产力在空间集中，把分散的人口和私有财产转变为最终在民族国家法律和军事机构中得到工具的大规模集中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当交通和通信系统、劳动的区域分工和城市基础设施成为资本积累的基础时，“自然力”就必须要服从于人的统治了。^[39]

哈维从七个方面对《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进行空间化的重构：第一，《宣言》把世界分成“文明的”和“野蛮的”民族这种方式不适合时代的要求；第二，《宣言》正确地强调了通过交通和通讯的创新和投资来减少空间障碍对维持和发展资产阶级权力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而非已经完成的过程；第三，《宣言》缺乏对世界领土组织的关注，特别是资本主义的领土组织；第四，国家是对积累和阶级斗争动力产生影响的众多调节机构中的一个，但是《宣言》缺乏对货币和金融的调停机构进行分析，缺乏对金融和货币资本在组织资本积累的地理动力方面的作用进行深刻的分析；第五，《宣言》坚持认为资产阶级革命使农村屈从于城市，认为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为更加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治奠定了基础；第六，《宣言》假设革命行动的关键在于因迅速城市化而产生的工业无产者，忽视乡村、农业和以农民为基础的运动的革命潜能；第七，“无产者（workingman）”和“劳动力（labor power）”在高度多样化的地理领域内的同质化是反对资本权力的恰当基础。

【注释】

[1]任平：《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页。

[2]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3]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4]任平：《交往实践与主体际》，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281页。

[5]理查德·瑞吉斯特：《生态城市——建设与自然平衡的人居环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页。

[6]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7]王正平：《环境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8]参见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十六章第九节“规划城市的生长发展”。

[9]参见万书元：《当代西方建筑美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194页。

[10]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页。

[11]Henri Lefebver.Writings on Cities，selected，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E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Blackwell，1996，p.138.

[12]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

[13]参见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

[14]参见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www.xing528.com)

[15]参见汪正章：《建筑美学》，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

[16]参见万书元：《当代西方建筑美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17]以下四方面的详细论述内容引自万书元：《当代西方建筑美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205页。

[18]参见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版。

[19]曼纽尔·卡斯特：《信息化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0页。

[20]任平：《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1页。

[21]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Tr.Sacha Rabinovitch.London，1971，pp.190－191.转引自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22]这部分内容参见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3]参见：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39—141页。

[24]爱德华·W.索亚：《第三空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191页。

[25]Foucault，M.（1980）‘Questions on Geography’，C.Gordon（ed.），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Writings1972—1977，63—77.转引自夏铸九：《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湾明文书局1998年版，第225页。

[26]Foucault，M.（1986）‘Of Other Space’，Diacritics 16，22（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ay Miskowiec）.转引自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页。

[27]Foucault，M.（1980）‘Questions on Geography’，C.Gordon（ed.），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Writings1972—1977，63—77.转引自夏铸九：《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湾明文书局1998年版，第225页。

[28]Foucault，M.（1986）‘Of Other Space’，Diacritics 16，23（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ay Miskowiec）.转引自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8页。

[29]Foucault，M.（1986）‘Of Other Space’，Diacritics 16，23（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ay Miskowiec）.转引自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5—26页。

[30]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2页。

[31]爱德华·W.索亚：《第三空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192页。

[32]丹尼尔·托马斯·普里莫兹克：《梅洛-庞蒂》，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0—21页。

[33]参见：Urban Sociology.Capitalism and Modernity.Mike Savage and Alan Warde.Macmillan，1993，p.28.转引自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34]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77—478页。

[35]曼纽尔·卡斯特：《信息化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页。

[36]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页。

[37]曼纽尔·卡斯特：《信息化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252页。

[38]参见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9]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5页。